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终于点头让周总理赴苏，毛主席心情愉悦，周恩来却一筹莫展

1950年1月初，中南海。

周总理收到毛主席发来的紧急电报，此时距离毛主席离京访苏已经有一段时间，毛主席在电报中写道：

“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收到此电后，请于5天内准备完毕。”

收到毛主席的电报后，周总理就开始愁眉不展，陷入思考中。如今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有很多事务亟待处理，如果毛主席、周总理都去了苏联，那么国内重任应该交给谁？

对此，毛主席在电报中也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周总理开会商议后，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

毛主席周总理访苏为新中国外交打开新局面，可事实上，初生的新中国，首次访苏之路走得并不容易......

毛主席访苏

1949年10月1日下午，在《义勇军进行曲》的乐曲声中，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礼炮齐鸣，万众欢呼，从此新中国成立，人民站起来了。

在当天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上，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担起国家重任。当天，周恩来总理向各国政府发去公告。

翌日，苏联政府就发来照会，决定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仍然面对着极大挑战，国内经济亟待恢复，正逢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70岁寿辰，毛主席应邀在建国两个月后，首次访问苏联。

事实上，早在两年前，毛主席就不止一次设想过访问苏联，只是因为各种缘由，始终没有成行。

早在1947年初，毛主席第一次提出访问苏联，想实地考察苏联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但苏联库兹涅佐夫发来电报说：

“由于当前军事战役情势，毛泽东不参加战役会对战役带来不利影响，我们认为毛泽东暂时推迟前往苏联是合乎情理的。”

1947年解放战争又起，战事正酣，毛主席确实需要主持战局，因此第一次访问苏联的事情就被耽搁下来。

伴随着革命形势逐渐明朗，毛主席又几度提出访问苏联的事宜，不过又因为战事、或者身体状况的原因，被持续推迟。

好事多磨，直到建国后，毛主席终于启程访问苏联，

此次访苏使命重大，一为庆祝斯大林70岁寿辰，二为促成中苏新条约的签订。

1949年12月6日，毛主席第一次走出国门，登上北上的专列，前往莫斯科。陈伯达、师哲、叶子龙、汪东兴，以及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苏联援华专家总负责人柯瓦廖夫一路随行。

12月16日中午，毛主席乘坐的专列徐徐进站，冬日天寒地冻，苏联政府就只好在车站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毛主席发表讲话：

“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

毛主席的演讲收获了阵阵掌声，欢迎仪式后，毛主席随即乘车前往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下榻。

当晚，毛主席在克里姆林宫第一次与斯大林会面，在斯大林办公室的会客厅里，看到毛主席到来，斯大林立刻站起身来，离开办公桌，朝着毛主席的方向走去。

毛主席也快步走到斯大林面前，两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物亲切握手，互相问候致意，堪称历史性的会面。

毛主席随行翻译师哲后来回忆：

当时的气氛十分热烈、动人。

毛主席访问苏联此行任重而道远，他要与斯大林就一些问题进行商谈，并处理好《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事宜，1945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条约，如今不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了，自然要促成新的条约。

毛主席与斯大林见面后，随即就条约问题展开会谈，有一些问题尚未达成一致。还有建国初期，军事力量尚需要苏联援助，刘少奇之前访苏时，就谈过贷款的问题。

斯大林表示：“提供援助是不成问题的，但援助的形式必须考虑。”

在条约、贷款等各项事宜上，二人的第一次会谈尚未达成一致，毛主席见情况如此，就试探性地询问斯大林：

“为了解决条约问题，是否需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

“这个问题应由你们自己决定，或许，其他事情需要周恩来解决。”

斯大林说道。

首次会谈后的第三天，毛主席致电刘少奇，详细说明了一下会谈的情况。国内，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立刻召开会议，进行讨论。

12月20日，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联名致电毛主席：

“大家赞成如果苏联同意现在签订关于旅顺、借款、航空及通商协定，恩来同志即去莫斯科一次。”

很明显，此时对于周总理是否有必要赴苏，还是一件有待商榷的事。

还没有等来与斯大林的第二次会谈，毛主席就应邀出席斯大林的70岁寿辰，12月21日，天气很好，毛主席的到来让庆祝宴会变得又热烈了几分。

会上，毛主席真挚发表祝词，赢得全场三次起立，鼓掌声经久不息。

12月24日，斯大林70岁寿辰活动已经结束，毛主席与斯大林举行第二次会谈，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此次会谈，毛主席再次问道：“周恩来是否应该来莫斯科？”

“政府主席已经来此，内阁总理也来的话，在观感上可能会有影响。”斯大林还是没有允诺让周总理来苏，对于签订条约的事情，斯大林只字不提。

不仅如此，在接下来的十天时间里，毛主席住在斯大林的别墅，每天吃饭、睡觉、看节目，斯大林几乎每天让人打电话来询问毛主席的生活，这让签订新约的事情一拖再拖。

直到一天，苏联方面的联络员柯瓦廖夫、翻译费德林来看望毛主席，关心毛主席的生活，毛主席开门见山说道：“我到莫斯科来，不是单为斯大林祝寿的。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我现在的任务是三个：吃饭、拉屎、睡觉。”

在毛主席表达坚定态度后，斯大林终于同意：

周恩来总理来莫斯科，商议签订新约之事。

周总理启程访苏

1950年1月初，周恩来总理就在中南海收到毛主席发来的紧急电报：

“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收到此电后，请于5天内准备完毕。希望恩来携贸易部长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的文件材料，于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坐飞机）来莫斯科。”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有很多事务亟待处理，领袖毛主席出国访苏，国内的重要事务基本都由周总理主持，如果周总理也去苏联了，那么国内事务应该交给谁？

所以刚收到电报，周总理就陷入思考，愁眉不展，他在思索：该把这项重任交给谁？对此，毛主席也提出“代总理”的人选，他在电报中说：

“我建议，由董必武代理政务院总理。对外不要发表，待周到莫斯科后才发表。”

董必武比毛主席大7岁，毛主席一直尊称他为“董老”，革命几十年，董必武一直奔走在革命道路上，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

1911年，25岁的董必武参加辛亥革命，从此走上为人民解放事业不懈奋斗的革命道路。后来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0年，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共同创建武汉共产主义组织，一年后赴上海参加党的一大，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

他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在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董必武与毛主席、宋庆龄、邓演达等22人联名发表《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号召进行坚决斗争。

此后，董必武又先后赴苏联学习、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多项职务、历经艰难万险走完长征路、在陕北培养革命骨干。

重庆谈判后，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继续参加国共谈判，为和平民主继续斗争。周恩来返回延安后，董必武仍然留在南京，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做国民党的工作，与各界民主人士保持联系。

当解放战争胜利推进时，1948年9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董必武担任主席，为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而继续努力。

1949年，董必武率领刚成立不到一年的华北人民政府，从石家庄进驻北平，他数次接待前来北平的民主人士、各界代表，商议筹建新中国的问题。

10月1日开国大典，董必武就站在毛主席身边，见证新中国的成立，见证革命胜利的果实，他与万千群众一样，心情无比澎湃激动。

10月19日，董必武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担起国家重任。

那时董必武与家人住在进王府井大街锡拉胡同的一座四合院，从进驻北平到建国初期，董必武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他的女儿后来回忆：

“新中国成立初期，爸爸很忙，常是一个会接着一个会。我们家吃饭，习惯是全家一起，而那时为了等爸爸回家吃饭，往往没有个准时间。总是先由随爸爸去开会的警卫员同志在爸爸散会时，或即将离开办公室时，打个电话回来，家里就准备好饭菜。爸爸回到家洗洗手，就上饭桌了。”

新中国成立的这一年，董必武已经63岁，已过花甲之年，他仍然起早贪黑地忙工作。

董必武不仅是共产党的重要创建者和早期领导者，也是新中国的重要缔造者和奠基人。无论从个人能力，还是党内资历来看，毛主席认为，董必武都是当时情况下，最适合担当“代总理”的人选。

毛主席的建议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1月9日，周恩来召开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全体会议，会上宣布：

“在周恩来访问莫斯科期间，由董必武代理政务院总理和总党组书记，主持政务院全面工作。”

就这样，董必武成为新中国第一位“代总理”。

1月10日，周恩来总理、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等人出发前往莫斯科。

在等待周恩来到来的日子，毛主席一边到苏联各地参观，一边思考中苏条约的问题，为即将到来的会谈做准备。

1月20日，周恩来一行到达莫斯科，立刻投入到紧张的会谈准备中，两日后，毛主席访苏来的第三次会谈正式开始。

参加会谈的有：中方：毛主席、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师哲；苏方：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费德林。

会议主要讨论中苏条约问题，毛主席与斯大林基本达成共识，待会后，又由周恩来总理、李富春、王稼祥等人同苏联方面的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进行有关问题的具体商谈。

周总理到莫斯科后，会谈顺利进行，条约的起草和修改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中。毛主席也时刻保持与刘少奇等领导人的联系，及时听取他们的意见。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毛主席首次访苏的使命顺利达成。

当晚，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在莫斯科大都会饭店举行盛大招待会，斯大林应邀出席，宴席上氛围温馨而热烈。

2月16日，毛主席、周总理启程回国前一晚，斯大林专程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宴会，毛主席、周总理、李富春等人出席参加宴会，大家都很高兴，举杯共庆会谈的成功。

2月17日，毛主席、周总理结束访苏之行，登上回国的专列，一行人沿途还参观苏联工厂，又视察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

“代总理”董必武

而周恩来总理离开的近两个月时间里，“代总理”董必武日理万机，席不瑕暖，十分忙碌。

他一方面与身在苏联的毛主席、周总理保持联络，一方面主持国内各项事务，当时很多地区受自然灾害影响，百姓生活困难，赈济灾民成为十分重要的工作。

周总理离开北京后，董必武贯彻毛主席“不许饿死一个人”的指示，在请示中共中央后，成立中央救灾委员会。根据各地报来的情况和中央工作组的报告，董必武与各地协商，先后调拨了22.42亿斤粮食，帮助灾民顺利渡过冬荒和春荒。

在董必武的组织领导下，救灾工作取得很有效的成果。此外，董必武还稳定物价，制定《婚姻法》......做了很多工作。

两个月的时间里，董必武的会议一场接着一场，需要不断讨论和决定国家重要事务，原本忙碌的生活更加忙碌，1950年2月，董必武给远方侄子的信里，他写着：

“我呢，早晨总是七点多起床，晚上总是两点多才睡觉，无所谓星期六，下午，无所谓星期日，随我工作的秘书和警卫人员都拖得很辛苦。”

他要解决的事情很多，每天基本上都要工作18个小时以上，他的辛苦可想而知。

1950年3月4日上午，毛主席、周总理一行回到北京，董必武也算结束了他的“代总理”使命。

5天后，董必武面见周总理，就他两个月以来的工作情况作书面报告，他果然不负重托，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董必武的辛苦劳累，周总理记在心里。

后来，周总理、朱老总多次去董必武家中看望，看到他在艰苦的环境中生活，周总理关心：“董老，给你在玉泉山盖个小楼吧，你是我们党的元老，应该享受享受。”

“你要是给我在玉泉山盖上小楼，我是不会住的。”董必武态度十分坚决。

周总理多次提出要改善董必武的生活条件，董必武都表示拒绝，直到1957年，董必武与家人才搬进中南海，住在怀仁堂东侧的一套两进院子。

朋友来看他，董必武认真说道：

“搬到中南海，警卫工作统一管，锅炉也是统一烧。为国家节省了人力物力，我还不该搬吗？该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