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事件后,吴德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重用,对“四人帮”的行为进行了抵制" />
文/霞飞
林彪事件后,吴德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重用他,周恩来也重用他。在处理林彪死党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授予了吴德许多特别的权力。当时,北京军区实际上归吴德领导了,凡是北京军区作出重要决定,都要吴德参与意见,后来,基本上就是听吴德的指示了。北京卫戍区部队更是直接受吴德的调动、指挥。这在非常时期,是一项重要的授权。因为在当时北京卫戍区的地位和作用十分特殊,它实际上是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一个关键军事部门,毛泽东、周恩来能够让吴德亲自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这对吴德该是多么大的信任!
吴德的职务也在上升。1972年初,他已经参与中央的一些重要工作。1972年4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北京军区政委。1973年5月,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1973年8月,被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吴德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正当“批林批孔”运动之时。对于批林,吴德是积极的,但对于批孔,吴德就不积极了。特别是当他发现“四人帮”利用批孔,影射、攻击周恩来时,他不但不批孔,还对“四人帮”有所抵制。而且,他通过一系列事情,逐步认识了“四人帮”的本质。吴德后来说:我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有个认识过程,特别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以后,对他们的认识逐步提高,对他们的活动有所警惕。“批林批孔”实际搞成批“周公”,即批周总理。政治局对“批林批孔”运动的方针、步骤都没有讨论过。事后证明,毛主席对他们的具体活动也不完全清楚。
林彪事件后,吴德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重用,对“四人帮”的行为进行了抵制" />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在京召开,吴德(左)和汪东兴在主席台。
毛泽东批评“四人帮”搞“三箭齐发”后,吴德对“四人帮”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更加警惕了。吴德说:那个时候,中央的政治生活被“四人帮”糟蹋得不像样子,我对“四人帮”的活动、言论更加警惕了。北京市对“四人帮”布置的事,能应付就应付,能顶住就顶住,凡是没有中央正式通知的,都能把住关。
吴德回忆了他主政北京市时,抵制“四人帮”活动的事情。他说:“批林批孔”夹着批“走后门”,在没有中央正式文件之前,北京市没有传达。在“四人帮”大批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和江青宣传小靳庄经验时,我布置市委宣传部、北京日报社不要批“唯生产力论”,不宣传小靳庄经验。江青去棉纺厂参观,提出要给每个女工做一套所谓的“国服”。陪同江青参观的北京市委书记丁国钰回来后向我汇报了这件事。我说:那怎么行,谁拿这个钱?这件事顶住不办。江青要做“国服”的事,先念同志向毛主席反映了,毛主席批评了江青。毛主席说:做“国服”,让她拿钱。
吴德也曾顶过“四人帮”。这是在“四人帮”批经验主义时。当“四人帮”大批所谓的“经验主义”时,吴德就看出:他们这是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的。吴德回忆说:当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批“经验主义”,被邓小平搁置后,他们采取了一个新办法,在新华社报道计划中来提出批“经验主义”的任务。姚文元将这个计划报送毛主席审批,企图蒙混毛主席能对报道计划做出圈阅。如果毛主席圈阅了,中央政治局就要讨论执行,这样他们就可以另搞一套。批所谓的“经验主义”,矛头完全是指向周总理和邓小平以及一些老干部的。但是“四人帮”的计划落空了,毛主席没有圈阅同意,而且还批评了他们。“四人帮”把石头砸到了自己脚上。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向谨慎的吴德,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顶了“四人帮”。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1975年4月27日晚上召开的。吴德只知道新华社的朱穆之同志列席了会议,对于会议的内容,事先他也不知道,通知开会,他就去了。由于在会议开始前,毛泽东已经有了一个关于批经验主义问题的批示,尽管这个批示对“四人帮”不利,他们还是不敢扣压,于是,在会议开始时,姚文元就说,毛主席有个批示,他念了毛主席在新华社的报道计划上的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姚文元念完后,政治局大多数同志都主张要把这个批示下发。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意图是批经验主义的“火”,已经被“四人帮”烧得很旺了,只有下发毛主席的批示,才能把这个“火”熄灭。但是,“四人帮”不甘心,张春桥跳出来说,毛主席的批示在其他文件上顺便提一下就可以了。张春桥的目的,是尽量削弱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的影响,以维持他们的局面,稳住他们的阵脚。张春桥此话一出,别人就不说话了。这样,双方就僵持起来。会场上一片沉默,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会场的空气像是凝固了一样。
就在会场一片沉静之时,吴德发言了。他说毛主席的批示应该下发,否则,批“经验主义”的那股风在北京就刹不住。这样大的问题,不经过政治局讨论,也不请示主席,以个人名义到处送材料、发信,这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主席可以这样做,其他政治局成员未经政治局讨论不可以这样做。现在老干部刚出来“三结合”,刚刚稳定和安顿下来,你们又搞起什么批判“经验主义”。所谓批判“经验主义”是反对老干部的,你们几个人背着政治局这样搞是宗派主义!
吴德的这个发言,是够大胆的,他直接指向“四人帮”批经验主义的问题,说这是指向老干部的,他还指出了“四人帮”是在搞宗派主义。不仅如此,吴德还不点名,但却是很直接地批评了江青,指出了江青到处送材料、发信的问题,说这样做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
由于吴德这个发言直指“四人帮”,自然引起他们的仇视。吴德发言时,江青一直用眼睛瞪着吴德,姚文元也发呆似地看着吴德。他们或者是为吴德的发言而生气,或者是因为吴德直接揭露了他们的本质,或者是对吴德这个平时谨慎的人却有如此大胆的发言而震惊。但吴德却并不害怕,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孤立的,果然,吴德发言后,叶剑英紧接着发言。叶剑英说,主席讲你们是“四人帮”,要你们停止活动,你们是停止活动了,还是照样活动?叶剑英的问话非常有力量,也鼓舞了其他同志发言批评“四人帮”。大多数政治局成员发言,要求把主席的批示发下去。“四人帮”则在会场上一言不发。这次会议不欢而散。
散会后,邓小平不无赞赏地对吴德说:你今天鼓了很大的勇气吧?吴德说是啊。第二天,也就是4月28日,正生病住在三O五医院的周恩来得知此事,特意找吴德去谈话。周恩来见到吴德的第一句话就问:你们在会上吵起来啦?吴德回答说,只是说话声音大了一些。周恩来说,你还能吵起来,周恩来言外之意是,你吴德平时谨慎得很,怎么还敢顶“四人帮”?周恩来接着劝吴德和为贵嘛!团结要紧。吴德回答说:我看不惯了,就说了几句话。周恩来说:要注意方式,多个别交谈,别影响团结。周恩来与吴德谈话,主要是劝吴德要讲团结,要注意方式。吴德见总理身体不好,还为自己操心,很过意不去,怕影响周恩来的身体,在谈了半个多小时后,就告辞了。周恩来送吴德出来,显得心情很沉重。他对吴德说你知道不知道,主席对两方面意见在观察中,他们会反攻的,反攻时你是吃不消的。吴德知道,周恩来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是,他的立场使他义无反顾,对周恩来说:我懂了,我有精神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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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周恩来和吴德都没有想到,那次政治局会议后不久,毛泽东更严厉地批评了“四人帮”。那是在1975年的5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始前,毛泽东和与会者握手,当和吴德握手时,毛泽东再一次说:吴德有德。这是毛泽东第二次说吴德有德这样的话。吴德听了这句话,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专门集中批了“四人帮”,并且把“四人帮”的问题提到了“三要三不要的高度”。毛泽东说要团结不要分裂,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四人帮”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二百多中央委员,为什么不和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使吴德感到痛快,但他对毛泽东在会上说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的话,摸不着头脑,因此,他又一次采取了慎重态度。5月3日政治局会议之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评“四人帮”,吴德在会上也发言了,他这次发言,没有批评江青,也没有批评张春桥、姚文元,而是问了王洪文:你们几个人商量,你背着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到长沙去见毛主席,你谈了什么?但是,不管吴德怎么问,王洪文就是不说话。在以后的会议上,吴德也就不怎么发言了。后来,邓小平请示毛泽东同意后,决定暂时停止批评会,问题先挂起来。吴德当然也同意这个办法。
吴德采取慎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毛泽东在5月3日说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那句话,一直使吴德感到困惑,他一直记得周恩来说的那句话:主席对两方面意见在观察中。他不能不采取慎重态度。后来毛泽东让张玉凤找吴德,在闲谈中了解情况,吴德也趁此机会问张玉凤如何理解“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这句话?张玉凤说: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之后,江青打电话告状,要张玉凤转告主席说,4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和吴德跳出来围攻他们,连倪志福也跳了出来,这是庐山会议的再现。张玉凤说:毛主席不同意江青这样说,所以说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听张玉凤这样一说,吴德才恍然大悟。
1975年底和1976年初,“四人帮”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吴德认为,这场运动不得人心,因此,他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对江青有所抵制。例如,在对待电影《创业》和《海霞》问题上,吴德的态度就和邓小平一样。江青对电影《创业》横加指责,毛泽东说此片无大错后,江青仍然要编剧张天民检讨。还不通过中央就把吉林省委书记王淮湘召到大寨开会。对此事,吴德和陈锡联、纪登奎一起找王淮湘谈话,批评王淮湘不经中央同意就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还指出:江青的讲话不对,不要传达。在中央政治局审查电影《海霞》的会议上,吴德发言,说这个片子政治上没有什么问题。他的发言起了一定作用,《海霞》得以发行。对此,江青很不满,大发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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