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绍竑

黄绍竑(1895年12月1日-1966年8月31日)，字季宽，著名爱国将领，新桂系三巨头的第二位，以政治谋略见长，历任第7军党代表，广西省主席，15军军长，湖北省，浙江省主席，内政部长等要职。是他将新桂系融入国民党，使之成为党内最大的实力反对派，他本人也不拘于广西一地，侧身庙堂之上，为新桂系开创了广阔的政治空间，李宗仁任职总统期间正是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949年加入民革，历任民革第三届中央常委，第四届中央委员。

1966年8月31日，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黄绍竑受“四人帮”迫害致死，终年70岁。

黄绍竑(1895年～1966年)字季宽。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广西容县人。辛亥革命时参加广西学生军北伐敢死队。1916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曾任桂军模范营排长、讨陆(荣廷)西路军总指挥、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国民党代表。1927年后历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兼留桂军军长、国民政府内政部长、浙江省主席、湖北省主席。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长、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47年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立法委员。1949年作为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赴北平参加国共谈判。谈判破裂后去香港，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旋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第一届人大常委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法案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兼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三名军校生出身、从排长做起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在民国初年的乱世中起家，靠精诚团结、艰苦奋战，击败曾经不可一世的旧桂系军阀陆荣廷等，平定广西。此后，他们参加国民党，走出大山，驰骋大

江南北，特别在北伐、抗战中，战功显赫，声名卓著，将八桂威风洒向江淮河汉。蒋介石一世枭雄，竟三次被他们逼迫下野。国民党重要的反共活动，也总离不了他们的身影。在1949年春天，他们甚至一度执掌了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这就是国民党著名派系新桂系。新桂系在新中国成立的凯歌声中覆亡，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三人也在20世纪60年代先后谢幕人世。但是，桂系三雄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用浓墨重彩写下的历史，总能引起人们的兴趣。

容县少年

黄绍竑著名爱国将领，新桂系创建人，桂系三巨头之一。1895年12月1日(农历十月十五日)生于容县一里(现黎村镇)珊萃村。他的家族为容县望族，父亲黄玉梁为举人。1901年黄玉梁从广州聘请名师到珊萃村教子弟，同时在自家的“万松山房”设立学馆，自任馆长。黄玉梁特意为绍竑选择宽厚和平的塾师启蒙，对他的督教宽严适度。黄玉梁说：“儿童读书不可开始过早，又不可督教过严。过早过严易伤身心。丧个性，长大必无所成。应等他年龄稍长，智识稍开，然后随其所喜，而善加诱导，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产。”黄绍竑启蒙后两三年间，仅读了几篇三字经和一本史鉴节要，其余的经书，父亲认为无用，尤其不适于儿童心理，不强迫他读。

幼年的黄绍竑十分淘气。上课时常做游戏，弄得老师哭笑不得。他喜欢弄刀斧，常因此受伤，但父亲只是引导他如何正确使用而未阻止他习用。他喜欢游泳、打猎及攀高树摘果、登树顶掏鸟窠等，虽然因此屡遭危险，但父亲也仅予以提示，使他知道提防，不因为偶遇危险而永加禁止。他在村里的童群中，做事最勇敢，最有威信。1903年，黄绍竑入族立珊萃小学读书。1908年，桂林陆军小学招生。他极欲报考，但父亲认为他年龄不足，身体小，不允许。黄绍竑去志甚坚，为此哭了一日，且不吃饭，父亲只好答应。黄绍竑和四哥天择在二哥绍彦携带下往桂林，先在兑泽高等小学就读，1910年春考取桂林陆军小学第四期。黄绍竑在陆小耳闻目睹均为当时在桂林的新军人物。1911年3月29日广州起义72烈士成仁的消息传来，他和别的青年学生很受震动，于是和同乡夏威等人组成小团体，定期聚会商议大事，并决定暑假去广州湾运军火，因父亲发现制止而未果。10月武昌起义爆发，陆小学生组织敢死队随军北伐，黄绍竑参加并任班长，之后进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5年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学步兵科。

李黄合作

1916年冬毕业后回广西陆军陆荣廷部第1师任排长。1917年夏，广西当局以马晓军为营长创办陆军模范营，黄绍竑在营中任连附，次年升连长。1921年马晓军被委为田南警备司令，将模范营等部编为4个营，黄绍竑任第1营营长，并被派往东兰剿匪，战功显著备受称赞。之后他率部回驻百色，因力量悬殊被散军首领刘日福缴械，刘日福有意枪毙他，他得烟帮头子刘宇臣的疏通而逃脱。此后，马晓军部分为两个统领，黄绍竑任第一统领。不久因第二统领白崇禧足伤，所部皆为黄绍竑一人统率。黄绍竑奉命率部驻守南宁，继而转向灵山，马晓军往北海、广州。

黄绍竑听说马晓军往广州不再回来，便将“马”字军旗改为“黄”字军旗，并拟率部回老家容县休整。途中驻玉林的粤桂边防军第3路司令(后自称广西自治军第2路司令)李宗仁邀他率队合作，走投无路的黄绍竑立即决定“带资入股”，从而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也改写了一部广西民国史。1923年2月，黄绍竑欲乘两广政局纷乱图谋向外发展。按理，他拖走部队，常人绝难容忍，然而李宗仁却大度地同意了黄绍竑的请求，临别时还表示，如果失败，欢迎再回来。令李宗仁始料不及的是，黄绍竑率部开往梧州时，却一下子拖走了他手下的两个营。李宗仁气得七窍生烟，部下也群情激愤，他们纷纷摩拳擦掌，强烈要求派重兵追讨。李宗仁冷静下来，长叹一声，大度地说：“拉走就拉走吧，好歹也是兄弟一场，如果打起来，两败俱伤，让沈鸿英坐收渔人之利就不划算了。再说，以后和季宽(黄绍竑字)也好见面，不至于成了冤家死对头。”此番举动。令黄绍竑大为感动，这为他日后心悦诚服地充当李宗仁的智囊并坐上桂系第二把交椅，埋下了伏笔。从此，他逢人就说李宗仁“宽厚大度，有非人所能及者，真使我感佩万分”。

黄绍竑即率兵往梧州，在粤军掩护下征服驻梧州的桂军第8旅旅长冯葆初而占领梧州。成立广西讨贼军总指挥部，所部扩编为3个团。1924年5月乘广西军阀陆荣廷、沈鸿英交战之际，与李宗仁、白崇禧部联合作战，采取联沈攻陆，尔后灭沈的各个击破策略，6月占领南宁攻占省府南宁，并将省长蒙仁潜击毙。李宗仁的定桂军和黄绍竑的讨贼军组成定桂讨贼联军，李、黄分任正副总指挥，次年2月定桂讨贼联军击败沈鸿英、陆荣廷部，占领桂林;7月击退入桂滇军唐继尧、龙云部，实现广西统一。黄绍竑于1925年9月就任“广西民政长”(即省长)。从此，成为新桂系首领之一。1924年11月作为李宗仁的代表去广州商谈两广统一事宜。1926年3月，广西军接受广州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李宗仁任军长，黄绍竑任党代表。同年6月，黄绍竑任国民党广西省务会议主席。1927年5月，广西省政府改为委员制，黄绍竑任政府主席兼军事厅厅长。

广西省长

1926年6月下旬，李宗仁率军由桂林向湖南出发参加北伐，黄绍竑留守广西，致力于广西的建设工作。在县政方面，于1927年3月成立广西地方行政人员讲习所，他自兼所长，招收学员管教，培养行政管理人员。10月成立县长考试委员会，他自兼委员长，各厅长为委员，进行了一次县长考试。这时广西还有许多地方未设县，黄绍竑于1928年初下令将忻城土司改设忻城县，太子、安干、下雷三司，并置雷平县，上龙及金龙峒两土司，并置上金县。9月，于桂林良丰创办村政学院，培植县政基层干部。教育工作是黄绍竑此时业绩特别显著的一个方面。一是，于1928年5月间，通令全省有瑶苗县份县长，必须参照前清平乐知府欧阳中鸽创办瑶学的计划，办理瑶民学校，使瑶苗子弟得到教育，这项工作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二是，召开全省第一次教育会议，决定全省的田赋增加一倍，充作教育经费。此时田赋较轻，人民也觉得教育重要，所以都很赞成。

特别是，黄绍竑于此时主持创办了广西大学。1927年冬，黄绍竑在省府会议提议创办广西大学。有人认为广西的中等教育尚未发达，似不宜办大学。但是黄绍竑觉得，一个省里面，没有一所大学，以领导促进文化的责任，总是一个缺憾。当时广西的学生要进大学，非到广东或北平、上海不可，既不经济，也不体面。所以黄绍竑不顾别人的议论，径行决定，成立广西大学筹备委员会，他自任委员长，委任教育、财政、建设各厅厅长及省内外桂籍有名望的人士为委员。由省政府即拨100万元为建设费，50万元为设备费。校址勘定在梧州三角嘴的蝴蝶山，因这里交通便利，本省学生皆可顺流而下，外籍的教授也可溯西江而直达(这里也是黄绍竑进兵梧州的登陆地点)。1928年3月，黄绍竑亲自到梧州举行奠基典礼……9月，大部分建筑已完成，于是聘马君武博士为校长，盘珠祉硕士为副校长，于9月13日举行开学典礼。第一期招收学生280余人，内分农学院、理工学院及矿冶专科。抗战后，校舍一部分被敌机炸毁，乃分迁桂林、柳州，并由省立改为国立。黄绍竑每到桂林，校方必请去作演讲。

在交通、市政、工业建设方面，黄绍竑以伍廷竑为建设厅厅长负责抓具体工作，成效令人刮目。陆荣廷、谭浩明的旧桂系时代，广西的公路只有南宁至武鸣50余公里和龙州至镇南关50余公里。黄绍竑抓广西建设首先从发展交通着手，制订了建设全省公路网计划，然后大力实施。从1928年到1929年仅两年的时间，全省建成通车的公路长5000多里，比同期全国任何省都多。在市政建设方面，重点抓梧州、柳州、南宁、桂林四市的旧城改造和扩建，使四市的街道陡然变得宽阔整齐，平直亢爽。当时没有一个省能相比。工业方面，创办了70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工厂。农业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种植桐树。黄绍竑通令全省每人每年植桐10株，并列为县长的考核成果之一。全省公务人员均须身体力行，还专在南宁设了一个公务员桐场。

在财税方面，黄绍竑比较突出的成绩是整理财政方针和创办烟草专卖，征收火油税。整理财政的方针主要内容有：采用量出为入与量入为出的平衡原则，即政府为进行各种建设，不能不有新的支出，而这种新支出的来源同时亦须顾到民众负担的能力与收入高低的限度;实行全省一次征税，裁撤重复税卡，停止重复征税;废止不正当不名誉而害民之收入;实行专卖及保护税等。在实行专卖保护税中首先由纸烟做起，将进口的纸烟一律交政府贴从价百分之七十的专卖印花，再交烟商分销出去。英、美烟草公司不满，派代表质问黄绍竑，并说他们的烟在上海已纳了税，不能纳第二重税。黄绍竑说：“卷烟专卖，各国都有此法，即使没有先例，我认为这是财政的合理措施，也要如此做;你纳的是上海税，我收的是广西税。”英、美烟草公司对黄绍竑的这种近乎强词夺理的态度毫无办法，只好自动撤退。黄绍竑于是创办广西的烟厂，生产两个牌子的香烟，索性对纸烟改收保护税。在对火油征税中，外商火油公司亦对黄绍竑提出抗议，并要求国府命令制止，黄绍竑仍不予理会，只在税率上减轻一半。黄绍竑在回忆此事时写道：“两次对外国商人交涉的胜利，固然由于我蛮干的结果，同时也因为那时候香港发生罢工风潮，汉口发生交还英租界的问题，大英帝国对中国革命政府让步了，所以我才‘见风使舵’，给他们一个硬干，得到了胜利。可见一个国家的外交，确是需要民气和国力做后盾的。”

1926年至1927年初，黄绍竑与共产党的关系也比较亲近。黄绍竑回忆此时与共产党同志关系时写道：“在当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之下，一切的工作人员，还都是很亲爱的同志。虽然，知道其中很多都是红色朋友，但一时亦不感觉得有若何不安的地方”，“我在广西方面的态度，对人，无论国民党的同志也好，共产党的同志也好，我都是一样亲近。除了他自己公开承认之外，根本不去研究他的背景。对事，只要是合理而做得通的，我也不论谁的建议，都一样采纳。所以中共分子，有许多关于他们内幕的话，也肯对我说。”1927年3月，黄绍竑主持召开第二次国民党全省代表大会。黄绍竑、黄旭初、伍廷飏、盘珠祁等11人当选为执行委员，黄绍竑、黄旭初、盘珠祁还分别被推为训练部部长、工人部部长和青年部部长。这次会议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案：将全省的田赋增加一倍，作为教育经费，全省人都比较拥护。

进退之机

1927年4月2日，蒋介石在上海召开秘密反共会议，黄绍竑和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等参加了。他继李济深之后第二个发言，把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农民运动做个介绍，并说镇压是很容易的，就是顾虑中央的那些共产党同路人。必须早日清党反共。几天之后，蒋介石便发动“四·一二”政变，使大批共产党人遭受杀害。1927年4月中旬，蒋介石邀黄绍竑、李宗仁等到南京。这时，第7军驻在芜湖附近，黄绍竑是军队党代表，蒋介石、李宗仁都希望他到部队讲讲话，安定军心。黄绍竑于是乘专轮到芜湖，同夏威等团营以上的军官见面，对他们表示慰劳之意。清党后，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中央特别会议，决定在南京成立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并定都南京，与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形成政治上的对立。黄绍竑参加了这次会议。

1927年5月，任中央政治会议广州政治分会委员。7月6日，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实行清党。第4军的叶挺、24军的贺龙与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决裂，在南昌起义后，向广东进军。9月任国民政府委员。同年应李济琛之请任第八路军副总指挥，编组了第15军，9月兼任第15军军长，奉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之命，指挥黄旭初、吕焕炎两师迎击，广西后方只留伍廷飏师。结果叶挺、贺龙的部队被迫改向福建前进。1949年黄绍竑同朱德总司令见面时，朱德对他说：“以前同你的部队在筠门岭那仗打得很厉害。”

1927年10月，主持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打电报约黄绍竑到广州，准备暗算他。黄绍竑因得知情者报信，化装潜逃香港而幸免于难。12月，率部与陈铭枢、徐景唐部击败张发奎部,进占广州。

编遣会议的时候，他主张尊令编遣，因为蒋介石虽然有私心，毕竟有一个中央的名义。而且桂系发展的太快了，该到了整顿收缩的时候了，他主张必要时放弃北平和武汉，把主力收缩到粤汉铁路线上，这样进可攻退可守，但他的主张遭到了白崇禧和他提拔的湖北新贵的反对，认为这样是自乱阵脚，桂系是不怕打的。结果1929年春，代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职权的胡宗铎和陶钧仓促罢免湖南省主席鲁涤平职务，引起3月蒋桂战争爆发，李宗仁，白崇禧的大军不战瓦解，李宗仁、白崇禧被迫潜逃香港，后转至黄绍竑老家容县，召集新桂系唯一剩下的军队，黄绍竑的留守部队重要干部研究对策。他对这次失败很是痛心，认为是战略、政略失败的结果。

蒋介石发来的电报，要黄绍竑将李宗仁、白崇禧解来南京，听候查办。广西部队缩编为一师一旅，剩余武器解缴中央。电报最后强调，黄绍竑将上述要务处理完毕后，改任两广编遣区副主任。他在蒋介石强大压力下，决心反抗，但他还幻想者两广团结，但输红了眼的白崇禧主张先发制人，出兵攻粤。他害怕内部分歧，就把部队交给白崇禧指挥，自己坐镇后方。

5月5日，桂系集团接受汪精卫的“护党救国”旗号，公开宣布讨蒋。蒋介石抽调35个团的兵力，又与桂系内部反叛的俞作柏、李明瑞等相策应，兵分四路进攻桂林、梧州。很快，除了白崇禧在桂北一线挫败了蒋军，有所斩获外，广西南线已全部洞开。这一回，黄绍竑审时度势，充分发挥了他的智囊作用。他不慌不忙地安排了一出“金蝉脱壳”之计。他认为，白崇禧守住了桂北，对全局而言作用不大。现时情况是桂系的反叛将领俞作柏、李明瑞占据了广西，而俞、李之辈根本不具备经略一方的才干，将来时局一变，广西仍可重回三人手中。李、白听他这一分析，茅塞顿开。三人决定离开广西去香港观望形势。事情的发展果不出黄绍竑当初所料，蒋介石与俞作柏、李明瑞很快就产生了矛盾。1929年10月，双方撕破脸皮，兵戎相见。俞作柏不是对手，很快去职下野，流落到了香港。而蒋介石任命的主持广西军政的吕焕炎、杨腾辉自忖驾驭不了广西政局，二人乐得做个转手人情，立即邀请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回广西主持大局。

11月李、黄、白重返广西，并与张发奎联合反蒋在广西组成护党救国军，任副总司令兼广西省省长，黄绍竑在北流指挥的第4军、第15军与粤军决战中伤亡惨重，一些人埋怨他指挥失当，加之此时他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受到沉重打击。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桂张联军(第1方面军)出兵湖南，对蒋军作战，他本来就不同意放弃广西，全军入中原，因此行动迟缓，由于黄部未按期占领衡阳，桂张联军被粤军截为两段，他又不主张攻衡阳，要退回广西，但在李、白的坚持下参加了衡阳围城战，结果大败，三个人互相埋怨，由于新桂系反蒋，屡战屡败，损失惨重。黄绍竑遂产生了与蒋介石罢战言和的念头。他说：“我们搞了几年，结果弄得这个样子，同蒋介石争天下，肯定是争不过的了。我不如趁此借着桂系的影响，凭着自己的手段，到外头去混，一定可以混出一个名堂来，或者对桂系间接有一些帮助。”李宗仁、白崇禧等不愿强人所难，遂同意他离开。临行前，李宗仁、白崇禧还召集新桂系高级干部开了一次会议。白崇禧在发言中说：“广西人是不会投降的，不但现在不投降，即使将来的环境比现在更困难也不会投降的。所谓为团体而努力的意思，就是在不投降原则之下使团体的力量更大、更强、更巩固。”。

黄绍竑后来曾对他的这一重大转折追述道：“我这次之所以离开广西团体，并不是因为我与团体的中坚分子感情破裂或利害冲突而失意出走的。说实话我仍爱我共同奋斗过的团体，毫不存在想破坏或利用团体之心理，去南京主要是想调和广西团体与中央的冲突，是想实现我的和平主张。”李宗仁也曾说：“黄氏此去也并非与我李、白有何不洽。”所以，1931年2月国民政府任黄绍竑为广西善后督办，要他回桂收拾广西局面，他不接受，宁愿去香港闲居。就个人而言，黄绍竑由军事兴趣日减而转入政治领域，由军阀而从事政治。在蒋府担任要职期间,其政治能力日渐增长,个人能力不断焕发.就新桂系而言,他的离去不仅消弭了已经存在的黄白矛盾,而且其由于"在野"、"独立"的地位及国府要员的身份和"肆应"之才而在蒋桂矛盾中扮演重要角色。

1931年11月，黄绍竑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31年春被任命为内政部部长，1933年春改任北平国事分会参谋团参谋长。1933年夏，内蒙古发生自治运动，为制止分裂行为，国民党中央派黄绍竑宣慰内蒙，并初步解决了内蒙自治的问题。此后，黄绍竑甚欲远征开发新疆。蒋介石先是予以支持，但当他到兰州筹备工作时，蒋又制止，要他即回南京。黄绍竑一气之下往庐山游山玩水。1934年10月，蒋介石任黄绍竑为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于10月21日到职。1935年5月，蒋介石为离间新桂系，任命黄绍竑为广西军务善后督办，调李宗仁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调白崇禧任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坚决不就职，李、白也拒绝。黄绍竑力陈蒋，使蒋不得不放弃计划。之后蒋又准备以武力解决广西军，并要黄绍竑任讨伐军总司令，黄绍竑再陈不应内战的意见，蒋无奈只好再次接纳黄的意见息兵。1936年11月底，黄绍竑被调任湖北省主席。

华北抗战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黄绍竑忽然接到参谋总长程潜的电报，要他立刻到南京去，原来，蒋介石要任命他为军委第一部长，主管作战计划与作战命令。而对关系国家民族胜败存亡的大义，黄绍竑毅然肩负起了这个责任，受命后，他在数日之内便完成机构组建，并拟出了初期对日作战的计划送蒋介石。

日军展开战事后，在华北向山西进逼。为确保华北之脊背山西，以阻止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下，蒋介石急命黄绍竑到山西视察;并与阎锡山洽商以后的处置。黄绍竑于是在9月20日奔赴太原。到太原时，阎锡山已赴雁门关督师，他便在太原逗留了一日，在山西饭店会见第十八集团军的许多将领。黄绍竑希望以后永久团结，永久一致对外，使国家民族能够渡过生死存亡的难关。随后，黄绍竑在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陪同下，到雁门关去见阎锡山，共商山西抗日大计。9月22日，黄绍竑和阎锡山在太原岭口会见周恩来和朱德。通过谈判，阎锡山和黄绍竑同意八路军在山西开展游击战争。在兵力使用上，阎、黄不加干涉，至于游击的地区，在山西境内要同阎锡山商量，但在敌占区可自行做主。周恩来、朱德也同意在有利条件下配合友军进行运动战。黄绍竑视察山西完毕后，回南京把山西的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蒋介石任黄绍竑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要他再往山西襄助阎锡山作战。为了抗击日本侵略军，黄绍竑没有推辞，于1937年10月1日到山西就职，协助阎锡山指挥部队在娘子关对日军作战。在娘子关，黄绍竑指挥孙方鲁、冯钦哉、曾万钟、刘伯承的部队及特务团等共万人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阎锡山在太原与黄绍竑、卫立煌、傅作义商讨忻口战役作战部署问题时，周恩来也应邀出席会议。会上，黄绍竑与周恩来到山西作战计划交换了意见。10月中下旬，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来到黄绍竑的驻地寿阳县半月村会见黄绍竑，对东线的作战提出了许多建议。

1937年11月初，太原失守。阎锡山在退出太原后留在石口镇、隰县，不去临汾，准备再败就退到黄河以西，而把战事的主持推给黄绍竑、卫立煌。周恩来来到临汾后，同卫立煌会晤，研究坚持华北游击战争问题。卫立煌一见到周恩来就说：山西这几仗没有打好，实在可惜。现在许多地方被日本占领了，我们的军队损失惨重，没法反攻，而且日军一定要南下，恐怕晋南也保守不住，最后只有依靠黄河天险来阻止敌人。周恩来耐心解释：目前我们的确有极大危险。日军希望在压迫中国军队退到黄河南岸以后，就以黄河为界，将华北数省拼成一个号称“华北自治”的傀儡政权。他列举了七八条理由，向卫立煌详细分析了坚持华北抗战的有利条件和发展前途。他说：即使敌人继续前进到风陵渡，我们也有办法在山西进行持久战，使日军无法结束战争。周恩来还向卫立煌提出动员民众等要求，卫立煌和黄绍竑仔细听了周恩来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解除了顾虑，增强了坚持抗战的决心，也开始改变了对共产党人的看法。

主浙八年

1937年12月，蒋介石调黄绍竑重任浙江省主席，本黄绍竑于同月6日到杭州接印视事。为抗日，黄绍竑亲自研制机枪、步枪、手榴弹，创办三家兵工厂，动员全省人民共同抗日，颁布全省“战时政治纲领”，与共产党军队新四军协调共同抗日，受到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的好评。在抗日战火中，黄绍竑仍十分重视教育等事业的发展，他提出了“战时教育第二，平时教育第一”的教育方针，并创办了浙江英士大学。对科学方面设立奖学金，他自己也亲自搞科学发展以带动全省。

1938年6月，热浪翻滚，暑气逼人。自杭州沦陷后，浙江省会临时迁到浙西的金华。这天傍晚，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正坐在院子里纳凉，突然坐镇武汉的蒋介石一封电报发到金华省府。电报中，蒋介石指责黄绍竑在浙江主政“政绩不佳、声名狼藉”，要他好自为之，“切实注意”。这一电报把黄绍竑搞得个云里雾里摸不着边际，他怎么也想不到在什么地方得罪了这个最高统帅。当下驱车来到武汉，向蒋提出辞呈。职未辞成，蒋的一席话却使他茅塞顿开：“你自去年山西作战回来，逢人就说八路军军纪好，善于游击战，打仗勇敢，共产党如何发动群众、动员民众，军民配合投身于抗战等等好话。各级党部、黄埔军官、地方绅士听了自然不服气，要说你的闲话。

1942年春，黄绍竑创办的兵工厂及抗日民团等被蒋介石派人来接收，他深感不满而向蒋辞职，被蒋挽留。顾祝同向他说：“你忍耐一下把，你这么大一尊神，也要找个大一点的庙才摆的下啊。”他只好拖着，天天干些日常工作，写写回忆录打法日子。1946年春，他对蒋介石加剧敌视共产党军队更为不满，亲往重庆向蒋介石辞职。1947年4月，蒋介石改组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张群向蒋介石保荐黄绍竑任粮食部部长，但黄绍竑拒不就任，只同意出任监察院副院长。

三杰再聚

1947年底，黄绍竑得知明年被定为“行宪年”，他的监察院副院长的位子将不复存在，他既不是“国大代表”，又不想当部长，经考虑决定竞选立法委员。他正在选区容县专区做竞选旅行时，接到黄旭初打来电报，李宗仁要他以南京有要事相商。原来李宗仁要竞选副总统，要黄绍竑任竞选参谋长。黄绍竑经与李宗仁一番分析，同意出任。黄绍竑充分运用他的关系网和谋略为李宗仁竞选拉得大量选票。蒋介石一心想要孙科当副总统，排挤李宗仁等5个参选者。新桂系几个头目毫不相让，誓与蒋介石抗衡，李宗仁大有当选之势。蒋介石见势不妙，决定副总统候选人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只提孙科一人。

李宗仁和黄绍竑等获悉消息后十分愤怒，想反对由党中央提名但又提不出理由来，他们连中央常委都不是，无法在中央常委会上反对。经一番斟酌后决定以先发制人来打消由国民党中央提名的办法。黄绍竑通知中央组织部：如果副总统候选人由党中央提名，则广西和安徽的代表就要退出，不参加竞选(广西和安徽是新桂系控制的地盘)。蒋介石得知后，怕广西、安徽代表真的不参选而使选举告吹，只好放弃由中央提名的意图。选举副总统时，6位参选人以李宗仁得票最多，但李也未达当选的票数，经三次投票也如此：李宗仁第一，孙科第二，最后以这两人决选。此时蒋介石出面为孙科拉选票，黄绍竑则竭力为李宗仁拉选票。由于，黄绍竑接到对李宗仁进行人身攻击的传单，料定是蒋方为使李宗仁落选而制造的，为扭转对李宗仁的不利影响，便出一计：以退为进，宣布放弃竞选，使选举无法再进行，然后再寻对策。次日，李宗仁声明退出竞选。消息一出，果然全国舆论大哗。孙科、程潜亦同时退出，国民大会乃宣告休会，延期再选。

蒋介石不得已，召见白崇禧说他并无袒护任何一方，谣言是反动分子所为，要白崇禧劝李宗仁参选。大会被迫延期4天决选，新桂系赢得4天时间，黄绍竑借此风波在他三任省主席的浙江拉得该省三分之二的选票，再加上在其他省拉得的一部分，为李宗仁当选争取到关键的票数，使李宗仁多出孙科143票当选副总统。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蒋介石害怕这三个桂系巨头在中央合伙整他。要黄绍竑出任安徽省主席，叫李品仙回广西，黄旭初到中央来，他坚决不干，认为桂系只有两个省，安徽和广西，李品仙在安徽搞的很糟，叫他回广西是祸害家乡，而让他到安徽去是明显让他上战场，抓他的辫子。他坚决不干。

1948年6月，蒋介石将白崇禧外放到武汉担任华中剿总司令。由国防部长调为剿总司令，明显是由中央降到地方。白崇禧一气之下，带上夫人跑到上海，住进他刚买到的一幢别墅里。拒不前往就任。蒋介石派张群、吴铁城去劝，白都不理。最后蒋介石找上了白崇禧的桂系老朋友黄绍竑，要他去“劝劝健生”。黄绍竑到了上海打电话给白崇禧，白仍说“若是那个人派你来的，没什么好谈的”。黄答：“是那个人派我来的，但不是为了他。”二人一见面，黄绍竑就指着白崇禧说：“你这个诸葛亮也太不亮了。你在南京当国防部长，还不是老蒋的笼中之’鸟?这次老蒋放你出去，掌握兵权，以后有机会还怕不能和德邻造成一个新局面。”言下之意，就是让白崇禧去武汉掌握军队，一有机会，便支持李宗仁“副总统”取代蒋介石。听了黄绍竑的一番话，白崇禧茅塞顿开，第二天便高高兴兴地到武汉上任去了。最终在徐蚌会战的关键时间，蒋介石急调华中“剿总”白崇禧指挥下的军队援救杜聿明集团，白崇禧让黄维兵团东下救援，蒋介石再调其他部队，白崇禧要么不给运输工具，不让上船，要么干脆对蒋的命令置之不理。蒋徒唤奈何，对白崇禧毫无办法。最终导致蒋的嫡系主力被歼灭，白崇禧逼宫，蒋介石被迫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

主和代表

李宗仁代总统后，黄绍竑往香港，与中共驻香港负责人会谈和平事宜，但当时手握兵权的白崇禧坚决主战，甚至主张不得已时穿草鞋上山打游击。他气的大骂，“当初德公竞选总统的时候，就同意我和共党合作的打算，我才出来。现在你这样搞是出尔反尔。你现在有资格讲打吗?正规战已经打输了，还打什么游击战，要知道共产党才是游击战的祖宗，现在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蒋介石就因为屡战屡败，不得已宣布下野，缓和一下人心，准备再战，这种用意你难道不知道吗?现在要打，只有老蒋有资格，你可以到溪口负荆请罪，请他出来打，我们以主和起家，政治上只有讲和才有出路，再打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1949年1月14日，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提出国共和平谈判八项条件。3月底，国共两党决定派代表和谈。黄绍竑为国民党方面6个和谈代表之一。在北京和谈期间，黄绍竑等代表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黄绍竑希望和谈成功，为此他填了两首词《好事近》：翘首睇长天，人定淡烟笼碧。待晚一弦新月，欲问几时圆得。昨宵小睡梦洒南，野火烧寒食。愿得一帆风送，报云燕消息。北国花正开，已是江南花落。剩有墙边红杏，客里漫愁寂寞。此时为着这冤家，误了早春约。但祝东君仔细，莫任多漂泊。和谈方案形成后，黄绍竑被推举为代表带条款回南京请示。和议条款中有李宗仁可当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两广在两年内不实行土改等内容，白崇禧可以带40万兵等等，但白崇禧以傅作义在北平的20万大军被彻底改编为证据，说共产党不可信，绝不是合作，是要我们投降，他要汉贼不两立。李宗仁、白崇禧最终拒不同意在和平条款上签字，一心想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导致和谈破裂。

建国之后

1956年3月5日，民革举行三届一中全会。黄绍竑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

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1～11日)在北京召开。大会开幕前一天，即1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提出了《关于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法案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中的右派分子黄绍竑等十人的职务的建议》，请大会予以审议。建议如下：“……(二)关于右派分子章乃器、潘大逵、曾庶凡、黄绍竑等38人的代表资格问题，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已经向大会提出建议，认为他们已经丧失继续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合法根据，不应当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因此，常务委员会决定建议大会罢免黄绍竑、龙云、陈铭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2月1日，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作出了“罢免张云川、陈铭枢、黄绍竑、黄琪翔、谢雪红、罗隆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的决议。

1958年11月12日至12月2日，民革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黄绍竑再度选进中央委员会。

1962年5月22日“五·二四”台湾人民反美爱国大示威五周年前夕，民革中央和民革北京市委的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联合举行座谈会，张治中主持，黄绍竑、翁文灏、王芸生、郑洞国、陈文彬等人在会上发了言。

1966年8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31日下午，黄绍竑来到西总布胡同5号看望李宗仁，面露惊慌之色。在座的程思远对黄绍竑说：“看来你有心事。”黄绍竑说：“我不为自己打算，我担心的是德公。”就在这一天，黄绍竑被迫自杀，终年71岁。

1980年6月27日，已故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常委黄绍竑，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经过复查，得到改正。甘祠森代表民革中央向他在京的亲属正式宣布改正决定。

粉碎“四人帮”后，1980年12月31日在政协礼堂为黄绍竑举行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