邓小平是否参加遵义会议的几个谜团

邓小平是否参加遵义会议的几个谜团" />

文/薛庆超

长期以来，邓小平是否参加遵义会议、邓小平以什么身份参加遵义会议、邓小平在遵义会议上的会议记录究竟到哪里去了等诸多问题，经常成为各界争论的热点。本文根据文献资料、历史亲历者回忆以及笔者在历史发生现场实地的调研和长期从事邓小平研究与党史研究的积累，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邓小平长征前期的身份？从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红星》报主编到中共中央秘书长

1934年10月，“左”倾教条主义给各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工作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长征初期，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红星》报主编邓小平随红军总政治部机关被编在军委第二野战纵队，亦称“红章纵队”。这时，原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色中华》《斗争》等报刊相继停刊，《红星》报成为长征中唯一的报纸。在紧张的行军、战斗间隙里，每到一地邓小平总是先编《红星》报，为正在浴血奋战、冲锋陷阵的红军指战员提供“精神食粮”。长征的过程实质上是党和红军从血的教训中逐渐深刻认识“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并最终将其抛弃的过程，也是一部分曾经受过“左”倾教条主义影响的中央领导同志逐渐觉悟并走上坚决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过程。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和思想斗争，逐渐达成共识，统一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从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开始在中共中央占据主导地位，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奠定了可靠的思想基础、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

长征前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因毛泽东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排斥，邓小平也遭到错误“批判”，被打成“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集团”头子。从黎平会议开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发生重大变化，也使邓小平理所当然地受到信任和重用。黎平会议后，“邓小平被调离《红星》报主编，接替生病的邓颖超任中央秘书长”。1965年邓小平再次来到遵义会议纪念馆参观，“据他回忆是毛主席提议他当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后，主要负责中央会议的记录、中央机关工作的协调、中央领导同志的生活和中央机关的警卫等工作。

二、邓小平是否参加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期间，李一氓与邓小平同住一室，“晚上曾听小平同志谈遵义会议的一些情况”

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遵义会议纪念馆的老专家经过仔细考证，确认“1935年1月9日，邓小平随中央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与总政治部宣传部的李一氓、潘汉年、黄镇等一起住在遵义天主教堂附近一个知识分子家里。这是邓小平第一次进遵义”。遵义会议前后，红军曾经先后两次占领遵义，1935年1月红军第一次占领遵义期间中共中央举行了遵义会议，1935年2月红军又第二次攻占了遵义。邓小平两次进驻遵义期间的住地不同。互联网上一些人之所以对邓小平在遵义的住地提出异议，就是因为一些回忆材料没有明确区分红军两占遵义的史实。

邓小平是否参加遵义会议的几个谜团" />

1958年11月3日，邓小平、杨尚昆在李井泉等陪同下参观遵义会议会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出席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般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洛甫），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陈云，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秦邦宪），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出席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有：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少年共产主义中央局书记即共青团中央局书记何克全（凯丰）；参加会议的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杨尚昆，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等；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此外，共产国际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和担任李德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列席会议。邓小平在遵义会议上没有发言，“根据现在的回忆推断，秘书长的职责是整理会议记录、整理文件、文件归档、收发信件和起草命令等”。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李一氓晚年回忆说，遵义会议期间与邓小平同住一室，“晚上曾听小平同志谈遵义会议的一些情况”。

三、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时的身份？杨尚昆说：“（周恩来）总理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他是党中央秘书长。”

1958年，遵义会议纪念馆派人查证遵义会议参加者时，“周恩来等一些亲历者均证实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然而，当时党史界、近现代史学界并不知道周恩来的话。“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蓄意把水搅浑，颠倒黑白，歪曲历史，在邓小平是否参加遵义会议问题上制造混乱。因此，改革开放前，关于邓小平是否参加遵义会议没有定论。改革开放初期，亲历长征的老同志、党史界和社会各界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在革命回忆录、党史著作和党史展览中，当写到遵义会议参加者时，再次肯定了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史实。

邓小平究竟是以什么身份参加遵义会议，说法不尽相同。在国内外研究遵义会议的著作里，主要有以下几种介绍：其一，在遵义会议“其他参加者”中列有“邓小平”的名字，在遵义会议“改组后的党中央领导机构”中列有“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其二，邓小平以《红星》报编辑的身份出席了遵义会议；其三，《红星》报主编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列席了会议；其四，“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上面的这几种说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国内外各种书籍广泛采用。但是，一些研究者又产生了新的疑问：《红星》报编辑、或者《红星》报主编能够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吗？其实，关于邓小平是否参加遵义会议问题，周恩来早就作了明确回答。周恩来的“证明”是这样披露出来的：1984年，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专程来到中国，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进行实地采访。同年10月26日，长征中担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务的遵义会议参加者杨尚昆会见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当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询问杨尚昆邓小平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时，杨尚昆回答：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到遵义，遵义的同志问都是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又问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了，我说好像不记得他参加了。回到北京，我问周总理，总理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他是党中央秘书长”。对此，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专门记载说：“邓自己记得是出席了会议，杨尚昆将军亲自进行过一次调查。杨出席了会议，但不记得邓是否也在场。七十年代初，杨曾问过周恩来总理。周说邓确实在场。后来杨回忆起他看到邓坐在一个角落里忙着记笔记———不是为了《红星》报，就是因为他是秘书长才记笔记的。”

真正确凿无疑地弄清楚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时的身份，确实需要严谨细心的史学考证，由于缺乏文献资料，甚至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3年2月定稿、1984年9月公布的《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虽然确认了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历史事实，却对邓小平以什么身份参加遵义会议尚未完全弄清楚，只能根据老同志的回忆原封不动地写道：“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解放，党史研究也在不断深入，许多过去被视为“绝密”“核心机密”的文献资料、老同志回忆、中央领导成员生平任职情况、中央领导人的内部谈话逐渐被披露出来。关于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遵义会议的历史材料也相继公开：一是邓小平过去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中，关于遵义会议前后的职务一直填的是中央秘书长。二是邓颖超说过，遵义会议时，邓小平是中央秘书长。三是1984年有关部门在为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中国主要领导人的传略条目时，曾就此问题请示过邓小平本人，邓小平说自己1934年底开始任中央秘书长。四是1984年10月26日杨尚昆答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就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时任职的提问时的回应。

四、邓小平对遵义会议会址的认定，说明他对参加遵义会议有着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他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确凿无疑地指出：“会议就在这里开的，我就坐在那里。”

从1958年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多次到遵义。1958年11月，邓小平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协作区主任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贵州省委书记兼省长周林等领导同志陪同到遵义指导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在此期间，11月3日邓小平等来到遵义，首先参观遵义会议会址。进门之后，邓小平故地重游，触景生情，十分兴奋。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仿佛又回到当年那令人难忘的战争岁月。他仔细地看着一楼每一间房子，观看室内陈设的物品，不时与同行者述说当年的情形。当他走进阔别20多年的遵义会议会议室后，看到房间里仍旧是当年陈设的样子，立刻想起了当年开会时的情景。邓小平对随行的同志肯定地说：“会议室找对了，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接着，他指着会议室里的一角说：“我就坐在那个角里。后面是蒋家大院，大家都住在那里，现在没有房子了。原来那个院子结构复杂，几进院子。在走廊上议论走四川的问题，那个时候觉得走廊很宽，现在窄了。”邓小平的记忆十分准确，这个地方后来进行过维修，同当年的原貌有所变化。此前，遵义会议纪念馆以及社会各界尚不知道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情况，陪同人员将邓小平的谈话一一记录下来。

邓小平是否参加遵义会议的几个谜团" />

1958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视察遵义。

1965年，邓小平再次来到遵义。当时接待邓小平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的一位老馆长说：“小平同志对遵义、对遵义会议很有感情。第二次1965年这次来呢，就是我接待的这一次，他一踏进这个地方很兴奋的，一直走到会议室。小平同志就跟身边的同志讲，他说我坐在会议室的一角，临窗的这一角。”

五、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在遵义会议上负责会议记录，他亲笔记录的《遵义会议记录》究竟去了哪里？

在遵义会议上，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担任会议记录。但是，迄今为止，遵义会议记录却一直没有发现。《遵义会议记录》究竟在什么地方？长征过程中，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装在几个箱子里，称为“挑子”，由人挑或用马驮，随中央机关一起行动。中央主要负责人走到哪里，“挑子”就跟到哪里。遵义会议后，“左”倾教条主义代表人物博古（秦邦宪）离开中央总负责人领导岗位时履行交权手续，就把“挑子”交给代替他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洛甫），史称博古“交挑子”。

遵义会议后，装着《遵义会议记录》的那个“挑子”究竟到哪里去了呢？第一种可能，红军四渡赤水时，炮火连天，敌机轰炸，驮着“挑子”的骡马在过浮桥时，突然受惊，失蹄落水，“挑子”沉落到赤水河中。当时，天上有国民党军队飞机进行轰炸，四周有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中共中央机关自然也就顾不上仔细清点丢了什么东西。《遵义会议纪录》恰巧就在跌落赤水河的这个“挑子”里面，永远遗失了。第二种可能，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进攻延安之前，中共中央机关“坚壁清野”，把一大批中央重要文件装箱、进行防潮处理后，运到延安郊外的荒山野岭之中秘密掩埋了，准备等到中国革命胜利后再把这些文件取出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时，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经迁到了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经过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中国革命、建设一直在胜利发展，重大任务一个接着一个，等到有人想到延安郊区埋藏的这批中央文件、派人到延安附近寻找时，发现由于多次天降大雨，山洪暴发，原来所有的痕迹、标记已被冲刷得一干二净，谁也记不得兵荒马乱之际这批中央文件到底埋藏在什么地方了。以上两种可能中，前一种可能性更大些。因为如果长征中《遵义会议记录》没有丢失的话，在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主持编辑中央文件汇编《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时，就会把这个重要文件选编进去。既然《六大以来》没有把《遵义会议记录》编入，说明这份文件可能在长征中就已经遗失了。第三种可能是刘英晚年的回忆：“遵义会议的记录和长征中遵义会议前的中央会议记录，都是放在一个铅皮箱子里的，挑这个文件挑子的红军战士，在过草地的时候，人和挑子一起陷在沼泽地里了。因此，遵义会议记录再也看不到了。”当时，由于红军长征经过的草地的特殊地质结构，挑着中央文件箱子的红军战士陷入草地沼泽时，其他人难以实施有效救援，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红军战士和中央文件箱子一起陷入沼泽泥潭之中。此外，前些年，博古（秦邦宪）家人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里写道，博古（秦邦宪）在遵义会议上自己亲笔记录了一份《遵义会议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家人看到过。“文化大革命”初期，家人担心保存博古（秦邦宪）记录的《遵义会议记录》招灾惹祸，就悄悄把它烧毁了。这种说法，在历史研究中属于“孤证”，孤证不能成立。但是这种说法，可以进一步研究。

六、邓小平强调：“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然在名义上不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但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已经确立了在中央和红军的核心地位。在遵义会议后的长征中，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长，与毛泽东、周恩来和张闻天一起行军，参加了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系列会议，认真履行中央秘书长的工作职责。邓小平女儿毛毛曾经写道：“父亲告诉我，遵义会议时，他和毛主席住在一起。遵义会议后，他和毛主席、张闻天一起长征。那时候他们白天行军，疲劳得很，晚上到一个地方，赶快找一个地方睡觉。一路都走在一起，住在一起。”在长征途中，情况瞬息万变，中央政治局的许多会议随时召开，有的留下了文字记录，有的没有留下文字记录。因此，对遵义会议后这段特殊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历史，邓小平作为历史见证者和历史当事人有着深刻的印象。

邓小平是否参加遵义会议的几个谜团" />

1965年11月21日，邓小平、李富春在遵义会议会议室。

中共中央组织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时，起草小组为了写好对遵义会议的评价，特意查阅了有关历史材料，汲取了党史界最新研究成果，在《决议》初稿中写了“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的评价。当初稿送给邓小平审阅时，他说：这个事情我清楚。因为遵义会议时候我是党中央的秘书长，是到了会的。邓小平经过反复考虑后提出，还是把“实际上”三个字勾掉好。他指出：“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遵义会议作了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科学评价：“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七、邓小平在遵义会议结束半年后，被调任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从此离开中央机关和长征中的军委纵队

1935年6月，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今四川省小金县）举行两河口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由军委统一指挥，实行北上战略方针。会后，中共中央为加强作战部队的政治工作，更重要的是在长征中保护一些重要的领导干部，同时也为了使中央机关更加精干灵活，决定把许多领导干部分别派到各军团工作。例如刘少奇就曾下派到作战部队，先后担任红八军团、红五军团党代表和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邓小平被调任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至此，邓小平结束了革命征途上第二次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生涯（邓小平第一次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是1927年底至1929年8月27日）。接替邓小平工作的刘英在回忆录中写道：遵义会议后，大约4月间，我接到李富春同志写来的一个条子。（李富春当时是政治部代主任，地方工作部归他分管。）条子上写道：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代替邓小平同志工作，立即前往报到。我只得拿起条子到中央队去报到。恰好只有毛主席和王稼祥同志在。我说：“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怕做不了。”他们两个一迭声说：“你做得了。”他们向我解释，前方要加强，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需要说明的是，刘英强调自己担任的是“中央队秘书长”。对此，应该这样看：

首先，长征处于革命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岁月，战争年代的机构、职务、任免工作程序，都是和平年代无法想象、无法理解的。戎马倥偬，形势危急，往往领导人一句话就可以设立或者撤销一个机构、任免一个干部，而领导人的“口语”“地方方言”“随机性语言”“谈话双方都明了的对话”也不是那么规范和严谨。当时长征中的中共中央机关编在“军委纵队”里，平时人们也就把中共中央机关简化为“中央队”“中央纵队”。实质上，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中央纵队”“中央队”等不同称谓，指的都是长征中编在“军委纵队”里行军的中共中央机关。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回忆录中出现的“中央局秘书长”“中央队秘书长”、中共中央秘书长，实际上都是一回事。

邓小平是否参加遵义会议的几个谜团" />

1958年11月13日，《贵州日报》以《邓小平同志在遵义》为题进行了报道。

其次，邓小平在黎平会议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之前，曾在上海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一职，在广西领导百色起义担任过中央代表、红七军和红八军政治委员，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过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务，多次独当一面，资格比较老，职务比较高，因此邓小平从1934年12月长征中的黎平会议到遵义会议之后，担任的是中共中央秘书长职务。而刘英相对于邓小平来说，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资历”“资格”“任职”都与邓小平有很大不同，因此刘英任职的名义是“中央队秘书长”而不是中共中央秘书长。

八、由于历史资料的匮乏，更由于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历史发展进程的艰难性、复杂性和曲折性，邓小平的名字在遵义会议历史上经历了“三落三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缺乏遵义会议的文字资料，同时也由于邓小平很少提及自己曾参加遵义会议的这段历史，以致于在“文化大革命”前相当长的时期内，党史著作列举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时，基本没有提到邓小平。1955年建成开放的遵义会议纪念馆，最初在陈列的遵义会议参加者中也没有提到邓小平的名字。1958年11月邓小平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后，遵义会议纪念馆根据邓小平的回忆对陈列内容进行了调整充实。1965年经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贵州省省长李立批准，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说明牌上，列上了邓小平的名字，并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墙上，按照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列顺序，挂出了参加遵义会议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的照片。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一些“群众组织”打着“造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反”的旗号，诬蔑邓小平“篡改历史，硬将自己塞进遵义会议，捞取政治资本”，邓小平的名字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说明牌上被打上了黑叉，会议室墙壁上邓小平的照片被取了下来。但是，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在关于他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始终不屑一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1973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通知，邓小平从江西南昌返回北京等待安排工作。有一天，一位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女儿去看望他，两人谈话之间，问到邓小平是否参加遵义会议一事，邓小平光明磊落、坦然自若地说：“遵义会议，我参加了就是参加了，没有参加就是没有参加。我一生的历史已经够光荣的了，参加遵义会议也添不了我一份光荣，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也抹杀不了我一份光荣。”1973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5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病重情况下，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同年恰逢纪念长征胜利和遵义会议胜利召开40周年，有关长征展览、党史展览、革命博物馆、遵义会议纪念馆等把邓小平的名字重新列入遵义会议参加者名单里。

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爆发，邓小平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于是，邓小平的名字和照片又一次从有关党史展览、遵义会议纪念馆里撤了下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掀起延安整风运动以来又一次学习和研究党史的高潮。经过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和党史工作者的研究与考证，特别是公开了周恩来关于邓小平是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遵义会议并在会上作记录的有力证明，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终于成为确凿无疑的定论。从此，关于党史、军史、战史、革命史、近现代史的展览和著作等，都将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长参加遵义会议进行了明确展出和介绍。

出自：《邓小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