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威柴荣两代英明君主接力兴革，后周现强国之象

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228，《五代史话》连载08（点击蓝字可查看上篇），欢迎收看。

01、郭威黄旗披身

后汉乾祐三年(950)十一月，原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郭威进了大梁，天下事实上已经姓了郭，但是他偏要来一套掩人耳目的把戏。他请太后（刘知远的妻子）临朝听政，迎立刘知远侄子刘赟做皇帝，似乎并无取而代之的打算。

接着，北方突然传来契丹进攻的边报。十二月，郭威引兵北上，算是前去抵敌。兵到澶州，将士忽然鼓噪起来，撕开一面黄旗，披在郭威身上，拥护他做皇帝。

于是郭威回师南下，在“不得已”的口实下，夺了后汉的天下。刘赟本来在徐州，还没有走到大梁，便被废被杀。

这个王朝尽管历世不过两代，为时不满10年，它却大有兴革，使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显露出一番崭新的气象，为北宋王朝的隆盛局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郭威和柴荣，特别是柴荣，恰恰在对统一集权这方面大有作为，因而应该得到比南方的几个君主如杨行密、徐温等高得多的评价。

后周是一个中原王朝，势大力厚，比南方割据国家条件要好得多。

后周开国时，后汉河东节度使刘旻（刘知远弟）在太原称帝，据有今山西中部和陕西的一小块，历史上叫做北汉，因此后周所有的土地，比后晋、后汉为小，但北起白沟，南至长淮，共有98州。南方各国，后蜀52州，南唐36州，南汉62州，都相差得很多。

当然，各州大小不同，应该考虑，但大概地比一下，也没有多大关系。以后，后周世宗柴荣从后蜀取秦、凤、阶、成四州，从南唐取淮南14州，从契丹取瀛、莫二州，共有118州，特别是在南方，推进到长江一线，发展尤为可观。

强弱大小的对比，当然是可以改变的，重要的问题在于人谋。

后汉、后周的时候，后蜀、南唐、南汉等国的统治者，骄奢淫逸，已达极点，休说进取，连守成也很困难了。

郭威和柴荣在这时候走上历史舞台，自然格外容易出人头地。

02、两个顺应时代的英豪

郭威和柴荣，比起五代前四代的皇帝，也是全然不同的人物。他们来自比较低的阶层，对于民间疾苦，比较了解。因此，他们能够成为符合当时时势要求的统治者。

郭威，字文仲，邢州尧山（今河北隆尧西）人，相传原姓常。父亲死后，母亲改嫁郭简，他因而改姓郭。郭简做过刺史，在战乱中被杀；不久，母亲也死了。

从后父的地位和遭遇看，郭威也只是破落的官僚家庭的子弟。

他从小得姨母抚养成长。18岁应募做军卒，仗着一身勇力，加上懂得书算，一步步爬将上去。他虽则没有在脸上刺字，却也在颈上刺了飞雀，被人叫做“郭雀儿”。后来他自己说过：“自古岂有雕青天子！”

郭威即位称帝时年已48岁，30年的军旅生活给他以丰富的社会知识，登位以后，常以前代史事作为鉴戒。这就是他的长处。

柴荣是郭威的内侄，后来被认做儿子。郭威的亲生儿子都被后汉隐帝刘承祐杀光，柴荣就成为他的唯一的继承人。

柴家是邢州龙冈的小地主家庭，柴荣的姑母嫁给郭威时，郭威只是一个小小的马铺卒使。

柴荣长大了，替郭威管家，那时郭家还不很宽裕，靠他经营得法，才逐渐发达起来。他不单单管理田庄，还远涉江湖，到江陵去贩茶叶。后来郭威的地位高了，他才跟着担任军职。

后周建国的时候，柴荣31岁，从管家经商到开国前担任的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这样的高级军官，显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阅历。他精于骑射，也涉猎了书史黄老等文化知识，在当时的统治者中间，可以说是才兼文武、学识均优的人才了。

这两个人，比起前几代的统治者来，显然要高明得多。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由于他们的阅历，自己尝到过艰苦的味道，也比较了解民间的疾苦。因此，他们不走前人的老路，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大力进行了改革。

03、郭威和柴荣主持的改革

郭威在位3年零半个多月，柴荣在位5年零5个月，合起来不满9年，事功却很有可观。政治、经济的改革，多半前后相继；独有军事的改革和南征北伐的成就，完全是柴荣手里的事情。后人特别推崇柴荣，原因就在这里。

先说政治、经济的改革。

第一是郭威、柴荣都比较注意节约。

郭威即位后下令：乘舆服饰，不得过于华丽；宫中应用的器物，力求朴素；各地不准贡献珍巧纤华的物品以及奇禽异兽鹰犬之类。他把宫中原有的玉器和用金银珠宝装饰的饮食起居用具数十件，在殿庭上当众打碎，告诫群臣，说：“听说汉隐帝天天和婴宠游戏，珍玩不离身边，此事不远，应当引为前车之鉴！”接着就下令禁止送这类物品入宫。

他在关中打仗时，见唐朝各帝坟墓，都曾被人盗掘，深知厚葬有害无益。后来做了皇帝，便叮嘱柴荣，身后只要薄葬，陵前不要用石羊、石虎、石人、石马，只要在碑上刻一行文字：“周天子平生好俭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嗣天子不敢违也。”

柴荣继承郭威的作风，重申禁止贡献珍奇食品和不用珠宝珍玩等命令。

第二是减轻人民负担。

郭威刚即位，就下令废除后汉窃盗一钱以上处死的苛法，遵照后晋天福元年以前的法律办事；规定除谋反叛逆以外，不得屠戮亲族。乾祐三年夏税残欠和前两年夏秋两税残欠一律不再追征。后汉管仓库的官吏，照例要收高额的“斗余”、“称耗”，使人民的实际负担，比税额规定的斗石斤两，超过很多，郭威也下令废止，不准再收。后周以前，各地每年依例进奉的特产名目繁多，郭威规定以后都不准再收。

取消“牛租税”。有一项叫“牛租”的税，是朱温统治时开始征收的。当初朱温在淮南抢到大批耕牛，他把牛发给河南一带的农民使用，每年缴纳牛租。事情过了几十年，牛早已死了，牛租却每年都要照缴不误。郭威做了皇帝，才把这项租税取消。

后周以前，各州府有分派民户当“散从亲事官”的制度，实际上就是责令当差的民户无偿提供政府和官员需索的物资。郭威认为这种制度使“贫乏者困于供须＂；反之，豪富的人充当了，倒可以逃避赋役，并把负担转嫁到穷人身上去。因此，郭威明令废止这种制度，并规定从节度副使以下官吏＂差定当直＂（为官吏当差）的百姓人数，从7人到15人不等，不准超过。

盐和牛皮是五代统治者控制极严的两种物资。从中唐以来，盐税一直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官煮官卖，禁令森严。后晋以前，犯禁的还分斤两多少定罪，后晋改为不分多少，一律处死。郭威恢复分斤两多少定罪的办法，总算缓和了一点。牛皮一物，后周以前，不准民间买卖。开头是由政府收买；后唐明宗时收牛皮只给盐，不给钱；后晋连盐也不给，干脆没收；后汉法律，私犯牛皮一寸的，就处死刑。郭威把应缴总数减去2/3,其余一分，按田地分派，每10顷田地捐一张牛皮，其余归百姓自用，不禁买卖，州县原设专管牛皮事务的巡检牛皮节级撤销。这比过去有很大的改进。

唐末以来，有一种“营田务”的制度，把官有的土地交给佃户耕种。这些佃户的户籍不属州县，由户部另外设官管辖。他们的身份实际上是国家的农奴。郭威取消营田务，把户籍划归州县管辖，房屋、田地、农具、耕牛归佃户私有。实施的当年，划归地方管辖的农民有3万多户。这些农奴变成了自耕衣，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修房子，种树木，收成也提高了很多。

郭威和柴荣都屡次下令减免租税。显德五年(958)均定田赋的措施，尤其是五代末年的一项重大改革。

均定田赋简称均田，内容实在很简单，就是按照实际的田亩数字收税。这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长期以来就是不用这个办法。

这也是中唐以来长期存在的问题。地方官只知道必须收满当地租税的总额。有钱有势的人隐匿土地，交通官府，广有田地而不纳租税。这部分土地的租税没有着落，官府就把它转嫁到贫苦农民的身上去。农民自有的土地，有时卖掉了，或者被河水冲坏了，有地变成无地，租税却仍得照缴。政府下令提倡垦荒，允许暂不纳税，地方官阳奉阴违，地还没有垦熟，已经要农民纳税。

唐诗人元稹在同州（今陕西大荔）做刺史时，深知这些积弊。他定出办法，查明当地实有田亩数字，分配税额，使富有的不能逃避负担，贫穷的不致流离失所。《元氏长庆集》中的《同州奏均田状》就是他向朝廷打的报告。

柴荣读了元稹的文章，觉得这是当务之急，便根据原文，制成《均田图》，发给地方官，再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地均田，查出了许多隐匿的土地。

当然，这是封建社会中不可能根本解决的问题，我们在唐、宋、元、明等代，都看到它的存在。但是每经一番整顿，矛盾就会缓和一点，农民的负担就会减轻一点，农业生产从而也会有所发展。所以柴荣的均田对于约束豪强、减轻剥削、发展生产，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三是惩治贪污的官吏。

郭威和柴荣都能毫不留情地严惩贪污的官吏。莱州刺史叶仁鲁是郭威的老部下，因贪赃15000匹绢、1000缗钱，被处死刑。郭威派人告诉他：“你触犯国法，我没有办法救你，只能抚恤你的母亲。”

柴荣时，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主管收税，因场官在正额之外，多收耗余，也被处死。有人说孟汉卿罪不至死，柴荣说：“我也知道，但不能不以此警戒别人。”

第四是招抚流散的农民，发展农业生产。

后周初年，幽州饥荒，难民纷纷流入后周的沧州等地。南唐发生旱灾，饥民步涉淮河，来到后周境内。郭威命令各地官吏，妥善安置难民，分发口粮，分配荒地，一共得到了几十万个劳动力。

柴荣即位后，也注意招集从南唐、后蜀、北汉等国流人的饥民。这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

五代时因民户逃亡而出现了许多无主的土地。怎样使这些土地不致荒芜？怎样使逃户回乡时不致失业？两面不易兼顾，是很复杂的问题。

显德二年(955)，柴荣作出兼顾两面的规定。首先，准许农民向政府承佃耕种，缴纳租税。这样，土地不致荒芜，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有着落。其次，他设法照顾逃户的利益，凡3周年以内回来的，可以收回一半土地；5周年以内回来的，可以收回1/3;5周年以上的，除坟地外，一律不能收回。这个规定，注意到逃户与承佃户的利益，确实是比较好的。

同时，他又对因被契丹掳去而离开土地的农户，特别放宽年限，5年内可以收回2/3,10年内可以收回一半，15年以内的还可以收回1/3。

此外，柴荣还准许年老疾病的兵士退伍还乡。这样，国家节省了兵饷开支，农村中增加了一份劳动力（至少是半劳动力），对生产也有一点好的影响。

第五是治理河患，兴修水利。

自从后梁君臣用决河作为防御手段以后，黄河溃决的次数越来越多，滑、澶两州在晋、汉、周三朝，决了6次；同期间，怀州决了两次，郑州决了5次。

显德元年(954)，周世宗柴荣即位后，便派李毂到澶、郓、齐一带，征发民工6万人，堵塞决口。六年(959)，因黄河在原武（今河南原阳）决口，又派吴廷祚前去修堤，征发民工两万余人，把决口堵住。

这些工程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终究减少了灾害，也说明柴荣是五代时唯一的认真修治黄河的皇帝。

修治以汴水为主的航道，是柴荣在水利史上的大贡献。

显德四年(957)，柴荣命疏浚汴水，向北流入五丈河。六年(959)，再加了一番疏通的工夫。这条航道，河宽5丈，从大梁向东，渐折向东北，注入梁山泊，下接济水。这入济以后的一段，大体上与现在的黄河相仿。这是从汴梁到相当于今山东省各地的航运路线。

黄河和淮河之间的水道交通线，本是唐朝中央政府取得东南财赋的生命线。南北分裂以后，这条航路从埔桥（在今安徽宿州）以下的部分，完全淤塞，成为一片沼泽。柴荣有统一的雄心，要用兵东南，从显德二年(955)起，便命武宁节度使武行德，初步加以疏通。显德五年(958)，又疏浚汴口，沟通黄、淮间的全部航线。六年(959)，又在大梁城外，引汴水通蔡水，沟通京城与陈（今河南淮阳）、颍（今安徽阜阳）之间的水道交通。这是汴水以西、大体上与汴水平行的一条水道。以后北宋靠汴水为立国之本，每年从东南运来大量粮食，靠的就是柴荣建设的成绩。

此外，柴荣还派何幼冲疏通泾水，灌溉农田。关中自经朱温的大破坏以后，简直没有人做过建设工作。后汉时赵思绾叛乱，长安城中人口从10多万人减少到1万多人，又经过一番破坏。柴荣在这方面的设施，尽管不大，也很值得称道。

第六是开封城市的建设。

北宋的东京是气象宏伟、市容华美的城市。它的基础也在后周时奠定。

开封本来城廓不大，街道狭隘，完全不像首都的样子。五代时，开封做了梁、晋、汉、周四代的都城，官衙商旅越来越多，这座城市便显得格外狭小了。

显德二年(955)，世宗决定建筑外城，先立下标志，等冬天农闲时兴筑，农忙停工，秋后再继续进行。这座新城周围48里233步。政府先划定官衙、仓库、街道的范围，其余让人民自由建造房屋。大梁城中许多旧街，本来并不宽广，又被居民造房屋时占用了一部分，以致能通行大车的不多。改建时都拉直加宽，最宽的有30步阔。

这个改建的工程前后进行了3年，完工以后，面貌完全改观。

有些工于心计的人，看到改建京城、疏浚汴渠等大工程的开展，预料日后航运畅通，商货云集，必有一番空前繁盛的局面，就动起脑筋来了。有个叫周景的官员，请世宗准许人民沿汴渠种植榆柳，兴建楼阁，以壮观瞻。世宗答应了。他首先在渠口重要地点，造起12间高楼。后来各地商船来得多了，周家的楼房正当停泊的地点，客商留宿，堆放货物，都极方便，因而获得巨大的利益。从这个事例来看，后周末、北宋初开封的商业，显有很大的发展。

这个开封城与隋唐的长安城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产物。隋唐长安城坊市衙署各有固定的位置，商业区域限于东西两市，坊和市都是封闭性的，住宅和商店的门都在坊、市里面，没有向大街开的。唐代中叶以后，情况逐渐有了改变，据唐人诗歌反映的南方扬州等城市，市容繁盛，已经看不出封闭性的特点。

然而建设首都，对开店造屋，除特定宫殿官衙区域外，不加限制，实以后周大梁为最早的实例。五代以后的封建社会，其面貌与五代以前显有不同，在这里是表现得非常明显的。

以上六项是后周在政治经济上比较突出的改革。其他如重视官吏的选择；废去大批寺院（共废30336所，保留2694所），鼓励僧尼还俗参加生产，或用其所长，参加别的工作；大量铸造钱币，解除钱荒，都是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措施。

五代的前四代不必说了，在南方有善政可述的各国，也没有一个国、一个君主，有过这样规模巨大的改革。郭威和柴荣确实可以说是五代时期统治阶级中的杰出人物，柴荣尤其是五代时期最英明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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