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尼布楚条约的另一面：宣判准噶尔的死刑，终结丝绸之路的辉煌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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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689年，清俄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历史课上没睡觉的朋友，应该都是听过的。但其实这个条约，不光是界定了当时中俄的边境线，更是两国瓜分中央欧亚的协议，更决定了准噶尔汗国，以及整个中央欧亚地区的命运。

中央欧亚草原上最后一个大国——准噶尔汗国在建立伊始，即陷入沙俄、清朝两大强邻的夹击中。

清王朝一心效法其女真人建立金朝之伟业。但金朝最终亡于蒙古之教训历历在目。尽管早已时过境迁，满洲人依然对蒙古人心存忌惮。他们知道欲成霸业，必先要稳住蒙古，若能降服蒙古人则最佳。清王朝对待蒙古的政策是以联盟的形式将蒙古贵族纳入国家统治阶层中，而并非普通的统治-被统治关系。蒙古人彼时刚刚皈依佛教，是达赖喇嘛的狂热信众。八旗人于是也皈依了相同的藏传佛教部派，与蒙古人供奉同样的菩萨和护法神——文殊菩萨和玛哈噶拉（大黑天）。如前所述，他们甚至取“满洲”（Manju，即“文殊”）作本民族的新族名。蒙古人一直尽力摆脱清的控制。但蒙古人各部之间相互攻伐不断，而新近入主中原的清实力极强，更兼清与沙俄又结成联盟，这些因素迫使东部的蒙古人不得不向清就范。

而1679年10月，噶尔丹的准噶尔铁骑已经征服了整个南疆，兵锋直抵青海地区（当时为和硕特部驻牧之地）。噶尔丹致书清朝，扬言收回青海。他还告知清朝皇帝，五世达赖喇嘛为其加尊号“博硕克图汗”（“天命之汗”）。尽管当时还没有将准噶尔部放在眼里，但对于清朝来说，这一称号意味着噶尔丹已经公开与清朝皇帝分庭抗礼。在17世纪80年代，清与沙俄因为在阿穆尔河（黑龙江）流域的纷争爆发冲突。清军在1684年和1686年，先后两次进攻俄国人在阿穆尔河畔的雅克萨城。他们还要分心蒙古高原，巩固、加强其对蒙古诸部的控制。尽管清军在阿穆尔河一带并不惧沙俄，但他们也知道准噶尔部已经与沙俄交好。

1687年，噶尔丹之弟因卷入了蒙古高原东蒙古各部的内讧，被喀尔喀部首领土谢图汗诛杀。噶尔丹率准噶尔铁骑出击，为弟复仇。准噶尔军深入蒙古高原，所向披靡，大败喀尔喀部。他们甚至攻入蒙古高原最重要的寺院——额尔德尼召（Erdeni Zuu，位于哈剌和林），并大肆劫掠。喀尔喀诸部在准噶尔大军的冲击下七零八落，分别向清朝、沙俄和准噶尔部的领地内逃窜。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大破东蒙古之事引起了清朝的注意，感到其在蒙古高原的势力受到了威胁。

次年，噶尔丹的准噶尔军又一次击败土谢图汗，咄咄逼人。眼看准噶尔人即将入主蒙古高原，效法成吉思汗故事，称雄草原各部，清朝只能转与沙俄联手。俄国人也正想与清朝修好：一是因为其在远东地区势力尚弱，二是因为他们刚刚在家门口败给克里米亚鞑靼人。中俄双方一拍即合。两国在1689年8月29日签下《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两国边界，定下严格的国际贸易规矩。《中俄尼布楚条约》奠定了此后一直到19世纪中叶之前中俄两国关系的基础。

清王朝顺利从对俄战争中抽身，并解除了俄国与准噶尔部结盟的后顾之忧。此时，他终于将全部精力投入蒙古方面。土谢图汗及东蒙古诸部当时大都已经归降清朝，清朝开始将他们逐渐纳入旗人体制。

当时西藏的主政者是第悉（sdesrid）桑杰嘉措（Sangs-rgyasRgyamtsho，1705年卒）。他支持准噶尔部，希望他们能灭掉蒙古高原的喀尔喀诸部和青海的和硕特部。

此时，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即僧格之子）已长大成人，逐渐威胁到噶尔丹的统治。噶尔丹曾在1688年密谋杀之未遂。当他在蒙古高原远征喀尔喀诸部之时，策妄阿拉布坦出兵突袭哈密。噶尔丹大惊，赶忙引军西还。在1689-1690年，他都驻军在其故地，以防策妄阿拉布坦。但在1690年6月9日，噶尔丹再度带兵东征土谢图汗。策妄阿拉布坦抓住机会控制了北疆地区。尽管噶尔丹的军事实力明显更为强大，但他此时却处在腹背受敌的不利位置。他曾向沙俄借兵求援，但沙俄之前已经与清朝签下合约，选择按兵不动。

尽管噶尔丹根本无意进军中原，且未尝与清朝发生过任何冲突，但当他率军沿克鲁伦河东进，再转东南向热河趋近时，还是被看作意图进攻北京。实际上，噶尔丹的军队距离北京很远，其间还隔着大片有清军驻防的满汉民众聚居之地，因此他绝没有进犯北京之野心。而他所处的位置反倒十分不利，极容易受到清军攻击。当时清朝的探子屡屡来报，言说噶尔丹孤军深入、易攻难守。面对这天赐良机，康熙决定出兵。他御驾亲征，率三路大军北上蒙古高原，进攻准噶尔部。显然，清朝出兵并非因为它真正受到了威胁，而是欲抓住机会先下手为强。但是，康熙的亲征却没能得胜。8月，准噶尔部击败清军。9月，双方再战一场。此时，康熙已经因病先行返回北京。然而清朝却没有撤军，大批的清军还在被陆续派往前线。在清军的压力下，噶尔丹决定退兵。他承诺引军撤离清朝边境。康熙在表面上接受了和议，但心里欲擒杀噶尔丹而后快，在用兵上毫不放松。噶尔丹退兵神速，不及清军再有动作，已经远遁草原深处。康熙这才下令将疲劳远征的清朝大军撤回本部，恨恨作罢。

随后10年间，双方相安无事。然而和平只是一时之计，清朝正暗暗蓄力，决意再战准噶尔。1696年，清政府已经为全线出击准噶尔部做好了战备。康熙皇帝再度御驾亲征，率领大军北上。1696年6月12日，清军的一翼在乌尔噶（Urga，今乌兰巴托）附近的昭莫多（Jao Modo）与准噶尔部遭遇，大破准噶尔部。噶尔丹率残部侥幸脱逃，其妻则在此役中被杀。清朝大军马不停蹄，继续向西一路穷追噶尔丹。噶尔丹已众叛亲离，仅剩少量随从。1697年4月5日，噶尔丹终被杀害。

虽然清朝除掉了噶尔丹，但准噶尔部仍然在中央欧亚称霸。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1697-1727年在位）继承了他的势力范围，统治着准噶尔汗国的核心区域，包括今日新疆之全境。

另一方面，西藏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康熙在征讨噶尔丹的过程中得知，桑杰嘉措一直在背后支持噶尔丹。康熙不禁勃然大怒，但又无可奈何。

1705年，和硕特部拉藏汗在清廷的支持下率军攻占拉萨。

西藏方面转向准噶尔部求援兵以对付和硕特部。策妄阿拉布坦派其从弟策凌敦多布率军出征。策凌敦多布带领1万名准噶尔部勇士翻越昆仑山天险，于1717年从西北方向进入青藏高原。后来，准噶尔军击败和硕特军，并击杀拉藏汗。

准噶尔人一占领西藏，就大肆压迫其他教派，引发大规模的反抗。1717年11月30日，当年曾在日喀则出家为僧的策凌敦多布，下令洗劫拉萨及众多寺院。1718年9月，清朝从西宁出兵前来救援，但还没靠近拉萨，就被准噶尔军迎头痛击。

1720年春天，清朝再发一支大军开赴西藏。准噶尔部没有迎战便撤出西藏，这使清军在1720年9月24日兵不血刃地开进拉萨。清廷不久后即在拉萨设立驻藏大臣。自此，除准噶尔汗国控制下的今新疆地区以外，清朝掌控了中央欧亚东部的全部地区。

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去世，其子噶尔丹策零（1727-1745年在位）继立为准噶尔部首领。他励精图治，在1730年和1731年两次尝试将清朝的势力逐出蒙古高原，可惜均功败垂成，不得不在1739年再度与清朝议和。其后，他又剑指西边的哈萨克部，将其版图向西推进，希望与位于哈萨克部以西的土尔扈特部联系上。准噶尔汗国的势力范围在噶尔丹策零治下向中亚西部大幅度地扩张。

另一方面，准噶尔部在与清朝的和议中获得了通商贸易的许可，他们充分利用这一机会，赚得盆满钵盈。尽管准噶尔部获清朝批准的朝贡贸易使团应是隔年往来一次，但是清朝的边境官员在朝廷的授意下放松管理，因此准噶尔部的商队实际上每年都来。在准噶尔部的商队中，很大一部分商人既不是蒙古人也不是游牧民，而是来自南疆或更西地区的突厥穆斯林。这些商队中“大都是经验丰富的中亚商人。他们沿着丝绸之路古道转运着大宗的商品和货币。比如在1748年，在总共有136人的商队中，46人是蒙古人，而其他90人是缠头回（突厥穆斯林）。商队的4个头领中有3个是突厥人”。至于一次朝贡贸易所涉及的商品数量则在下面的例子中可见一斑：1750年，准噶尔人“运来了有史以来最大宗的一批价值18.6万两白银的商品，带走了价值16.73万两白银的布匹和茶叶，以及银子”。准噶尔人和随其而来的中亚商人们显然因此收获暴利。

如中央欧亚历史上其他的草原霸权一样，准噶尔人也热衷于促进贸易。为此，他们铸造自己的钱币，来统一其治下南疆地区各小国五花八门的货币。中央欧亚的经济在准噶尔汗国的治下蒸蒸日上，这种势头至少持续到18世纪中叶。

1745年噶尔丹策凌的去世和1750年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的去世，都曾引发汗国内部的争位之战，但即使这样也没有影响到中央欧亚经济的繁荣。

然而持续的内乱终于让准噶尔汗国走向衰落。天花流行，天灾频降，使衰落的汗国雪上加霜。最终，汗国内部的分裂给了清朝机会。一支准噶尔人的首领阿睦尔撒纳向清朝投诚，言说只要清朝支持其称雄准噶尔部，他便率全体准噶尔人投降。清朝抓住这天赐良机，出两路军夹击准噶尔部。此时，准噶尔人内部已经四分五裂，而其盟友和属部如哈萨克诸部皆不为其所用。1755年，清军顷刻间瓦解准噶尔部，占领北疆地区。其后，阿睦尔撒纳试图复国。他领导一部分准噶尔人起事反清。清朝出动大军，耗时两年也没能抓获他，乾隆帝因此大怒。在1756-1757年的寒冬，他下令屠灭准噶尔部。清军于是对准噶尔部展开血腥屠杀，消灭近半数人口，不分男女老幼。幸存的准噶尔部民众又大部分倒毙在天花或饥馑之下。最后，大约仅有一成人口逃出生天。幸存者多为妇孺，他们与之前已经降清的准部人口一起被迁徙离开准噶尔故地，被安置在其他忠于清朝的部族之中。阿睦尔撒纳势穷力孤，无力回天。1757年9月21日，他在托博尔斯克向沙俄求援的途中死于天花。驻牧在伏尔加河畔的土尔扈特部（卡尔梅克）长期受沙俄的奴役。后来，一部分土尔扈特人摆脱沙俄统治，向东迁徙，归顺清朝。清朝对准噶尔部的屠杀和土尔扈特部（卡尔梅克）的东归标志着西蒙古人（卫拉特）的势力彻底瓦解。至此，草原游牧诸部皆被征服。

南疆地区的各个政权在准噶尔部被屠灭之后，又被笼罩在清朝的势力范围之下。他们曾试图效法准噶尔部，将清朝的势力赶出新疆，但终告失败。1759年，清朝在新疆地区建立起直接的统治。当年，清朝始在叶尔羌铸币，取代此前在新疆地区流通的准噶尔普尔钱。但南疆地区之前蓬勃发展的经济已经出现凋敝。随着中央欧亚彻底被征服，历代草原帝国在过去2000年里苦心经营的经贸体系终将走向衰败。此后，不但新疆地区，甚至包括甘肃等邻近中央欧亚的西北诸省，都不得不依靠内地富裕省份的财政收入来支持。中央欧亚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崩坍已经开始。

总之，到18世纪，清朝完成了对中央欧亚东部的征服，将东部草原地带、新疆和西藏先后纳入版图。在19世纪，沙俄先吞并高加索，又征服了中亚地区最后的几大汗国。蒙古和西藏并没有被清朝纳入行省制的体系中，仍保有一定程度的独立。另一方面，英国人取代了莫卧儿帝国，成为印度次大陆的主宰。欧亚大陆东部此时三足鼎立，三强之间，壁垒森严，中央欧亚则被彻底割裂。放眼整个中央欧亚地区，仅有阿富汗王国仍然保持完全的独立。它成为沙俄、清朝和英属印度三方之间的缓冲地带。

清朝已将中央欧亚东部囊括进其版图中。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沙俄完成了对中亚西部地区的征服和殖民。尽管准噶尔汗国的覆灭，之于中央欧亚丝绸之路经济不啻为一次沉重的打击，但却绝非致命的一击。彻底扼杀中央欧亚丝绸之路经济的是沙俄和清朝双方以《中俄尼布楚条约》（1689年）和《中俄恰克图界约》（1727年）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对国际贸易的严格管控和彻底垄断。

自1689年起，在沙俄或是清朝势力范围内的难民、流民和部民皆不得任意迁徙，须受该国政府管制。政府派人舆地绘图，守卫边境，并对边区部族展开民族调查，划分其族属，控制其流动。两大帝国以此二条约划分势力范围，对外管控跨境的人口流动，对内则镇压不服从政府安排的民众。

两大帝国对边界的封闭、对国际贸易的严格管控以及对中央欧亚各政权的全面清剿使得中央欧亚的经济彻底崩溃。无论各地本地的经济活动，还是其通过丝绸之路与外地进行的经济活动都受到大幅度的影响。这带来的后果就是中央欧亚，尤其是其中心地带——中亚，陷入极度的贫困，并在技术和文化的各个方面急速倒退。

由于周边帝国的经济繁荣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国际贸易，而且此前它们与外界交往也主要通过陆路经由中央欧亚而实现，因此它们也受到了丝绸之路衰落的影响。但在此时，丝绸之路已经不是它们唯一的选择：一个新型的海上贸易体系正在迅猛发展。虽然清朝本身并不热衷于海上贸易，但它还是在与西班牙人的白银贸易中获益颇丰。俄国更是左右逢源。在西面，它控制了中亚，可以从那里直接获得东方的产品；在东边，它与清签订了贸易条约，因此可以直接获得东亚的商品；其领土四面的出海口则让它可以直接参与到新兴的海上贸易体系中。

亚洲大陆上这些强大的周边国家在海军装备和航海技术上都远逊于欧洲人，因此无法在海上战胜他们。

此事倒不足为奇，或可归因于这些国家起源于中央欧亚并一直以陆权为政治中心。但奇怪的是，它们似乎从未尝试去获得这些技术，甚至没有试着去雇一些欧洲人来帮助掌管它们的海上贸易。显然，这说明它们不单单是对海上贸易没兴趣，而且根本就没有理解海上贸易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因此它们没能充分利用其在陆上的权力来控制海上贸易并从中获利。因此，西欧的海上强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可以在欧亚大陆东部的沿海地区随心所欲地占得或新开商埠港口、海军基地，从波斯湾沿岸一直到日本列岛。这些港口城市逐渐发展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大都市群。地中海沿岸则依然被意大利人和奥斯曼帝国控制。亚洲沿岸新兴各港和地中海沿岸各地共同构成了欧亚大陆的海上贸易体系。到19世纪，这个海上贸易体系已经成为欧亚大陆国际经贸的唯一形式。

在西欧列强的经营下，亚洲的海上贸易不论在体量上还是在价值上都迅猛增长。这导致人口、文化和技术等各种资源都在向港口城市转移。到19世纪，欧亚大陆的商业、财富和权力已经全面转移到海上贸易系统中；欧洲列强控制下的各港口城市规模不断增长，在经济和政治上也日益重要。即使在沙皇俄国亦如是。尽管沙俄在中央欧亚地区吞并了幅员辽阔的土地，但其首都仍然在波罗的海之滨。19世纪末期，沙俄在战略上最为重要的新城市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该城濒临日本海，在历史上曾长期依赖海路补给。与沙俄不同，那些由中央欧亚民族建立的周边帝国则没能及时地适应这种转变，最终一个接一个走向覆灭。印度莫卧儿王朝被大英帝国吞并。萨法维王朝被阿富汗人攻灭之后，恺伽王朝又再度统一波斯。但此时波斯已经沦为被英、俄两强瓜分的半殖民地。西方列强也在晚清中国划分出各自的势力范围。欧亚大陆的经济已经从一个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以沿海航运为补充的大陆型经贸系统完全转型为一个纯粹的沿海型经贸系统。中央欧亚走向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