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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传说王振盗毁禁阉铁牌的时间在正统七年?这一年有什么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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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渝

虽然正统朝之前,不乏郑和、黄俨、金英等备受皇帝宠幸的宦官,为何直到正统年间才出现太监专权的阉祸?本质原因乃王振发迹于新体制初成之时,是帝国“表里行事”的双轨制定型后脱颖而出的第一位大太监。此前那些名宦官只能沐浴皇恩,而王振则有了制度保障。正是这个制度造就了王振,也造就了后来的汪直刘瑾魏忠贤等权阉。

回到本文开篇提及的那个传言。为什么传说王振盗毁禁阉铁牌的时间在正统七年(1442)?因为这年太皇太后(张太后)崩逝,这位张太后是明仁宗朱高炽的原配皇后,明宣宗朱瞻基之母,明英宗朱祁镇之祖母。明英宗即位后,张氏被尊为太皇太后,她拒绝垂帘听政,但重用阁臣“三杨”及礼部尚书胡濙、英国公张辅五位大臣辅政,通常认为正统初年朝政相对清明,是张皇后与“三杨”等辅政大臣的功劳。对比后来土木堡之变的惨败,后世著史之人甚至有意无意进行引导,认为张太后在世时大力支持“三杨”内阁,对王振进行压制。直到正统七年张太后去世,王振终于有机可乘,从此平步青云,大权独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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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园雅集图》

由于土木堡之变后,人们习惯将正统朝前后期形成鲜明对比归结于个人(太后与王振)影响,所以在正史中会出现太后怒鞭王振这种充满戏剧冲突、情节如小说般绘声绘色的故事(该故事详情见《明史·后妃列传一》),自然是为突出“太后之圣政,王振之蠧国”。但这些故事就像那块禁阉铁牌一样,只要较真推敲就会发现诸多不合理之处。事实上,正统初年张太后对于“三杨”内阁的支持并不十分坚定,对王振也并非一味压制。王振的发迹绝非正统七年之后。早在朱祁镇即位之初,王振就凭着常年陪伴皇帝这一优势,成功超过了老前辈金英,成为司礼监的头号大太监。正统七年之前,小皇帝朱祁镇就接二连三惩治大臣,多是受了王振怂恿。小皇帝对王振称呼“先生”,公侯勋贵甚至将他唤作“翁父”。兵部侍郎于谦由于“每入京师,无私谒”而被王振记恨,险些被陷害“下法论死”。

大量的事迹表明,王振在正统七年之前已位高权重,这固然得益于小皇帝的放权。但更重要的是,“三杨”与王振并非纯粹的对立关系。内阁与司礼监的崛起都得益于“票拟—批红”这一新生制度,同为新体制的受益者,内阁与司礼监此时若针尖对麦芒,只会两败俱伤,对哪一方都没有好处;相反,在主少国疑之际,内阁与司礼监只有合作才可能共同巩固双方的政治地位。客观地说,正统初年政治相对清明,王振也是有出力的。

但为何正统七年之后,王振就一跃成为权御天下的大太监,以至“阉竖擅权肆横”?关键原因在于制度失衡。正统七年前,太后与“三杨”内阁虽然与王振不是对立关系,但不可否认,的确对司礼监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但正统五年(1440),杨荣病故;正统七年(1442),张太后病逝。“三杨”内阁仅存二人,杨士奇又因儿子犯法之事而被束缚,只能逃避现实;剩下的杨溥亦老病无力,无可奈何地说“自愧乎进无所补,退不我从”。新阁臣马愉曹鼐势轻,根本无法与司礼监抗衡,这就导致原有的双轨制失衡,偏偏作为核心的皇帝朱祁镇王振又极其信任,司礼监的权势自然如日中天,造成“王振遂跋扈不可制”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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