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定居西湖畔，军统中统轮番来访，意欲何为？

作者：马驽

上一篇讲到，郁达夫和王映霞结婚后，不顾包括鲁迅在内的朋友们劝阻，迁居杭州。他们花巨资打造“风雨茅庐”，成了有产阶级。“金钱”、“美人”都有了，又如何写得出反映普罗大众生存状态的作品呢？

不仅如此，时代的影响，性格所决定，他们生活中发生了许多跌宕起伏的事情，令人莫名惊诧！

六、蹊跷的来宾

“风雨茅庐”建成后，高朋满座。其中有两个重要人物，不得不提：一个是“CC系”的许绍棣，一个是“复兴社”的戴笠。

许绍棣是浙江省教育厅长，他和他夫人及三个女儿，成了“风雨茅庐”的常客。这时戴笠还不如后来那样权势熏天，每次来必带重礼，由浙江警察局长赵龙文陪同。

表面上看，他们是来附庸风雅的，其实他们是带着“任务”来的。“任务”就是“争取”郁达夫。

王映霞晚年反思道：“他们（戴笠和许绍棣）从不同时两派同来我家，说话之间也至微妙，粗心人是体会不出来的。当时不说，我不会听出来，就连郁（达夫）也不会理解的。”

何谓“争取”？想必大家都懂。

跟这些达官贵人来往，使郁达夫处境十分尴尬。他虽然是“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但左派人士认为他与官僚结交，生活腐化。国民党方面则把他划为亲共左翼之人，“其心必异”，连一个可以养家的职务都不肯给他。搞得郁达夫两边不落好，白天要陪同夫人与“名流”们应酬，晚上还要挑灯伏案，写稿维持家用。

可惜，时代变迁，郁达夫文坛地位已不复当年。

笔者个人浅见，郁达夫以颓废、苦闷的知识分子形象出现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坛，获得巨大成功。三十年代时，他拥有了“名誉、金钱和美人”，却失去了“自我暴露”式的“沉沦”，再难引起青年共鸣。

郁达夫的创作进入了“瓶颈期”。和王映霞结婚后，特别是迁居杭州后，生活环境和人际交往的变化，几乎窒息了他的文学天才。旧的苦闷仿佛解决了，新的苦闷却让他濒于崩溃。于是他放荡形骸，去追寻曾经的艺术泉思。

王映霞对此有清醒的认识：“（青少年时期的）环境给他养成了一种苦闷的颓废的性格，不习惯于有规律的家庭生活。”

从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中可以看出，他的“暴露”，更多是个人生活，成了“自暴家丑”式的宣泄。而这种宣泄，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妻子王映霞！

1936年2月，郁达夫受福建省主席陈仪邀请，去福州就任省参议。陈仪久仰郁达夫大名，本想重用他。可郁达夫一派“名士”风度，与官场格格不入，一直任个闲职。

同事钱履周回忆：“郁达夫每逢值日，一次也不去巡视，边写字边喝啤酒边哼诗。写到天亮，满值班室都是字，桌下立着一二十个啤酒瓶。”

“逃离”杭州“风雨茅庐”，郁达夫感到莫名轻松，甚至王映霞想到福州来，他推三阻四，一直不允。他在日记中说：“（王映）霞的回电已到，说不来了，如释重负，快活之至，就喝了一大碗老酒。”“女子太能干，有时也会成祸水。”

从王映霞的“幻灭”，到郁达夫的“如释重负”，可以看出，他们正经历着“七年之痒”——这时他们结婚已经9年，有了4个孩子，不久又有了第5个孩子。

七、武汉风波

人是时代的人。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变故，无疑是抗日战争。

八一三战事吃紧，王映霞赶紧带着一家老小，暂避郁达夫老家富阳。后来传言富春江将会被日军封锁，赶紧又由富阳去丽水。这一路逃难，全靠郁达夫的朋友、浙江省财政厅厅长程远帆帮忙，先用汽车送王映霞母子到金华避难，听说日军将攻打金华，全家又逃往丽水，租住在丽水燧昌火柴厂二楼。

当时浙江省政府临时在燧昌公司办公。由程厅长帮忙，为王映霞一家要到两间房，与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教育厅长许绍棣同住一层楼，成了邻居。没想到，这一紧急避难之举，竟成了造谣王映霞与许绍棣之间不清白的“风口”。

如前所述，1938年3月，郁达夫去武汉任职，从福州来到丽水，接上一家老小启程。到达武汉后，李家应如约拿来孙多慈的照片，王映霞写信给许绍棣，许绍棣有几封回信。

不久，台儿庄战役胜利，郁达夫参加北上劳军团前往慰问。当他回到武汉，看到许绍棣的信，顿时疑心大起，醋劲大发。

据郁达夫的好友、武汉时的邻居汪静之回忆：7月的一天，他到郁家拜访，正好碰见郁达夫夫妻两人激烈争吵。郁达夫拿出三封信，哭着对汪静之说：“万万没有想到，她会这样的不要脸，这三封情书里面写了她和许绍棣到碧湖过夜的整个过程。”——“碧湖过夜”所指为何？下文将进一步阐明。

郁达夫对汪静之说的“情书”，就是许绍棣的回信，王映霞随手放在桌上，郁达夫看到后，把信拿去照相馆，拍照“存档”。

据孙百刚回忆，他曾去探望王映霞，正要告辞时，“她忽然拿出一束信给我看。在暗淡的灯光下，我抽读了三四封，原来都是当时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写给她的。信的内容非常平淡，大致说些战事的发展、前途的推测、杭州的空袭、机关的疏散等。我对信的内容当然不感兴趣。”

王映霞十分苦闷：“书信的往来他要怀疑，一般的应酬与游玩他会猜忌。而我的个性，既骄又娇，总不愿用什么和顺的言辞去向他解说。”这样误解越闹越大，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

（抗战时期武汉）

二人口角再起，以往都是郁达夫出走，这次王映霞也来个离家出走。她找到好朋友、陈诚秘书曹秉哲夫妇家。曹秉哲说：“你就在这里休息几天，然后我叫郁达夫接你回家。”

郁达夫见妻子离家，怀疑去浙江找许绍棣了，一冲动，竟然写信给蒋介石和陈诚，要他们管管部下许厅长。

更有甚者，郁达夫在《大公报》登出启事：“汝（指王映霞）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细软衣饰、现银、款项、票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

王映霞看到启事后更为生气，当朋友出面调解时，她要求郁达夫公开道歉。不久，郁达夫又登出“道歉启事”：“我精神失常，逼走妻子王女士，经朋友解说，知全系误会。”

事情发展成这个样子，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著名学者曹聚仁说过：“一位诗人，他住在历史上，他是个仙人；若住在你的楼上，他便是个疯子。”他在《也谈郁达夫》中说：“（易）君左和我一样，都觉得达夫有点精神虐待狂。”

当然，我们不能把责任全推在郁达夫身上。王映霞自我评价：“我是个个性倔强的女子，对于自己的愿望与理想，只在意会而不想言传。要我从口头上表示出甜甜蜜蜜，我是怎么也做不出来。”

——这让我想起袁殊那句话：“她犟我暴”。这里的“她”，指的是袁殊的妻子马景星。他们后来也是劳燕分飞。（感兴趣的读友可翻看《这个间谍神通广大，其貌不扬，却让大地主女儿宁愿倒贴跟着他》）

这场风波后，由郁、王的朋友，杭州市长周象贤和《东南日报》社长胡健中主持，签署了一份“和解协议”。

协议中写道：“达夫、映霞因过去各有错误，因而时时发生冲突，致家庭生活苦如地狱，旁人得乘虚生事，几至离开。现经友人之调解与指示，两人各自之反省与觉悟，拟将从前夫妇间之障碍与原因，一律扫尽，今后绝对不提。两人各守本分，各尽夫与妻之至善，以期恢复初结合时之圆满生活。夫妻间即有临时误解，亦当以互让与规劝之态度，开诚布公，勉求谅解。凡在今日以前之任何错误事情，及证据物件，能引起夫妻间感情之劣绪者概置勿问。”

八、戴笠的传闻

当时还有一个可怕的谣言——并且，这个谣言流传了几十年——就是王映霞与戴笠有染。更有甚者，说王映霞为戴笠堕胎！

戴笠素有“孟德之癖”，但在武汉这段时间，是否真和王映霞不清不白了呢？

还是看汪静之的回忆：1938年春夏的某天，王映霞来到他家，请他陪同自己，去医院堕胎。因为战局动荡，武汉危急，怀着孕逃难，甚为不便。于是汪静之陪王映霞过江，到了汉口，在一家私人小医院做了手术。过了一段时间，汪静之又去拜访郁达夫，郁达夫在前线还没有回来，王映霞则告诉他，自己昨天到戴笠府上做客，并眉飞色舞地描述了一番戴府的富丽堂皇。

笔者以常理推断，王映霞不要胎儿，请郁达夫的朋友陪同，是表示不避郁达夫。与戴笠的关系，她主动告诉汪静之，可见心怀坦荡。即使戴笠有贼心亦有贼胆，但当时武汉沦陷在即，王映霞手术后不久，是否有时间和空间“完成”戴笠的心愿，值得存疑。

从时间线上算，说胎儿是戴笠的，更是穿凿附会，不值一驳。

如果这些传闻吹到郁达夫耳中，不知道会惹发多大的风波！相反，撤离武汉时，郁达夫还叮嘱王映霞，有困难可找戴笠帮忙。

在武汉的这回重大冲突，二人总算没有当即决裂。不过事已至此，矛盾并未解决，后面会闹得更大，郁达夫彻底把自己的家庭隐私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

九、丽水波涛

武汉战况紧急，军民撤退疏散。郁达夫一家先到常德，后去汉寿。9月底，福建省主席陈仪急召郁达夫前往。

郁达夫去福建后，王映霞在汉寿苦等郁达夫来接，却久无音信。这时战事逼近，王映霞想起郁达夫请戴笠帮忙的话，赶紧给戴笠发去电报。没多久，戴笠派车来，把王映霞送到长沙。

刚到长沙，发现这里已是人心惶惶，不敢停留。他们继续往福建跑。逃难的人太多，只好人先行，行李托运。没想到，长沙“文夕大火”，把一家人的行李衣物，烧个精光。

更让王映霞又气急又悲伤的是，就在她和全家颠沛流离之际，郁达夫却一个电报接一个电报，向浙江所有认识的朋友询问：王映霞是不是到了丽水，与许绍棣同居？

据说，郁达夫产生这样的狐疑，是一个“朋友”向他“透露”消息：许绍棣为了得到王映霞，给了她37万港币。

郁达夫一气之下，写信责问王映霞。王映霞对此莫名其妙的指控，“气得手足都凉”了。

王映霞晚年仍对此事耿耿于怀。据郁、王的朋友胡健中著文说：“（郁）达夫的猜疑，导因于其中尚夹杂着一个神秘第三者。”王映霞怀疑，这个“第三者”，乃是军统的人。他利用郁达夫易冲动的弱点，既挑拨郁、王感情，又攻击隶属中统的许绍棣，一箭双雕。

经王映霞驳斥，郁达夫也不再相信这个谣言。因为最基本的一条：许绍棣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

王映霞和全家赶到福建境内，与郁达夫联系上了。郁在电话中安排：“你带了大的孩子，明天马上来福州，还有两个小的，可以交给你母亲带往云和县（王映霞弟弟处），暂时由她抚养。”

郁达夫有此安排，是他接到新加坡《星洲日报》邀请，前去担任文艺副刊编辑。船票已经订好，王映霞一到，立即上船，驶向海外。

十、《毁家诗纪》

异国他乡的生活，非但没有修补他们的关系，反而闹到决裂程度。郁达夫更是客死他乡。种种波折，至今读来，仍令人无尽唏嘘。

矛盾激化的诱因，是郁达夫在香港《大风》杂志1939年3月5日发表的组诗：《毁家诗纪》——真是一语成谶，成了“毁家”的导火索。

王映霞看了诗作后，第一印象是：“如果撇开了事实而专看这十几首诗的话，实在是写得清新流利，哀婉动人，是近代以来，中国诗坛上难有的杰作。”可是，她没有心情欣赏。因为诗本身，和郁达夫作的注释，含有大量对她的无端指责和无情污蔑。

例如，郁达夫的第四首诗：“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不是有家归未得，鸣鸠已占凤凰巢。”诉说自己被鹊巢鸠占，有家难回。

在该诗注释中，郁达夫写道：1938年1月初，我从福州来到丽水（接家人去武汉），王映霞拒绝和我同宿。到了第三天，许绍棣从金华回来，于下午6时去碧湖，王映霞“突附车同去”，与许在碧湖过了一晚。次日午后，始返丽水。于是我请她自决：或随我去武汉，或跟许君永远同居下去？王映霞亦似与许交涉了很久，许君似不肯正式履行结婚手续。所以过了两天，映霞终于挥泪别了许君，和我一同上了武汉。

言之凿凿，仿佛王、许私情，已是昭然若揭。

且慢！——笔者考据癖被惹翻了。

第一，军委会设立政治部，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同志为副部长，时间是1938年2月1日。最初编制是三个厅辖六个处。筹备中间，蒋介石要求第三厅增加第七处，主管对敌宣传。负责筹建第三厅的郭沫若，这才向郁达夫发电报，请他来任第七处处长。郁达夫说他1月初就到丽水，这时政治部尚未成立，不可能发出邀请电。

（陈诚）

第二，郭沫若回忆，陈诚请自己去武汉，是“正月六日”（1938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六）。郭沫若一开始并不想上任，到长沙躲避了一个月，挨到4月1日才组建起第三厅。这再度印证不可能“预见”性地在年初就邀请郁达夫。

第三，据《郁达夫生平》记载，郁达夫离开福州是3月9日。3月27日，武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郁达夫被推为理事。那么，郁达夫最迟须在3月20日左右离开丽水。从郁达夫自己的注释中可以看出，他在丽水的时间不会超过十天。如果是1月初即到丽水，那就住了两个半月，显然说不通。

第四，武汉方面催得急，郁达夫不会在丽水待多久。郭沫若说，本拟委任郁达夫为第七处处长，但郁达夫到达武汉迟了，工作急迫，只好另委他人，郁为设计委员。

第五、会不会是笔误，郁达夫注释错把3月写成了1月？看首句：“寒风阵阵”。3月的福建、浙江，已是“春风又绿江南岸”，何来“寒风”一说？郁达夫还说这首诗是他求到的签，更不值一哂了。

第六、据王映霞回忆，她和家人从金华再迁丽水，是在春节之前。据查，1938年春节是新历1月31日，那么，王映霞全家搬丽水，应当是在1月中下旬，郁达夫又如何在1月初就到丽水呢？王映霞说，郁达夫来丽水，是“春二月”，而《郁达夫生平》中说的3月9日，正是农历二月初八。

第七、如果王映霞与许绍棣有私情，她还会把孙多慈介绍给许吗？她会随手把“情书”放在桌上，让郁达夫一眼看到吗？

…………

郁达夫为何要如此“艺术加工”？请看后文他的好友的评论。

话说王映霞看了《毁家诗纪》，心中大忿，立即写了两篇文章，寄给《大风》。文章中她历数各项事实，并怒斥郁达夫：“更凭着你那巧妙的笔尖，选择了字典中最下流、最卑贱的字句，把它联成了诗词，再联成了千古不朽的洋洋大文，好使得一切的同情与怜悯，都倾向于你，怀疑、怨恨与羞辱的眼光，都射向我身上来！”

文末署名：“永远不会吃亏的映霞”。

二人感情生活将会怎样？他们的结局又各自如何？且看本故事的最后一篇。

（本文作者：马驽，“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未经作者本人及“这才是战争”允许，不得转载，违者必追究法律责任。

编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