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深圳经济特区的三次关键支持

文/张嘉升

1980年8月正式成立的深圳经济特区，是中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而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设立特区的主要决策者，更是对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如今，深圳经济特区已经走过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回顾深圳经济特区四十年的发展史，邓小平至少在三个关键时间节点上，对深圳经济特区的创立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79年邓小平倡议试办特区

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邓小平得以正式复出，继续投身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此时，在中国大陆的南端——广东省正上演着愈演愈烈的边民偷渡逃港大潮。偷渡逃港事件的根本原因则是境内外巨大的经济差距。广东境内的宝安县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134元人民币，而在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的农民同期收入高达13000元港币。面对巨大的经济诱惑，越来越多的国人选择铤而走险，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疯狂偷渡香港。这年的11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将逃港事件向正在广州的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听后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邓小平和广东省的领导人深知只有不断缩小与对岸的经济差距，让国人富起来，才能遏制住这股逃港大潮。此时的中央也正考虑利用广东、福建两地毗邻港澳的优越地理位置，来吸引和利用外资，发展经济。1978年3月，国家计委、外贸部工作组开始对广东的宝安和珠海两地能否建立出口生产基地进行实地考察。5月6日，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领的考察组经与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人习仲勋、刘田夫等人商讨，回京后向中央提出把宝安和珠海划为出口基地的意见，终获同意。而此时的出发点主要是扩大出口、增加外汇，还没有建特区的思想。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策的激励下，广东省决心迈出更大的步伐。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4月1日和2日，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议明确，发展广东的根本出路是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让广东先行一步；提出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汕头三地根据国际惯例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名称初步定为“贸易合作区”。之所以叫“贸易合作区”，是因为如果叫“出口加工区”则与台湾的名称重复，如果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3日，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带着本省领导干部的共识，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并准备汇报中央。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正式下发。

会议期间，邓小平对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和省委第二书记杨尚昆提出的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的意见，给予了有力支持。他还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工作会议正式讨论了广东省的提议。中央工作会议后不久，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受中央委托带领国务院相关负责干部帮助广东、福建两省委分别于6月6日、6月9日写出了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呈送中央。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两省的报告，决定对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方面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就是著名的“中央50号文件”。

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8月26日，全国人大召开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并向全社会公布：“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正式通过了国家立法，在一片热闹的爆竹声中，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中的第一号特区——深圳经济特区诞生了。

1984年邓小平首次踏足深圳经济特区

1984年1月22日晚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与政治局委员王震、杨尚昆等一同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和上海视察。24日上午，邓小平抵达广州火车站，稍作停留。他对中顾委委员、原广东省领导人刘田夫和广东省长梁灵光等人谈到了此行的目的：“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五年过去了，作为设立经济特区主要决策者的邓小平，一直惦念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情况。

24日中午，邓小平一行来到此次视察的第一站——深圳经济特区。在下榻的宾馆，他仔细听取了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的汇报。他对深圳经济特区五年来的发展成绩十分满意。在听到经济特区缺乏专业人才时，向来重视教育和人才工作的邓小平说：深圳要办一所大学。这个大学可以吸引华侨投资来办。华侨在这里办大学，由他们聘请国外水平高的教授，从国外购买教学设备，这样可以给我们培养一批人才。听完汇报，他最后说道：“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讲的问题我都装在脑袋里，我暂不发表意见，因为问题太复杂了，对有些问题要研究研究。”下午，邓小平来到罗湖商业区国际商业大厦。正忙于采购年货的人们发现了身穿深灰色便服的邓小平，纷纷喜出望外，全场响起了热烈掌声。邓小平来到高20层的大厦天台楼顶，俯瞰建设中的整个罗湖新城区。得知马路对面的国贸大厦正以“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施工建造着，他很欣慰地说：“看见了，我都看清楚了。”

◆1984年1月24日中午，邓小平在深圳参观兴建中的国贸大厦，俯瞰建设中的深圳全貌。

25日上午，邓小平与王震、杨尚昆等来到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深圳工贸中心参观。他们走进车间，“振兴中华，勤奋工作，向四化进军”的字幕正在电子计算机屏幕上闪烁着。他们兴致勃勃地观看了人和电子计算机下象棋的表演，还听取了关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生产电脑设备和软件的汇报。邓小平十分关注我国的科技发展情况，他说：“软件占百分之八十，硬件占百分之二十，这就要靠脑子。杨振宁说美国都是十六七岁的娃娃搞软件，好多尖端技术都是娃娃搞出来的。”他还强调，“要积极培训青少年。搞软件，我们有条件，中国有一大批好的娃娃。现在不少下象棋、围棋的都是娃娃。”

邓小平牵挂着农民的生活状况，他们一行来到深圳河畔的渔民村，进到村党支部书记吴伯森的家中了解情况。吴伯森带着他们参观了别墅式的房子，里面的陈设一应俱全。邓小平问他，你现在什么都有了吧？吴柏森激动地说，都有了，真是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能有今天的好日子。群众都说，“翻身不忘共产党、致富不忘邓小平，感谢邓伯伯的好政策。”邓小平随即纠正说：“感谢党中央嘛！”他了解到去年全村纯收入达到47万元，平均每人年收入2800元，每个劳动力年收入5970元，平均每月439元。在看到这个村先富起来的情况后，邓小平感慨地说：“经过长期奋斗，全国广大农村都可以达到这样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参观渔民村渔民新居。

深圳经济特区先行先试，各项改革举措成效明显。深圳市委为了更全面地汇报这方面的工作，便邀请三位中央领导参观蛇口工业区。蛇口原是一片荒山，人烟稀少，许多逃港青年曾在这里葬身鱼腹。如今这里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城，现代化的工业厂房拔地而起。26日上午，邓小平听取了工业区董事长、总指挥袁庚的汇报。邓小平听得很仔细，在听到工业区的党委副书记才三十多岁时，他说：现代化没有年轻人不行，要鼓励年轻人挑起重担，多干工作。袁庚还邀请中央领导们到“海上世界”做客。原定在春节期间开业的“海上世界”是由一艘豪华客轮“明华号”改装成的酒楼、宾馆，是我国首座海上旅游中心。邓小平等人登上九层高的客轮，在船上稍事休息、就餐，还观看了船上的旅游服务设施。离船前，邓小平应主人的邀请，在船上餐厅挥毫题词，写了“海上世界”四个大字。

26日下午2时45分，邓小平乘坐海军炮艇离开蛇口，向此行的下一个目的地——珠海经济特区进发。2月1日，在结束对深圳和珠海经济特区的视察后，邓小平在广州为深圳经济特区亲笔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落款的日期则是他离开深圳的1月26日。

1984年的经济特区之行，使邓小平亲自感受到了深圳、珠海等地五年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加坚信当初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后来，他曾对人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看来路子走对了。”邓小平在关键的时刻通过实际行动对经济特区给予了重大支持，回击了一些人对它的怀疑。此后深圳等经济特区基本上不再受到各种议论的纷扰，走上了更加快速的发展道路，对全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到深圳

1992年1月17日下午，88岁高龄的邓小平乘专列离京，前往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邓小平此时决定南下是有着复杂国际国内背景的。国际上，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陷入低潮。冷战结束，世界开始走向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这对我国的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国内，有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缺乏信心，也有人对改革开放提出了姓“社”还是姓“资”的疑问。这些问题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使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为了冲破种种阻力，邓小平决定再次视察南方。

19日上午，邓小平抵达深圳，一到住地就提出要出去看看。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和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等陪同下，邓小平参观了充满活力的深圳市容。他说：“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当时要搞几个特区，你们深圳靠近香港，珠海靠近澳门，厦门靠近台湾，汕头是侨乡，也是靠近台湾，所以先在你们这些地方搞特区。不搞改革开放，现代化不知要等到哪一年才实现。”他随后到皇岗口岸视察，站在深圳河大桥桥头，深情地眺望着对面的香港。

◆1992年1月20日，邓小平在国贸大厦。

20日上午，邓小平一行登上深圳国贸大厦53层俯瞰深圳的发展变化。在观看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图、听取关于深圳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情况汇报后，他发表了较长时间的谈话，指出：苏联东欧的变化，说明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不能乱。中国如果一乱，便是一片灾难。他还说：“我们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有了这一步，再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有希望。我们时间不多呀！世界市场也很紧，不容易竞争。要夹着尾巴做人。”他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邓小平思路清晰，侃侃而谈，有时说出一两句幽默的话语，引得全场阵阵笑声。离开大厦时，邓小平还高兴地向热情的群众频频招手示意。

21日上午，邓小平来到深圳华侨城中国民俗文化村和锦绣中华微缩景区游览。他观看歌舞表演，在“布达拉宫”微缩景点前分别同家人和陪同的负责人合影留念。在回宾馆途中，邓小平讲，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他还强调，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1992年，邓小平在深圳仙湖植物园亲手栽下一棵高山榕。

22日，邓小平和国家主席杨尚昆两家三代人来到仙湖植物园种树和游览。邓小平兴致盎然，认真听着各类植物的讲解，还不时提问。当他们来到一棵天鹅绒竹芋面前时，邓小平问道：“它长不长芋头？”植物园负责人答：“不长，只供观赏。”在介绍到一棵名叫“发财树”的植物时，邓小平欢快地说：“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在仙湖植物园，邓小平一家还和杨尚昆一起种下了一棵高山榕。高山榕是广东的代表树种之一，四季常青。最后，邓小平和他的小孙子一起拿起红色小水桶给刚种上的高山榕浇上了水。

下午，邓小平同省市负责人发表了许多重要谈话。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他还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这些话，给了在场同志很大的启发和鼓舞。

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说，深圳特区是在您的倡导、关心、支持下才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我们是按您的指示去闯、去探索的。邓小平说，工作主要是你们做的。我是帮助你们、支持你们的，在确定方向上出了一点力。23日上午，邓小平结束了他的第二次深圳之行，从蛇口港乘快艇去往珠海。离开深圳前他再次叮嘱市委负责人：“你们要搞得快一点。”

◆1992年，邓小平在皇岗口岸深情眺望香港。

2月28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1月18日至2月21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期间的谈话要点作为中央1992年第二号文件下发，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不久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春风吹到了全国各地，消除了长期困扰人们的疑虑和禁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为了纪念邓小平对改革开放和深圳经济特区的支持，1992年6月28日，一幅邓小平的巨幅画像耸立在了深圳市深南大道路北荔枝公园东南口广场处。画像高十米，宽三十米，画像中邓小平身着浅啡色夹克衫，右手指向前方，尽显伟人风采。画像中的标语为邓小平不久前视察深圳时的原话：“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此后，邓小平画像的版本虽几经变化，但人们对他的尊崇与敬意有增无减。每年约有百万以上的游人来到邓小平的巨幅画像前与这位世纪伟人“合影留念”，缅怀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深圳经济特区的缔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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