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1955，虚惊一场的“通天刺杀案”-毛泽东专列遇袭

毛泽东，新中国的奠基人，中国划时代的伟大领袖。在建国后，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他曾多次出京调查各地情况。而其的交通习惯，我们今天知道，坐飞机的次数屈指可数，根据空军装备部政治部的文献，其一生坐飞机大约不会超过30次。其最喜爱的交通工具还是火车，包括他仅有的两次出国（赴莫斯科访问），都是乘坐的火车。于是就有了民间传说中的“毛泽东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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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专列人员一起合影

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其安全警卫手段应该是最高级别的，这个放之任何国家都是如此，毛泽东专列也不例外，但即便如此，依旧是危险重重。譬如毛泽东首次出国，台湾的保密局就曾经派过杀手，但是被中共老练的情报保卫部门提前侦破。

但天下总有疏忽的时候，当新中国经历了建国后剿匪、进军西藏、抗美援朝战争后，硝烟逐渐散去，国家开始了经济建设的和平时期。毛泽东一如既往的坐着火车出巡各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他的教导，也是他每每亲力而为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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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那年，毛泽东的专列发生了“遇袭”事件，震动了中共各级领导及中共情报保卫（公安）的全部领导。

1955年6月18日19时10分，根据计划，毛泽东专列缓缓地驶出了杭州火车站。里面乘坐的正是专列主人毛泽东以及前往中国南方访问的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

此时，毛泽东和马林科夫在他们的车厢里亲切交谈。而负责专列安全的时任浙江省副省长兼公安厅长王芳正坐在专列第三节车厢里警惕的注视着周围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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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奥尔基·马克西米连诺维奇·马林科夫

王芳是老保卫出身，战争时期，出生入死，经常孤悬敌后从情报收集到保卫锄奸，无所不能。建国后，他至浙江工作，依旧从事的是打击敌特，保卫安全等老本行，毛泽东每次来浙江，都是他亲自布置和领导警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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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在该专列发出后仅仅四十分钟后，即19时40分，专列鸣笛驰过了萧山城厢镇的西门道口，突然，“砰”的一声闷响传入王芳的耳中，他警觉地站起身，习惯地先看了手表，时钟指在19时45分，随即他迅速出门查看，惊愕地发现，列车行进方向靠右边的一扇玻璃窗上，已被击破了一个洞，洞口有拇指般大小。“有人袭击专列！反革命分子破坏？"这是王芳的第一反应。

专列迅速在诸暨县火车站暂时停靠，王芳快步下车，到车站站长室，与省公安厅副厅长吕剑光（同样是老保卫，后来升至公安部副部长）通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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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即，萧山县公安局局长潘振铎办公桌上的电话特急促地响了起来，吕剑光第一时间找到了这位负责当地治安、反特和社会保卫的公安负责人。

“你们萧山闯下了塌天大祸！今天中央首长乘坐的专列途经萧山时，遭到袭击，专列玻璃被击破。出事地段在白鹿塘车站以北区间。省公安厅命令你们24小时内破案。要立即组织力量下去侦查，你自己在家等我，我马上来萧山。”吕副厅长在电话中的语气非常严峻，潘局长立刻脑门惊出一头冷汗，立马快步下楼，到秘书室对秘书陈如康说：“你赶快通知全局干警，马上开紧急会议！”

陈如康正在写一份《情况反映》，听局长一说，旋风般地跑遍各股、所、队的办公室，还到宿舍把几个刚就寝的干警也叫起来。包括县公安局侦察股长宋运文，与副股长杜永毅正在研究一起反动道会复辟案件，接到通知，两人立即赶到会场。全局民警集合不到5分钟。萧山局局长潘振铎连同中共萧山县委副书记杨玉坤来到了会场。潘振铎双眉紧锁，严肃的首先道：“刚刚接到省公安厅命令，今天中央首长乘坐的专列，傍晚在经过萧山县境时，遭到袭击，玻璃窗被打破了一个洞，推断是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萧山闯下了塌天大祸！上级命令，限我们24小时内破案。现在全局总动员，各股、所留一个内勤看家，其余全部分头下去，查清楚从西门道口起，至白鹿塘车站止的铁路沿线各村中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历史复杂分子在今晚19时至20时的行动，凡有可疑的都即行扣押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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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县委副书记杨玉坤接着补充：“中央首长乘坐的专列遭人袭击，这是一起特大的政治事件。我们萧山县的公安干警，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迅速侦破这一案件。县委已命令西蜀区委，要他们发动区、乡干部全力配合；铁路公安派出所的同志，也将全力协助破案。当然，你们是侦查此案的主力军，希望大家不要辜负党的重托！”

立刻，萧山局全局50余名干警即刻出发，连夜奔赴铁路沿线的各村、镇，敲开了相关的每位治保干部的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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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点零5分，浙江厅副厅长吕剑光到达萧山局，他神情异常严肃，没一丝笑容。萧山局潘振铎局长首先汇报了今天保卫专列的经过和刚才的部署。作为专列途径路段，萧山局在当日下午就省厅科长朱克亲自持介绍信，向潘局长直接传达吕副厅长指示：当晚20时后，有一列专车通过萧山，从杭州往南方向去，要县公安局做好保卫工作，保证绝对安全。彼时，潘局长立即组织党员干部，布置分段包干，晚上20时准时进入岗位，开始沿铁路线巡逻、警戒。但是，在19时40分左右，专列提前通过了西门道口，20时进入岗位做保卫工作的干警，沿途空等了一场，20时30分后，接到通知，陆续返回。现在，根据省厅和县委，县公安局的要求，已经派出大批干警至铁路沿线各村开始侦查。

省厅副厅长吕剑光详细的听完了全过程，并亲自做了笔记，经过片刻的思考，根据保密的要求，他并未透露出专列的具体所指，而是慎重地说：“今天通过的这列专车，不是一般的专车，这种专车在我们国家里是不多的。专车遭袭击事件，我已经报告了谭震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华东局第一书记，当时正在杭州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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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两人对案情作了多方面的分析与判断。最后，吕剑光要求潘振铎一起到杭州去向国家副总理兼华东局第一书记谭震林直接汇报。

不到一个小时，在杭州北山街XX号住宅楼（时为浙江省委书记江华住所），新中国公安的奠基人之一，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巨擘许建国（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已经在客厅等着他们。见着他们，许建国先告知谭震林和江华有要事出去，然后仔细的听了省厅和萧山局的汇报。听完，许建国这才告知潘振铎：“这件事很严重，必须迅速侦破，萧山公安局责任重大，应全力以赴，力量不够，省公安厅要大力协助。这列专车不是一般的专车。车上坐的是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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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潘振铎的冷汗一下子下来了，从事态的严重性和高层关心程度，他其实已经做好了专列上一定是某位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可万万没想到竟然是毛泽东，事件是严重到何等程度。潘振铎已经不敢往下想了。

已是午夜二点过了，吕剑光、潘振铎、和机要秘书再赶回萧山。

当年，从萧山西门道口到白鹿塘车站这一铁路区间，行政区划隶属西蜀区安桥乡。乡政府所在地曹家桥村，被铁路分隔为东西两半。这里人多地少，农民生活相当困难。这次专车玻璃窗子被击破案子，随专列负责警卫的王芳根据时间、车速来推断，认为发生在曹家桥村段。因此，全局人员按照领导部署，当晚到安桥乡各村，首先将四类分子和历史复杂分子，全部集中到区公所，然后逐个审查核实这些人，当时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未能查到与此案有关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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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即6月19日下午，吕剑光亲自来到了安桥乡政府，听取侦查汇报。萧山局的局长和副局长包括连夜进行排查的公安侦查人员也都聚集到场。

吕剑光直接问侦查进度，潘振铎立刻汇报：“我局50余名干警，当晚奔赴铁路沿线各村，排队审查了60余名四类分子和历史复杂分子的动态。40余名已排除了嫌疑，21名尚在核实当夜出事时他们的行动情况。”

吕剑光听完，立刻下达了破案命令：“限24小时破案，所剩时间不多了，各侦查小组要抓紧。如果查出作案者是地主、伪保长之类，坚决给他严厉的惩罚！”

在安桥乡参加侦查的公安人员有县公安局人员，加上公安厅几位处长、科长和铁路派出所民警，共70余人，落脚在西蜀区公所（区公所也在安桥乡）和安桥乡政府。19日夜幕降临，对全体侦查人员来说，这必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而且大家似乎也来不及想一下夜间会不会饿肚子的事，大家只一个念头：尽快破案。

此时的节气，农历正是芒种前后，安桥乡的水稻田里正都忙着插秧。但从18日晚上开始，乡里突然来了几十个政府，东敲门，西叫人，他们不问生产，专门打听当天傍晚专列经过时，有谁在火车路旁边。历史上有点问题的人，都一个个被“请”到区公所里询问。说句实在话，铁路经过安桥乡，特别是到曹家桥，穿村而过，两旁都是村民住房，站在铁路旁看火车是家常便饭，谁也不当一回事。可现在对傍晚火车经过的事，追查得如此吃紧，大家只好推得一干二净，谁也不肯认账。那些被叫到区公所谈话的人，个个被间得心惊肉跳。他们的家属，更是焦急万分，急得团团打转，暗暗掉泪。安桥乡刹时间显得很不安宁，各种传言四起，乡民们处在惊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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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6月20日下午，许建国也乘坐单挂一节车厢的火车，亲自到萧山进行侦查。火车开到安桥乡曹家桥附近地方，开开、停停，一忽儿向前开，一忽儿开倒车，来回三趟。当地群众，火车见得多，这样情景还是第一次见，都拥出来看热闹。

吕剑光和潘振铎奉命登上许建国的车厢，一起到了白鹿塘火车站，县公安局的几位股长级干部，也奉命赶去白鹿塘车站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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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毛泽东专列上的火车司机

参加白鹿塘火车站现场会的有浙江省厅的几位处长、科长，上海铁路局、铁路分局、铁路公安处的领导干部等30余人。县公安局的干部，除刚见过许建国的潘振铎外，都是首次看到保卫战线上传奇人物，也是公安部的首脑之一的许建国。

许建国并不严肃，而是首先说：“同志们，辛苦了！”所有参会人员都是心头拧得紧紧地去开会，许副部长的一句开场白，顿时使到会人员的紧张心理松弛了不少，但案子仍没有眉目，每个人心里还怀着沉重的石头。况且今天是公安部副部长亲自来勘察现场，可见案情非同一般。但那天专列上坐的到底是哪位中央首长，现场会上除了吕剑光和潘振铎少数几个知道外，谁也不知情，谁也不敢问。

许副部长听取了汇报后，神情庄重地说：“同志们，我提三条：一、取消24小时破案的命令。二、案件的性质，看来不一定是反革命破坏。不要眼光只集中在四类分子身上，侦察面要广一些。这起事件有可能是群众丢石子误中专列造成的。三、侦察地段，重点放在安桥乡的曹家桥村。我勘察了这一铁路区间，此处铁路穿村而过。事情很可能发生在这里。”

有了副部长这番话，参加破案的干警们心里又松下不小，更加迫切的投入到了破案工作中。

通过侦查线索不断的汇总，一个人进入了干警们的视野，那就是安桥乡村民曹文生。时间已经到了6月23日下午，潘振铎综合了各方面的侦察情况，确定曹文生为作案重点嫌疑对象。他一面要宋运文留下继续做曹文生的讯问事宜，一面下令全局侦查人员，从安桥乡撤回。

当晚10时许，宋运文根据布置，安排好监视哨，便将曹文生先放回家。

回到局里已是深夜11时，潘局长、解副局长、朱克科长还在开会哩。宋运文即向他们汇报了讯问曹文生的经过。三人一致认为：要趁曹文生思想刚有转机时，紧追不放，不给他喘息的机会。潘振铎立刻命令宋运文连夜赶回安桥乡，将曹文生带回局里。

当晚一点，宋运文将曹文生带回萧山公安局。在局长公办室外间的小会议室里，局长潘振铎、解副局长、省厅朱克科长坐着准备讯问。秘书陈如康准备好了做笔录的纸笔，坐在局长一侧。治安股长陈荣杰、侦察股副股长杜永毅同时也在场。

潘振铎首先开始了攻心政策，根据了解曹文生出身贫农，所以，潘振铎首先告知其，并不是阶级敌人。翻身农民，是靠共产党打下了天下，才分得田地翻身做了主人。但贫农做了错事，也要老实交待，争取政府从宽处理。

曹文生听进了开导，惶恐的心慢慢的静了下来，最初，他是抗拒交待的，因为害怕自己如果坐大牢了，家里的媳妇孩子和农田谁来管，家里也在当地抬不起头来。潘振铎的话让他了解了政策，也将惶恐慢慢的收起来，最后他交待了案情：“18日傍晚，火车来之前，有五六个人站在火车路西侧闲谈。我是站在友根家的台门口，参加闲谈，手中捏着一块从铁路上拾起来的棱角石头在玩着，这时看到一部蛮漂亮、蛮漂亮的火车开过来，我随手将玩着的石头，从下往上抛了过去，授在第三节或者第四节车厢上，大约钉在火车的窗门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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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怀疑对象曹文生承认了。五天五夜侦查员们提心吊胆的心，总算能呼出一口气了。但问题接踵而至，即便现在案子有了着落，但只有口供，没有旁证，上级领导会相信吗？

（根据案录）潘振铎继续追问曹文生：“你说的是真话？"

曹文生答：“我现在说的话都是真的，绝对不骗政府。请求政府宽大！"

潘振铎：“你为什么要向火车扔石头呢？"

曹文生：“我是随意扔了出去，闹着玩的。”

潘振铎：“你惯（吴语方言，即扔的意思）石头时，有人看见吗？"

曹文生：“我们一起站着有五六个人，培兴站的地方离我最近，他大概是看见的。”

如上，讯问告一段落，萧山局的领导和省厅人员商议后，先将曹文生暂行扣押，并令宋运文即刻再赶往安桥乡，找到曹文生所说的那个老乡曹培文，做好旁证记录。

事情又起了波澜，当宋运文奉命再次赶到安桥乡曹家桥，敲响曹培兴家的大门，曹培兴一见公安人员，居然便开口直说：“宋股长，这件事情我错了，请求政府从宽处理。”曹培兴居然很爽快的承认了是他向火车掷石头的事

宋运文一时间糊涂了，案子查了五天五夜，开始时谁也不肯承认，不料在刚过去的3个小时内，忽然有两个人出来认帐，谁真，谁假？！

宋运文冷静下来，迅即将两人情况作了比较，觉得曹培兴的承认来得蹊跷，真实性小，但是，如果不是他作的案，又何苦来承担这个罪名呢？也得不出解答。宋运文决定来个“假戏真做”。他从公文包中取出纸张，口袋里拔出钢笔，与曹培兴一问一答，做好了“询问笔录”，然后叫曹培兴签上名字，盖上手印。我心平气和、神志安详地说：“曹培兴，你做了错事，主动坦白，可以得到政府宽大处理。但是向火车扔石头，打破玻璃窗子，破坏铁路交通安全，是犯法的事，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政府宽大不是无边的。现在白纸黑字写在这里，我将案子报上，你再想否认，可不是闹着玩的了，法律是不允许的。老曹呀，你仔细想想看，如果不是自己做的错事，何苦要把别人家的丧事弄到自己屋里来哄呢？你以为怎么样？"

如此一说，曹培兴大吃一惊，连忙慌里慌张地说：“啊呀！我错了，我错了，要犯法受处分，我吃不消的，我讲实话吧！昨天晚上，公安同志把文生带到萧山去之后，文生老婆哭哭啼啼到我家来，恳求我，她说：‘培兴哥，你救救我们一家大小的性命！火车路上攒石头的事是文生闯的祸，悔也迟了。他今天晚上被抓到萧山去了，如果勿回来，全家要饿煞哉。你是党员，做过多年乡长，你去承担，政府一定不会难为你的。看在我们两个孩子的面上，行行好。’文生老婆一面哭，一面给我跪了下来。我一时糊涂，编造谎话，来认这个罪。其实文生向火车惯石头，我当时是看见的。没想到案子闹到这么大，如果揭发了他，他坐了牢，女人小孩都活不成尹以一直没有对政府讲真话。是我错了。”宋运文再将曹培兴的陈述，一字一句地做了笔录。

宋运文再赶回到萧山，立刻向潘振铎做了汇报，并详细说了曹培兴的“反复”，并呈交了签字画押的笔录。至此，潘振铎这才真正松了一口气，判定案情已经明了，便命秘书陈如康将案情写成书面报告，上报省公安厅。省公安厅迅速向中央、公安部汇报。

又隔了一天，6月25日下午，省厅打来电话，说此案关系重大，中央首长要听人犯口供录音，省厅派技术员来萧山录口供，县局要做好准备。傍晚，省厅首长带了技术员携带钢丝录音机，一切准备就绪，把曹文生从看守所提押出来。

萧山局局长潘振铎再度亲自担任主审人，侦察股长宋运文任记录员，厅领导则在隔壁间，技术员打开录音机，专心致志地操作着。录音开始，潘局长将全案过程，从头至尾询问了一遍。询问完毕，曹文生押回看守所。大家围着录音机试放一遍。厅领导听后，表示可以交差。至此，所有参加侦查工作的人员，精神才真正放松下来。

但这起“通天案”的案犯该如何处理呢？萧山县公安局把案卷报省公安厅，省厅把案卷报公安部，口供录音带、旁证笔录一并送去。中央某领导在听取了公安部的汇报后，认为：“曹文生破坏铁路交通安全，是犯罪行为。考虑到曹文生是一个贫苦农民犯错误，贯彻教育为主方针，可以给予从宽处理，判个缓刑就行了。”中央批示到省里，王芳在曹文生的案卷上，亲笔批了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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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7月16日，萧山县人民法院判处曹文生有期徒刑3年，缓期执行。而涉案的曹文生仅仅坐了23天看守所，便被释放回到了安桥乡曹家桥的家。进门的时候，妻子和两个女儿都以为是在梦里，惊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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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本来让几乎所有中国高层悬着心的“专列案”，就这样，成为了“虚惊一场”，平平淡淡的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