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仑：黄埔军校的奠基人之一，北伐战争的实际最高指挥者，唯一获得蒋介石正面评价的苏联人

文/刘建美

在1923年到1927年中国大革命时期，一位苏联人来华担任孙中山南方革命政府军事总顾问。他对于改组和建设中国国民革命军，讨平广东军阀武装，制定和实施北伐计划，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人就是加仑。

◆苏联政府为孙中山广东革命政府派的军事顾问加仑肖像。

加仑，原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1889年11月19日出生在俄罗斯雅罗斯拉夫省巴尔欣克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中。1904年中学毕业后，在布店当学徒，开始接受革命熏陶，并积极投身革命运动。1914年，他应征入伍，开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由于英勇善战，他荣获两枚乔治十字勋章和一枚乔治勋章。1916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一等残废退役后，积极投身反抗沙皇统治的“二月革命”，在士兵中间开展革命宣传鼓动工作。1918年，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富有战争经验的布留赫尔临危受命，率军打败占领乌拉尔地区的白匪军，使布留赫尔“在俄国革命史上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功绩”，被苏维埃共和国授予第一枚红旗勋章。1921年6月，布留赫尔出任远东军总司令、远东共和国陆军部长和远东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成功地扫除了当地的白匪势力，稳定了远东共和国的形势。

东征之中显身手

1924年8月，苏联政府应孙中山之邀，委派布留赫尔赴中国任广东革命政府的首席军事顾问。1924年秋，布留赫尔奉命到中国担任孙中山南方革命政府军事总顾问。在海参崴办理出国护照时，工作人员问填写什么姓，布留赫尔说：就写加林吧，我的老婆叫加林娜。但加林被读错了音，变成了“加仑”。

1924年10月，加仑抵达当时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广州。就在加仑到达广州之前，广州发生了商团军叛乱。所谓商团军是帝国主义走狗、买办资产阶级陈廉伯操纵下的反动武装组织。他们打着商界武装自卫的幌子，策划成立“联防总部”，勾结广东军阀陈炯明，阴谋叛乱。在广大人民群众和革命军人促进下，孙中山听取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采取断然措施，将商团叛乱镇压下去。

◆1924年孙中山在韶关宴请苏联朋友，左为国民革命政府军事总顾问加仑将军。

1924年10月，北方政局发生剧变，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应冯玉祥之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1924年11月底，广东全省，特别是东线，形势急转直下。陈炯明在汕头召集军事会议，阴谋进犯广州。广州商团于10月溃败后，曾派代表晋见陈炯明，要他驱逐广州的“赤色布尔什维主义”，答应为此而给予大力支持，并提供经费。

加仑在分析了各条战线的局势和孙中山政府军的力量之后，对孙中山当时打算立即北伐的主张表示反对，认为除非广州政府预先在广东立稳脚跟，否则，不宜出师北伐。经加仑建议，1924年12月24日，广州政府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派，汪精卫、许崇智、廖仲恺、胡汉民、谭延闿、蒋介石、朱培德、加仑和伍朝枢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集体筹划军事事宜。

这时，广东革命形势更加严峻。云南军阀唐继尧、沈鸿英占领了梧州一带，向广东进犯。这样，广东革命政府面临遭受陈炯明和唐继尧两面夹击的危险局面。

1924年12月26日，军事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会议责成滇军司令杨希闵紧急命令各部队提供有关各部队目前状况及作战能力的确切材料，制定东线防御计划和进攻计划。

12月30日，军事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除委员外，出席会议的还有桂军司令刘震寰和秘书长伍朝枢，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审议杨希闵提交军事委员会的防御计划和进攻计划。就在讨论作战方案之前，与陈炯明早有勾结的刘震寰和杨希闵借口西线战况恶化，突然要求暂缓讨伐对广东革命政府威胁最大的陈炯明。

由于军事力量主要掌握在刘、杨手中，军事委员会除加仑一人外，无一人敢于对这些主张公开反对。加仑据理力争，指出分散注意力，分散兵力，将导致广州陷落，而广州陷落必然造成东西战事同时失利。因此，必须尽快消除来自陈炯明的威胁，尔后视战局的需要，再挥师西进。作为总顾问的加仑还号召大家：大敌当前，应抛弃个人的狭隘利益，以军事胜利来保障孙逸仙博士北上政治使命的成功，如果依了杨希闵，则必然招致失败。

最后，加仑提议：吁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防卫决定，不迟于1925年2月1日前，由广州政府军出师讨伐陈炯明；修订讨伐方案，改由南部出击，以攻占淡水；支援桂军，攻占惠州城；将北部战场交与滇军，为此要改变该路军的进军路线，经博罗直趋河源，以避开无路可循、人烟稀少、联络极为不便的地区。加仑的上述建议，得到了军事委员会的赞同。

后来事态表明：加仑不愧为深谋远虑的战略家。他坚定不移地坚持首先讨伐陈炯明，不但解除了肘腋之患，而且逼迫刘、杨二军阀不敢轻举妄动，保证了广东革命政府的安全。当时，苏联驻北京武官格克尔1925年3月19日在写给加拉罕的《讨伐广东省军阀陈炯明简报》中说：“我们的军事总顾问加仑同志向广州总部做了一个月的说服工作，终于使他们明白了必须毫不迟疑地出兵讨伐陈炯明。1月底即作出了出兵的决定。”

◆黄埔军校生活。

1925年2月1日，黄埔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蒋介石统领黄埔学生军3000人和粤军许崇智部开始东征。东征军英勇作战、纪律严明，沿途得到彭湃领导的农民军积极配合和声援，连战连捷。仅一个多月时间，万余人之师打垮了号称八、九万的陈家军，解放了东江潮梅地区，陈军残部逃往福建南部和江西。

国民革命军东征讨陈的胜利，对于增进国民党和孙中山的声望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在第一次东征过程中，俄国顾问，尤其是智谋深算的总顾问加仑对战斗的胜利发挥了重大影响。从此，加仑的名字不胫而走。

力促广州政府武装平定刘、杨叛乱

广州政府驱逐了陈炯明这只悍虎的同时，也引来了刘震寰、杨希闵两只恶狼。

在第一次东征中，原以滇军杨希闵部为左路军，以桂军刘震寰部为中路军，但他们却在暗中勾结陈炯明，按兵不动，独自由右路军孤军奋战。

1925年4月初，刘震寰、杨希闵又同唐继尧勾结，在香港与唐继尧签订了一项秘密协议，阴谋在广州发动政变，推翻广州革命政府。滇、桂军阀的阴谋逐渐暴露。

广州政府商讨对付刘、杨、唐方策。4月27日，廖仲恺、蒋介石和加仑在公海上乘船前往汕头的途中，就时局交换了意见。蒋介石认为，刘震寰是政变主谋，近日气焰嚣张，叫嚣发动政变刻不容缓。而政府驻守西部的粤军兵力分散，兵员不足，战斗力差，即使调东部军队也未必能取胜。鉴于广州的处境十分艰难，蒋介石认为正面交战并非上策。他主张将根据地东迁，并占领闽南，而且要调黄埔军入闽作战。廖仲恺认为唐继尧占领广州后将同杨希闵、刘震寰不和，等他们厮杀时，采取军事行动的机会就会到来。总之，蒋介石和廖仲恺都建议不战而让出广州。

◆1925年7月6日，加仑在广东革命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

加仑则强调说，退出广州而驻守粤东和闽南有百害而无一利，国民党和国民革命运动唯有以广州为中心，依托它的革命环境和茂盛的财源，才能推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赢得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因此，加仑主张无论如何要将广州控制在党和政府手里。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大胆开展武装斗争，要在唐继尧逼近之前，倾全力击溃滇军和桂军。

对于加仑的这番道理，蒋介石和廖仲恺表示赞同。他们最后决定，缓和局势的办法不是与唐继尧妥协，而是进行武装斗争。说服政府批准这一决定，主要是说服在孙中山逝世后暂时代理广州政府大权的胡汉民和许崇智赞成此决定。

4月28日，蒋介石、廖仲恺和加仑抵达汕头，随后，三人便在粤军司令部举行会议，许崇智也参加了会议。廖仲恺和加仑提出，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广州。许崇智表示反对，主张只有首先进军福建消灭陈炯明残部，才能守住广东。蒋介石最后表示赞成进军广州。许崇智得不到别人的支持，只好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

5月1日，加仑和廖仲恺回到广州后，范石生（滇军将领，支持广州革命政府）来电，断然否定他打了败仗。范石生的电报使广州的紧张气氛缓和下来，决策人物开始认为，既然范未吃败仗，滇军和桂军就未必敢轻易反对政府，和平解决冲突的呼声一下子高涨起来。

有鉴于此，加仑认为现在即使滇军和桂军不会与政府作对，国民党左派也应抓住眼前的机会，敦促政府出兵攻打滇军，摘除这个有碍于革命发展的“云南肿瘤”。

刘震寰从香港回来，请求允许桂军返回广西，政府求之不得，认为这是摆脱广州困境的绝好出路。加仑则表示反对，认为若桂军开到广西，联合沈鸿英袭击范石生的后方，则范部必败无疑；范部失败，将使政府失去在广西赖以立足的“屏障”，为唐继尧廓清道路。在加仑的再三说服下，政府方面终于同意加仑的意见。

与此同时，杨希闵蛊惑人心地责备政府迟迟不支援范石生部队，他要求将驻扎在粤西的粤军第一师和第三师派到范石生那里去。滇军如此献计献策，使政府认清了他们要将西江的粤军赶出广东的意图，开始从“和平梦”中猛醒过来。

为使政府进一步认清滇军的两面派手法，戳穿滇军与唐继尧的勾结，加仑等人建议政府敦促滇军发表讨唐声明，但政府的提议遭到滇军和桂军的拒绝。

不仅如此，滇军和桂军还抢夺新的进款，下令由滇军取代守卫兵工厂的粤军。这样，敌人就暴露了自己的阴谋。这也促使政府相信此仗非打不可。5月9日，广州革命政府正式作出了出兵决定。

5月10日，加仑提出周详的作战方案，对政府军事集结期间和开战之前敌人可能的各种行动和部署与政府应采取的相应对策作出了详细的说明。5月13日，汪精卫、廖仲恺、加仑、许崇智、蒋介石等人齐集汕头粤军司令部，商讨作战方案，会议最后决定固守广州，直到彻底消灭敌军。决定由胡汉民统率全军，下设参谋部，加仑指导参谋部工作和指挥作战。

5月17日，刘震寰、杨希闵在与英国主子商量如何组织暴动后，返回广州立即组织了反革命叛乱，占领了电报局和火车站等要地。5月30日，广州革命政府又截获杨希闵同北洋军阀段祺瑞的秘密通信，段祺瑞指示杨希闵：必须镇压叛军，巩固政府的地位。

6月6日，广州革命政府精锐部队东征军火速回师平叛。6月11日，革命军开始发动总攻击，经过一天半的战斗，12日即迅速平定了叛乱，俘虏叛军1.7万余人，其中有500名军官。刘震寰、杨希闵及其司令部的军官们，部分逃到了外国租界，部分逃到外国轮船上。

平定刘、杨叛乱的胜利，巩固了广州革命政权，为北伐奠定了基础。其中，加仑敏锐的军事眼光和正确的军事主张也为这一胜利的取得作出了重要贡献。

力主以正规化建设黄埔军校

广州革命政府成立后，为建立一支符合党的宗旨的武装力量，经苏联顾问建议，由苏联出钱，在离广州不远的黄埔岛上创建了著名的黄埔军校。“在中国军队史上，这所学校首次将政治教育列为必修课，目的在于培养学员忠于党的宗旨，仇恨军阀制度和帝国主义。一句话，学校的任务不仅要培养军事领导人才，而且要培养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战士。”

加仑十分重视黄埔军校的建设，刚到广州时就参观了学校，并对学校的工作进行了高度的评价。此后，他还多次到学校参观并指导工作。

由于学校办学目的明确，加之中国共产党对军校极为重视，军校逐渐在广州政治舞台上日益活跃起来。在商团军叛乱期间，黄埔军校承担起保护工人纠察队、农民宣传员讲习所和广州革命政府的重任。1924年11月，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为基础编成了国民革命军最初的两个团。正是这两个团在东征和平定刘、杨叛乱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1925年6月，刘、杨叛乱被平定后，加仑认为要保证国民党中央对军队的领导，获得黄埔军扩充所需的经费，必须成立实施统管的军事委员会。为此，加仑多方联络，终于使国民党内最高领导层的意见达成一致。

6月23日，政府发布指令：宣告军事委员会成立。政治委员会任命汪精卫、许崇智、廖仲恺、胡汉民、谭延闿、蒋介石、朱培德、加仑和伍朝枢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的上述委员足以保证政治委员会对其施加影响，因为政治委员会的所有成员无一不是军事委员会的成员。

6月24日，军事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讨论了事实统一军事领导方案、军队整编方案和今后工作部署，军队的改组工作开始了。

所谓改组，就是要使部队编制趋于正规化，规定每个军下辖师、旅、团、营、连的数量。要对军队进行改组，但凭一纸空文是不行的，必须事先同每个军进行谈判，以确定每个军的人数和编制。这项艰巨的任务落到加仑身上。

经过谈判，加仑终于说服了上层军官，使他们赞成将黄埔军校办成唯一的一所正规军官学校，培养年轻军官，开设参谋训练班以及下级和中级军官进修班。部队正规化方案也取得一致意见。1925年7月5日，军事委员会通过了部队正规化的方案。这一方案确定了相应的编制，每个师下辖3个团，即9个营，共27个步兵连。每个师设警卫营、炮兵营、通讯连、工兵连、供给连、补充营和若干其他兵种小分队。到1927年，经过改组的南方政府共拥有5个军和2个直属军事委员会的独立师，国民革命军的改组工作取得了初步成绩。

在改组国民革命军的同时，加仑还十分重视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建设。国民革命军实行党代表制应归功于加仑。

蒋介石极力反对军内建立党代表制，加仑于是将问题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处理。中央委员会确认军内设立党代表制是必不可少的。隶属总顾问加仑的一个政治委员会制定了《军队党代表条例》，规定党代表不仅拥有行政与经济权力，而且有监督作战命令的权力，从而使党代表与军事指挥官享有平等权力。蒋介石出于无奈，只好形式上表示同意。《军队党代表条例》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下达黄埔军校，规定党代表的近期工作目标是开展政治教育和接近士兵。

◆1925年参加东征的黄埔军校教导团。

最初，军事指挥官对刚出军校大门的党代表，就与军事指挥官同起同坐，感到不满。但是，后来军队因党代表在战斗时身先士卒而威望大增，也使他们认识到了党代表制的益处。1925年3月，在东征讨陈的战斗中，充分显示了建立党代表制度和加强政治工作的威力。加仑写道：“士兵、下级军官和军队中的一些党代表，其素质不仅胜过上级军官，而且他们作战勇敢，往往以一当五，甚至更多。”

为北伐的顺利开展保驾护航

随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国民革命军的壮大，北伐革命的条件已然成熟。加仑审时度势，于1925年9月，拟就了具有高度文献价值的重要文献：《今后南方工作展望》，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进军华中的问题。

在《今后南方工作展望》中，加仑将军事问题与中国革命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在分析国内政局和战局时，认真分析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前景、帝国主义及其中国军阀的立场，以及他们为对付北伐而可能采取的行动，为出师北伐的适宜性作出了论证。加仑写道：

“鉴于目前国民党在广东的政治、军事地位并不令人担忧，解决邓本殷部（即西南线）和陈炯明残部（即东线）的问题亦不至遇到多大的困难，……因此，现在是该提出下列问题的时候了，就是说要及时向北扩展国民党的势力范围，让国民党登上华中政治舞台，也就是说应当及时将政治工作的中心从广东移到以汉口为中心的长江流域。为国民革命运动着想，现在是重新提出北伐和进军长江的主张，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必要的。……这次北伐于1926年下半年初即可开始。”

此外，加仑还对本次北伐士兵的招收和政治宣传工作的开展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加仑的上述规划为国民革命军的统帅部所采纳，成为北伐筹备工作的基础。

1925年夏，由于长期紧张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加仑旧病复发，回国疗养。

加仑回国后，广东时局起了重大变化。孙中山逝世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开始加紧争夺国民党领导机关和军队的领导权。蒋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之后，又于5月15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了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整理党务案。

国民党内部关系的尖锐化，需要一位德高望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来担任军事总顾问。苏联政府认为，最合适的人选莫过于加仑，遂于1926年5月再度派加仑来华。

早在加仑回广州之前，国民党政府就已最后作出进行北伐的决定。1926年4月，以蒋介石、李济深等组成的军事委员会以及苏联其他军事顾问们，制定了北伐的计划，提出了“进军湖北，占领湖南和江西”的计划。加仑审查这一计划，发现其中的弱点。计划要求要和湖南、江西的军阀两面作战，但兵力不足；另外，粤闽边界可能会有孙传芳入侵的危险。因此，加仑认为，必须首先考虑在湖南境内作战。加仑将修改后的计划提交6月23日的军事委员会会议研究，决定利用敌人的矛盾、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即首先集中兵力消灭军阀吴佩孚，然后再相机讨伐其他军阀。

◆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图为武汉军民举行庆祝联欢大会。

1926年7月9日，北伐正式开始。7月11日，北伐军进占长沙。7月27日，蒋介石与加仑在极其热烈的气氛中启程北上，亲赴前线。在途中，8月12日夜，在北伐军各路军将领参加的长沙会议上，蒋介石提出是否执行既定方针的问题。唐生智、朱培德等人都从个人的利害出发，主张各异。加仑在这种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利害关系下耐心地重申各个击破、先鄂后赣方针的意见，而且具体提出了从长沙向武汉进军的计划。会后，北伐军按照这一计划胜利向武汉进军。

8月18日，北伐军司令部下达了向武汉进军的命令。8月26日，广州政府的主要支柱、与蒋介石没有密切联系的第四军在汀泗桥孤军奋战，经过多次白刃冲锋，取得了辉煌的战绩。8月30日，第十二师叶挺独立团以及强行军赶来支持的第十师的一个团实现了决定性的突破，取得了贺胜桥战役的辉煌胜利。10月10日，北伐军第四、第八两军再次发动对武昌的总攻，占领了武昌城，生俘守敌1万余人，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的军队。

国民革命军粉碎了吴佩孚之后，孙传芳就成了革命武装力量在华中唯一的敌人。

◆1926年9月至11月，北伐军在江西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占领南昌。

国民革命军出师后，仅仅三个月，就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击败曾经不可一世的吴佩孚，攻占湖南和湖北两省。这使孙传芳感到震惊，从而改变了以前的中立立场，于1926年8月底派重兵从江西向湖南及湖北的北伐军侧翼进攻。这时，蒋介石为了巩固他的地位，在未告知加仑的情况下，决定主动进攻孙传芳，并于9月中旬攻占南昌城。但是，孙传芳迅速调集主力反扑。蒋介石嫡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王柏龄贪生怕死，率先从南昌逃跑，加上各军缺乏配合，致使占领南昌的第六军遭受重大损失。9月23日，南昌再次落入孙传芳手中。

加仑在此时从严重的失败中引出了教训。他写道：“我军这一次失败的原因很多，但其最主要的原因是程潜和朱培德之间缺乏协调一致。”

与此同时，加仑还冷静地估计国民革命军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他确认，国民革命军的武器装备远不如军阀部队，在国民革命军一个军中，只有一、两门炮，而在孙传芳的一个师中就有不下四门炮。敌人的炮火是很准确的。孙传芳将其他一些省的部队都集中到了江西省。所以加仑做出了这样的结论：争夺江西的斗争成了彻底粉碎孙传芳全部力量的斗争。

但蒋介石又一次以自己的干涉将事情搞糟了。10月3日，蒋介石背着加仑前往驻在奉新的第一师，并下令第二天发动进攻命令。加仑对蒋介石的意图进行了有充分依据的批评：“如果敌人很好地运用铁路，总司令这一次愚蠢的决定可能变成我们的完全失败。”加仑的担心不幸言中。蒋介石发起的进攻再次遭到失败。

随后，加仑以北伐大局为重，为江西战役作准备。为了取得江西战场的胜利，加仑制定了关于国民革命军北伐第三期作战部署。鉴于前两次攻打南昌时北伐军各路军之间不能协调一致，导致战役失利，加仑着重指出：

“各路军必须协调一致，于同一时间合力攻打铁路线。这是保证战役成功的基本条件，这项基本条件如果得不到遵守，则战斗绝难奏效，徒招无谓牺牲。因而不宜硬性规定进军铁路的日期。应于时机成熟时下达攻击令。”

加仑指出，为了保证部队在进攻过程中保持正常联系，应立即着手架设电话线和无线电台，以弥补第二次进攻铁路线失败后造成的联系中断。

在详细研究全部细节后，加仑于1926年10月28日下达了进攻江西的命令。在加仑正确方针战略的指导下，北伐军在11月8日攻占了南昌城。

加仑在扭转江西战场上的颓势中所起的作用是勿庸置疑的，中共早期领导人李立三对加仑的这一作用进行了客观、公允的评价：

“当时武汉方面传说，江西战局的实际指挥，不是什么总司令，而是客卿的加仑将军。果然，11月2日李宗仁等在南浔线击溃了孙传芳的主力，4日占领九江，7日占领南昌，孙传芳才遭受了第一回合的重大打击。”

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加仑是“俄国将领中最为杰出的人”。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次日，加仑搭乘日轮前往上海。8月，离沪回国。随后，加仑担任全苏中央执委会委员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苏联远东军司令员。1935年，加仑被授予苏联元帅这一最高军衔。1937年，在苏联的大清洗中，加仑以“叛国罪”被枪决。1939年，蒋介石向斯大林请求再派名将加仑来华，却被告知加仑已去世多年。60年代，苏联为加仑恢复了名誉。

加仑在华担任军事总顾问期间，国民革命军所取得的辉煌战绩给他的同事和广大的中国民众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使他在广大的国民军将士和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作为蒋介石的首席军事顾问，蒋对他评价极高，即使台湾在冷战高峰期（1957年）出版的反共名著《苏俄在中国》中，加伦仍是唯一获得正面评价的苏联人。蒋介石曾回忆道：“这位加伦将军自民国十三年（1924年）来到中国以后，我认为他是俄国将领中最为杰出而最合情理的一位良友，所以我至今对他还是念念不忘。“加仑还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光辉典范。叶剑英元帅在1957年访苏时，回忆起曾在加仑指挥下参加训练的情景，挥笔写下诗篇：“不见加仑三十年，东征北伐费支援。我来伯力多怀旧，欲到红河认爪痕。”这位俄国国内战争中赫赫有名的英雄，把他在中国的工作视为自己革命活动的延续。在他看来，中国革命的利益是同全体被压迫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他把自己的统帅才能、军事组织者的过硬本领和政治家的聪明才智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伟大事业。

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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