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聂荣臻：同是四川老乡，同去法国勤工俭学，同为毛主席的左膀右臂，同在93岁高龄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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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熠辉项东民

邓小平与聂荣臻这两个伟大的名字，与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紧紧相连。两人同为四川老乡，都曾赴法国勤工俭学，后来同成为毛泽东麾下得力的左右臂膀，巧合的是两人都活到93岁高龄。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忘我奋斗的七十余年中，他们患难与共，互相支持，相互崇敬，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直到聂荣臻临终之际，仍念念不忘邓小平同志……

异域同乡

邓小平祖籍在四川省广安县，聂荣臻祖籍在四川省江津县（今重庆市），两人初次相识是在法国巴黎，两人都是通过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先生送到法国来的。难怪解放以后，邓小平说，汪云松为我们培养了两个副总理——邓小平、聂荣臻。1920年10月20日，16岁的邓小平等84名中国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乘邮轮到达法国，踏上这块既陌生又充满憧憬的土地，第二天，邓小平等到达巴黎，在这里他们受到了许多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的欢迎。其中有一位就是一年前来到这里的小平的四川老乡——聂荣臻。聂荣臻当时20岁，穿一身整齐的西服，尖头皮鞋，显得很精神，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里充满了热情。在异国他乡遇到同乡，两人有说不出的亲切和高兴，很快他们建立起兄弟般的情谊，这情谊历经72个春秋，历尽沧桑风雨。

1923年7月，聂荣臻（前排左一）与周恩来（前排左四）、邓小平（后排右一）等在巴黎合影。

西方并非天堂，法国也绝非乐土。其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世界经济萧条时期，西方国家本身工厂开工不足，失业严重，哪还能再为外国人提供工作机会，这些千里迢迢来到异国他乡求学的中国学生，绝大部分很快就因经济原因而相继失学。他们面临的是失学失业，甚至是饥饿、死亡。

在这种前途渺茫的情况下，留法学生在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进行了多次斗争，有“反饥饿斗争”，有抗议中国政府秘密向法国政府借款以购买军火的“拒款斗争”，还有为争得学习权力的“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在斗争中聂荣臻、邓小平得到了锻炼和考验，政治觉悟也大大提高，加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的切身感受，阶级觉悟的不断提高，他们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坚定地选择了共产主义。

1922年6月，由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发起组织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巴黎成立。8月，聂荣臻由刘伯坚、熊味耕介绍加入“少共”，不久，邓小平也加入“少共”。他们在“少共”的组织下，一同参加会议，一同进行革命活动，并先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终身职业革命家，聂和邓的关系也由一般的同学、同乡关系进一步上升为革命战友之间的关系。

此后，他们又先后被党组织派到苏联学习，并先后回到祖国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他们共同经历了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失败，此后，聂荣臻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邓小平则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

救命之恩

在经历了几年血雨腥风的革命历程后，1931年，邓小平、聂荣臻又走到了一起，他们先后进入中央苏区。在这里邓小平经历了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打击，成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代言人——“邓、毛、谢、古”的头子，受到排挤、迫害。后来，邓小平、聂荣臻一起参加了长征。在遵义会议上他们共同站到了毛泽东一边，成为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在红军长征过草地时，邓小平由中央秘书长任上调到红一军团政治部当宣传部长，而红一军团的政治委员就是聂荣臻，从这时候起，直到抗日战争爆发，邓小平调到总政治部任副主任的两年间，邓小平和聂荣臻一直战斗和工作在一起。

1940年春，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邓小平。

1936年底，邓小平在甘肃庆阳一带，得了伤寒，病情非常严重。杨尚昆回忆说，“他已经是昏迷不醒了，什么东西都没法吃，吃一点东西就会把肠子戳破，只好煮点米汤喂他。”对此，聂荣臻心急如焚，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邓小平生命危险之际，正好张学良将军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派他的副官送来两车慰问品，其中有一些罐装的炼乳。慰问品一到，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的聂荣臻如获至宝，立即决定：所有的炼乳都留给邓小平。结果，邓小平靠这些容易消化且有营养的食品保住了生命。

携手攻坚

1956年10月的一天，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来到聂荣臻家中。那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后，中央调整了一些领导人的分工，邓小平是来征求聂荣臻的意见的。他对聂荣臻说：“对你的工作安排，中央设想了三个方案：一是，中央决定调陈毅同志去搞外交，他分管的科学技术工作由你负责；二是，担任北京市市长；三是，你继续主管军工生产和军队装备工作。三个方案由你选择。”聂荣臻没有过多考虑，就说：“市长这个官我不想当，对科学技术工作我倒感兴趣。我们国家太落后，也迫切需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聂荣臻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军工生产和武器装备工作，与科学技术有密切的联系，可能的话，将来兼顾也可以，但还是请中央决定吧。”邓小平办事历来果断干脆，见到老朋友这么爽快，他也兴奋地说：“那就这样定了，我上报中央批准后任命。”

1940年初，河北涉县。左起：李达、聂荣臻、邓小平、刘伯承、吕正操、蔡树藩。

从此，聂荣臻开始了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国防科技事业奠基的征程，被誉为全国的科技“老总”。一贯高度重视科技工作，在后来又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邓小平，对聂荣臻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特别是在“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

1959年4月，聂荣臻发现国防科研工作由国防科委和国防部五部两个单位负责，不但有些工作重复，而且不便于集中统一领导。4月20日，聂荣臻代军委起草了一份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中说：“从一年来的工作看，五部的主要工作与国防科委的一部分工作重复，同时，这两个部的机构都不健全。”为使工作趋于统一，组织机构比较合理，经军委会讨论，决定将国防五部的现有机构和人员全部合并到国防科委，并明确今后有关火箭导弹和原子能在军事上的利用两项技术的领导工作，在军委领导下统归国防科委负责。

报告送给邓小平，邓小平看完后，十分赞同聂荣臻的意见，他历来反对政出多门，反对机构臃肿，当下便拿毛笔作了批示：

拟同意，请主席、刘、周、朱、林核示后退克诚。中央领导人都圈阅同意。

机构合并后，国防科委对国防科技工作负起全面领导责任，实践证明，这样做以后，对科技工作中的重大决策，贯彻各项方针、政策，组织各方面力量的大力协作等，都能够集中统一，迅速采取有力措施，从而加速了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

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会议结束不久，聂荣臻便组织张劲夫、钱学森、王诤等拟制了中国发展人造卫星的初步规划。对于中国的卫星事业，邓小平也一直关注着、思考着，他根据中国的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情况，考虑着更切实可行的实施计划。1959年1月，邓小平指示：现在发射人造卫星与国力不相称，要调整空间研究任务。

黄克诚（左三）同邓小平（右一）、罗荣桓（左二）、聂荣臻（左一）等参观防空部队器材展览。

中国科学院在向聂荣臻汇报了邓小平上述指示后，聂荣臻立即意识到这是带有方向性的重要指示，很快和大家一起研究，确定了以探空箭练兵的方针。由上海机电设计院从研究小型液体燃料火箭起步，再逐步研制人造卫星，这样中国第一枚直径250毫米、起步重量190公斤、发射高度8公里的T—7M型探空火箭，于1960年2月首发成功，这一发射成功，为以后人造卫星的发射奠定了初步基础。这时，聂荣臻以及其他科技人员，都更加佩服邓小平的高瞻远瞩。

患难相助

聂荣臻与邓小平之间的深厚情谊和互相支持更表现在“文革”这一非常时期。1975年，周恩来病重，“四人帮”更加猖獗，在全国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邓小平再次处于困难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对邓小平躲得比较远，生怕受到连累。聂荣臻知道后，批评道：“小平同志还兼总长嘛，中央没有免去他的职务，为什么不向他请示汇报工作。”

周恩来逝世后，邓小平处境更加困难，“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对此，聂荣臻心里特别惦记邓小平，在去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后，又特意转道东交民巷看望住在那里的邓小平。当时邓小平外出，没有见到。2月4日，他要女儿聂力代表爸爸、妈妈给邓小平女儿邓榕打电话，问候邓小平全家春节好，特意叮嘱邓小平要保重身体，来日方长。聂荣臻的关心使邓小平深受感动，因为他深知聂帅在这种情况下来看他，是需要多大的勇气。

毛泽东逝世后，聂荣臻更是时刻关心着邓小平的处境，而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军队面临的严重形势，聂荣臻竭其所能帮叶剑英等人出谋划策。1976年9月21日，聂荣臻对前来看他的杨成武将军说：“‘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赖，蛮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最后聂荣臻要杨成武将自己的意见转告给叶剑英。可以说，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7年1月，邓小平因病住院，聂荣臻去看望，还特意买了个大西瓜送去。两人在谈完病情后，就说起了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聂荣臻回来后找了叶剑英，两人不谋而合，积极向华国锋建议，为邓小平复出创造了条件。

亲似一家

邓小平与聂荣臻在几十年的共同战斗与工作中，建立起深厚的情谊。1952年，邓小平全家从四川迁住北京，正好和聂荣臻比邻而居，一直到1957年邓小平搬家，两家一直就由一道不高的围墙隔开，墙上有个小木门，打开门，两家就成了一家。

于是这两位同乡，又同为国务院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的老战友来往便更加频繁。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曾深情地回忆两人及两家的亲密关系：“吃饭后，只要有时间，聂伯伯、张妈妈总要和我们的父母亲一起去散步。在北海公园那湖光塔影之畔，在景山公园那苍郁翠绿之中，留下了多少他们轻松的脚步和欢快的笑声，我和我的弟弟飞飞才上幼儿园，放学后，从来是问都不用问，开门就钻进聂伯伯家的院子，去爬假山，去钻山洞，去摘藤萝架上长满了的长豆角。……1957年，我们搬家了。但是，爸爸和聂伯伯之间的亲密友谊依然如故。爸爸常常会带着我们全家人一起去聂伯伯家吃四川小吃——豆花。”

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

邓小平退休后，已很少出去串门了，但有时还是去聂荣臻家走一走，每次见了聂荣臻，邓小平总是亲切地喊一声“老兄”。他们一起谈天论地，讨论国家大事，邓小平对聂帅的意见总是虚心听取。

1990年10月，86岁的邓小平还登门探望了90岁的聂荣臻元帅。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发表重要讲话，聂荣臻让秘书先后读了三遍，边听边深有感触地说：“小平同志了不起！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就因为坚持了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按小平同志的思想搞下去，我国的改革开放就会有更大的发展。”

1992年4月，聂荣臻病重，他对秘书说:“趁大脑还清醒，写几句话，就叫临终遗言吧！”秘书赶忙取来了收录机，聂帅断断续续，但思路十分清晰地说：“我已经93岁了，寿命也算是很长的……我虽然对党没做多大贡献，但党交给我的任务我都是坚决完成的，我坚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坚信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十分正确的。我非常赞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讲话……”

聂帅的临终遗言，充分表达了对邓小平同志的崇敬与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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