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辉瓒

张辉瓒(1885—1931)，早年投身湘军，曾留学日本和德国。曾参加护法战争，兵败之后带残部赴广东，所部编为国民革命军。

历任副师长、师长。民国13年，张辉瓒兼任湖南省省会警察厅厅长。奉蒋介石命令进攻中央苏区时被红军俘虏，在群众大会上被愤怒的农民杀死。

生平经历

张辉瓒，行八。湖南兵目学堂、湖南陆军讲武堂、保定军校毕业，1908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2年(民国元年)任湖南都督府参谋，北平军需学校总队长兼军事教官，旋赴德国考察军事。1916年在天津进行反袁活动。1917年回湖南参加护法战争，任游击司令，1918年任湘军兵站总监，湖南第4区守备司令，任上处决民愤极大的妓院老板“刘麻子”。1921年任湘军第4混成旅旅长、湖南警务处长，与毛泽东等一同参加了驱逐张敬尧的驱张运动。1923年任建国湘军总司令部军务委员、第9师师长。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4师师长。后任第2军副军长、代军长。

1928年10月，第2军缩编为第18师，张辉瓒任副师长，军衔中将。次年入赣，3月兼任南昌卫戍司令，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1000余人。1930年任陆军第18师中将师长，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围剿”，任中路右纵前线总指挥，率第18、50师进攻红军。12月27日，在江西吉安龙冈被红军活捉。随着张辉瓒的被捉，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围剿”宣告失败。毛泽东主席为此写了著名诗句“前头捉了张辉瓒”。1931年1月28日，在东固万人公审大会上，被愤怒的群众处决。

主要事迹

残酷统治

1929年，鲁涤平任江西省政府主席。鲁为巩固统治，随调其亲信部队十八师张辉瓒部来赣。张来江西后兼任南昌卫戍司令，在任期间，杀人如麻，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南昌市民称其为“张屠夫”。他以所谓共产党嫌疑犯罪名，大肆逮捕爱国人士。同年12月，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师以上军官“剿共”军事会议，张辉瓒执行十分卖力，使当时的中共江西省委、共青团江西省委几次遭到破坏，被迫从南昌迁到九江，数百名党团员被捕遭到杀害。青云谱狮子口的农民运动积极分子王细佬、陈水根(石彭锤)、王老端等均被张辉瓒屠杀壮烈牺牲。

张对革命青年和爱国人士使用的酷刑主要有：

(1)电刑：用电触毙，执行迅速，顷刻之间，全部可以处死。

(2)水刑：章江门藩署旧址(即张辉瓒师部后门)，废墟很多，就在靠北的空地上装设木架2个，在本架两端的中间贯有很粗的横柱1根，下面安放太平水桶一只，夜晚将拘留所里提出的“犯人”，用麻绳串连捆绑，派兵押送到藩署里，按名提出，把人两脚倒挂，绑在木架横柱上，叫做“倒挂金钩”，“人犯”头部被按入贮满了水的木桶里淹毙。处死1人，约须5分钟;处决1人，执行士兵可得银洋2元的犒赏。处死之后，即将死者装进麻袋，一批一批的运往“下沙窝”白天预先掘好的大坑里，浅土掩埋。

张辉瓒不仅残暴成性，而且贪赃勒索钱财。他常借欠发军饷，向南昌市商会勒借大批银洋，每次8—10万元，如不允，则以不能维持治安秩序为要挟，甚至把商会会长唤到司令部开会，如敢推辞，则久留客厅里形同禁闭。每次商会认借之款，分配到各行各业，无论什么商店，均须摊派，急如星火。这种强迫式的“借款”，实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完全中饱张辉瓒的私囊。

张辉瓒所率的士兵，多系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军纪败坏，来江西后强占民房、乱抓民夫、强买勒赊、酗酒斗殴，搞得鸡犬不宁，怨声载道。他的队伍多分驻青云谱等处市郊，经常到市肆茶楼酒馆，戏院娼寮，肇事逞凶。有次到市区嘉宾楼酒馆，借口招待不周，即让一群兵痞打得稀巴烂。南昌市的银行钱庄及各大商店，因张辉瓒爪牙的骚扰而关门停业者，每日都发生多次。

斩“胭脂虎”

张辉瓒他在任湖南省会警察厅厅长时，杀了一个专事引诱良家妇女与人苟合的“刘麻子”。

有一种专门勾引妇女供有权、有钱的人寻欢作乐的场所叫“台基”，又称“调台”。从事这种勾当的还有一个称谓叫“提调”。刘麻子就是当年长沙城中名气最大、手段最厉害的提调。

她已丧尽良知，从一个为环境所迫而沦落的薄命红颜变成了一头残害更多姐妹的“胭脂虎”。

民国十三年，张辉瓒以驻军司令兼任省会警察厅长。此人原是湖南都督的谭延闿的部下。他上任伊始，早闻刘麻子恶名，必欲为民除害。

他在一天傍晚趁各机关官署办公时间已过，便派警察将刘麻子拘捕，次日天明就将她处决。

“张辉瓒杀刘麻子”一事，则在湖南流传了几十年。

龙冈被擒

1930年10月，蒋介石纠集了12万重兵，分成八个纵队，以当时的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以第十八师师长、江西省“剿匪”总指挥张辉瓒为前线总司令，从江西吉安、福建建宁一带，由北向南，“分兵合击”，第一次大规模地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企图一举消灭“朱毛”工农红军。

这时，中央苏区工农红军的红一方面军有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共约4万人，部署于清江(今临江)至分宜的袁水两岸地区。在面临敌人大规模“围剿”的情况下，红军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战术，红一方面军渡过赣江，退到根据地内作战。

12月16日，部署就绪的国民党军开始向根据地中心区域进攻。张辉瓒等三个师进占富田、东固、龙冈、源头一带。毛泽东明察秋毫，寻找着战机。他决定中间突破，先歼灭张辉瓒部。29日晚，乘着满天大雾，红三军、红四军、红十二军及红三军团一部共2万多人静悄悄地埋伏到了龙冈附近的山中。30日凌晨，毛泽东同朱德一起登上小别山指挥战斗。

30日早上7时许，张辉瓒率领的第十八师从龙冈以东，小别山以西开始登山。遮天盖地的大雾，着实让张辉瓒分不清龙冈的深浅，辨不明红军的虚实。他万万也没想到，他的大军踏进小别村的小石桥后，就钻进了红军设下的大口袋。上午10时，红军发出了攻击令。仅半个钟头，敌五十二旅就被吃掉了两个营。旅长慌忙将战况电告张辉瓒。至此张方才大梦初醒，知道红军主力已云集龙冈，正布下了天罗地网。他深知陷入众兵重围的后果，下令直接掌握的师直属部队和五十三旅作正面应付，并集中手中的迫击炮和几十挺机枪，对合围过来的红军进行反攻，以且战且退的方式向万功山方向逃跑，然而红军岂能让到手的猎物跑掉。穷追猛打，越战越勇，很快追上并捣毁了十八师师部，师参谋长周伟黄被俘获。张师各部乱成一团，至下午4时左右，全师9000余人全部为红军消灭或俘虏。师部被捣毁后张辉瓒眼见已无力回天，便急忙扔掉身上的中将呢子军服，换上了一件士兵上衣，穿着来不及脱下的将军服裤子，只身向万功山山顶爬去。当他爬到半山腰时，忽听山顶上有枪声，知道山顶已被红军占领不能再上了，便慌慌张张四下观望，发现不远处的一棵大枫树下有个土坑，便急急忙忙爬过去钻进土坑，将边上的茅草使劲往身上盖。不一会，红四军第十师几个搜山的战士来到了这棵大枫树下。他们见土坑边的茅草被人刚刚扒拉过，便上前用枪一挑，藏在里面的人露了出来。张辉瓒就这样被红军战士活捉了。

朱毛力保

在红军战士们的欢呼声中，张辉瓒被押到了龙冈街上。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闻讯赶来。朱德看了看被捆绑着的张辉瓒，然后对负责看押的红军战士说：“解了绳子吧，不要绑了。”被松了绑的张辉瓒，知道了站在他面前的这位粗布军装的长者，就是红军司令朱德，连忙发问：“你们要多少钱才能把我放了?”

朱德一听，把手一摆：“张辉瓒先生，你以为我们红军是绑票的土匪吗?你们跑到苏区根据地来烧杀抢掠，红军能放你吗，苏区的群众能放你吗?再说，你作为‘围剿’红军的前线总指挥，仗打成这个样子，人枪都没了，蒋介石会饶过你吗?我看你就在这里好好反省吧。”

临近黄昏的时候，红一方面军前委总书记毛泽东也从前线匆匆赶回了龙冈。张辉瓒与毛泽东是湖南同乡，过去也曾有过一些交往。然而这次相见与以往则大大不同了，这次是政见不同兵戎相向后的囚室相见。

囚室的门一开，张辉瓒就认出了毛泽东。他不好意思正视，低着的头过了好一会才抬起来：“润之先生，好久不见了，你……”

没等张辉瓒说完，毛泽东就严厉而又幽默地说道：“总指挥先生，你率部从湖南剿到江西，从南昌杀到龙冈，今天就这样停止了吗?你在沿途的路上到处写标语、撒传单，说是要‘拔朱毛’，而现在究竟是你剃了朱毛的头，还是朱毛剃了你的头呢?”张辉瓒一脸尴尬地苦笑，说道：“还是你们剃了辉瓒的头。毛先生，辉瓒还求你饶我一命。”

“嗯”，毛泽东把大手一挥：“我们不杀你。但是你要知道，红军不杀你，并不是你没有可杀之罪，也不是害怕蒋介石会来报复。不杀你，是因为我们宽大为怀。”

随后，毛泽东又向张辉瓒问了一些军情，张辉瓒把他所知的都讲了出来。离开张辉瓒后，毛泽东对陪同他前往的红军军长何长工说：跟战士们讲，这个张辉瓒要好好看着，不要杀他。杀他没有什么益处。留着他反而对我们有用，对革命有用。起码对国民党的官兵是一个教育，会有些影响。

国共谈判

张辉瓒被红军俘虏，第十八师在中央苏区根据地被全歼的消息，最早由驻吉安的国民党第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报告给了南昌行营主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围剿”红军部队总司令鲁涤平。随后又一败讯传来：国民党谭道源师两个旅8000余人又于1931年1月3日，被红军在宁都的东韶一带全歼。至此，国民党部队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围剿”彻底失败。鲁涤平不敢怠慢，向南京政府发出电报：龙冈一役，十八师两个旅片甲未还，师长张辉瓒被俘……同时通知了张辉瓒的家属。

在报告南京政府的同时，鲁涤平与其参谋长谢慕韩等幕僚频频商议，如何才能把张辉瓒从红军手里弄回来。商量来商量去，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派人与朱毛红军洽谈，用钱用物把张辉瓒赎回来。于是鲁涤平电告南京政府后以南昌行营的名义，打电报给尚在吉安的公秉藩师长和十八师未上战场的第五十四旅旅长朱耀华，令他们设法先行与红军联系，试探赎张事宜。

开始的几天，南京政府没有音讯。这可急坏了张辉瓒的妻子朱性芳。她星夜兼程从武汉赶到南昌，坐在南昌行营里，催促鲁涤平赶快想办法。同时，又连连向张辉瓒的老朋友、国民党要人程潜、唐生智等求助。程、唐等人频频向南京政府施加影响，呼吁赎张。后来，朱性芳又在程潜等人提醒下，抽身赶往上海，通过种种关系，最后与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员龚饮冰接上了头，并通过龚将有意赎张的想法报告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

1931年的1月，正是中共中央路线斗争复杂激烈的时期。上旬，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当时反“国际路线”的李立三下台，王明、博古等人开始负责党务，军务则由周恩来执掌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周恩来等同志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张辉瓒被捉，对南京政府影响很大，他们一定会极力想法弄回。如借此提出一些放回张的条件，对于改变中央苏区极为困难的环境，对于扩大共产党的宣传都是有利的。于是决定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李翔梧为军委代表，以中央特科的涂作潮为中共代表，赶往南昌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时，周恩来还通过地下交通线致信朱德、毛泽东，指示他们做好放张的准备。

朱性芳将与中共接触的情况报告给了鲁涤平。鲁涤平打电报给南京军政部，最后报告到了蒋介石那里。蒋权衡再三，指示电复南昌行营，同意赎救张辉瓒。得到了南京政府的许可后，鲁涤平委托江西省政府秘书处的政务秘书王信一为全权代表，带着优厚的条件：向红军捐送20万元现洋、20担医药，释放由南昌所属监狱关押的100多名共产党政治犯，提供装备5000余人的枪械弹药等，赶往上海与中共谈判。王信一赶往上海后，在龚饮冰的安排下，与中共代表李翔梧和涂作潮在一家饭店里进行了谈判。初次谈判进展较为顺利，双方约定共赴江西。2月7日上午王信一与两名中共代表抵达南昌。王将李翔梧、涂作潮安排进一家旅馆，便先回家了，说好中午回来陪他俩人一块吃饭。

李、涂送走王后，在房间里洗了把脸，便上街转悠。出街不远买到了一份当天的《江西国民日报》，上面刊登有张辉瓒已被中共处死的报道，大吃一惊。事不宜迟，两人立即化装逃离了虎口。

国共双方围绕张辉瓒的留放而展开的这次谈判就此流产。

意外被杀

1931年1月28日，苏区政府在吉安县东固召开了反“围剿”胜利的群众祝捷大会。国共双方的高层领导当时谁都不曾想到，正是这个群众大会，使事情陡然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由于当时通讯落后，联系不便，党中央的指示尚未送到中央苏区。东固的群众祝捷大会提出要公审张辉瓒。军长何长工得悉后拿不定主意，便急忙赶到红军总部请示毛泽东。毛泽东皱着眉头在想，这个张辉瓒，在东固一带曾纵兵大肆烧杀抢掠，群众对其恨之入骨，这股愤怒情绪控制不好就会出意外。但是苏区在东固开这么大的群众集会，不让公审张辉瓒又显然说不过去。毛泽东想来想去，最后决定让何长工多带些红军战士到场，对张辉瓒加以保护。这天上午，东固十里八乡的“老表”们纷纷向会场涌来，他们都是冲着公审张辉瓒来的。就在不久前，这个张辉瓒带着队伍在这里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此刻，群众把对国民党军队的仇恨，都集中发泄到了张辉瓒的身上。“剥皮”、“抽筋”、“点天灯”的怒吼声此起彼伏，情绪激昂的农民群众纷纷登上主席台揪打张辉瓒。局势失控了，青壮赤卫队员和激愤的群众，硬是从红军战士的手里抢走了张辉瓒，将其拖到会场不远处的田头后立即处死。随后又将其头砍下，装进了一只竹笼，扔到江里任其漂流。

2月2日国民党兵在吉安的神岗山附近发现了这只竹笼并打捞上来。有人依稀辨认出这正是张辉瓒的头颅。消息传到南昌，鲁涤平于3日下午就赶到了吉安，一见之下顿时痛哭流涕。翌日，鲁涤平一面将这个消息报告给了南京的蒋介石，一面派人赶做了楠木的假身并配以衣冠入棺。至2月7日才公布消息，刊登到了报纸上。

风光大葬

张辉瓒的头颅和棺木运抵南昌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其举行了极其隆重的公奠。专门成立了“张公治丧事宜事务所”，下设文书、庶务、会计、礼仪、警卫、执行等组。蒋介石还专门派了军政大员何应钦亲赴南昌主持公祭，并宣读了蒋的祭文。军政警商等各界人士七万余人参加了公祭。张辉瓒被吹捧成了“反共英雄”、“剿赤勇将”。公祭后国民政府还专门在长沙岳麓山半山腰找了一块“风水宝地”安葬张辉瓒，并拨巨款在其墓穴四周修建了麻石牌坊等建筑物。蒋介石的题字“魂兮归来”青石碑立在水泥圆形的墓前。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围绕张辉瓒的被捉、被砍做尽了文章，共产党、工农红军被描写成杀人不眨眼的赤匪、魔鬼，必须全民共讨之，张辉瓒是为民除暴舍身成仁的英雄，党国全体应共效之。

事件影响

张辉瓒被杀后，国民党对共产党、对红军、对苏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动用了大量的军警在南昌、在上海、在武汉、在全国各地搜捕共产党，还将囚禁在南昌下沙窝监狱的100多名共产党政治犯，用电击昏装进麻袋丢进了赣江。蒋介石又重新部署兵力，调集了18个师又3个旅，以2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由于张辉瓒的被杀，共产党、工农红军被刻意妖魔化了。国民党官兵们的仇恨情绪被大大地增强了，这对工农红军分化瓦解敌军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从第二次至第五次“围剿”，红军打了20多场大仗，但都极少能活捉到一个“将军衔”的国民党大官，这也是与张辉瓒的被捉与被杀有关联的。

张辉瓒的被杀，给共产党、给红军上层带来了麻烦，也带来了深刻教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和红军领导人认真地记取总结了这个教训，并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不虐待俘虏”、“缴枪不杀”、“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等条款逐渐明晰，并被制度化，最后收进了伴随共产党军队日益发展壮大的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