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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的最大副作用,就是终结了大宋的宽容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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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文化学者),摘自作者新书《法度与人心》(中信出版集团),读史系授权发布

从理财的角度看,王安石变法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理财的成功为神宗开疆拓土、制礼作乐提供了雄厚的财力支持。

但是,由神宗亲自主导,也是他最重视、投入精力最多的西北拓边事业,却一败再败,损兵折将,消耗国力、民心,看不到希望的终点在哪里。最终,骄傲的皇帝在心力交瘁中抑郁而终,只活了三十八岁。

神宗朝过后的北宋政治,就像是被暴风雨洗劫过的果园,红色的果实稀稀朗朗,损伤已经造成,而且很难逆转——王安石变法改变了北宋前期两项最重要的政治原则。

第一是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平衡原则。国家治理,包括各项政策的制定和推行,都要综合考虑朝廷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寻求平衡,“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也就是说,中央发出的每一条政令,制定的每一项政策,都必须是要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使老百姓得安定,得利益。这条原则是如何被打破的,我们在上一节中已经讲过了。道理其实很简单,当国家政策以理财增收为第一目标,“安利元元”就只能是虚伪的幌子了。

第二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相处原则。要允许并鼓励不同意见的表达,容忍“异论相搅”,让不同意见在朝堂上充分表达,互相激荡,形成思想的竞争。皇帝兼听而独断,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做出符合朝廷国家整体利益的决定,这就是宽容政治原则。宽容政治原则是利益平衡原则得以维持的基础。利益平衡原则体现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单独来看的话,打破之后似乎不难修复,只要调整政策就可以了。相比之下,宽容政治原则却是破坏容易修复难。因为在皇帝制度之下,皇权至高无上,只要不打破君臣秩序,就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对皇权实施强制性约束。宽容政治的实现,归根结底靠的是皇帝的思想觉悟和道德自律,而要把皇帝的思想和道德维持在一个相对的高位,则需要统治集团,特别是它的高层对宽容政治的高度共识。说白了,宽容政治原则就是一个由理性编织的无形的笼子,其目的就是防止皇权的野马脱缰。而王安石变法则把皇权从这个无形的笼子里放了出来。

关于王安石的指导思想,有著名的“三不足”之说。所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可能并非出自王安石之口,但很难说是对手的诬陷之词,因为它的确反映了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决心,也与我们所能看到的王安石的言行一致。

“三不足”的意思,可以进一步解释如下:第一,“天变不足畏”,是说天地和人了不相关,日食、月食、地震这些,都有规律,不值得畏惧。第二,“祖宗不足法”,是说祖宗留下来的传统和制度,不一定都好,能改就改,不值得遵循守护。第三,“人言不足恤”,是说平庸的人喜欢墨守成规、畏惧改变,跟他们只能分享成果,不能共同谋划创造;他们的议论,不足以采纳。

这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然而一旦诉诸政治实践,将会创造一个无所畏惧、恣意妄为、张牙舞爪的权力怪物。在皇帝制度之下,士大夫能够用来约束皇帝的,只有天意人心、祖宗法度和儒家思想这三样无形武器。而不管是天意人心、祖宗法度还是儒家思想,都要靠“人言”表达,靠批评发声。让皇帝摆脱对天意人心和祖宗法度的敬畏,再给所有批评意见都贴上“流俗”的标签,嗤之以鼻,那么,还有什么能够约束大权在握的皇帝呢?

我们来看王安石是怎样引导神宗打消畏惧,一步一步走向无所畏惧的。青苗法是遭到批评最多的新法。神宗私底下向王安石表达了犹豫,他问王安石这样做是不是会丧失人心,也曾希望王安石对青苗法加以调整,“以合众论”。王安石的反应是什么?他斩钉截铁地告诉神宗,所谓得人心,是因为合乎天理公义……所以,只要我们的做法合乎天理公义,就算招致四国叛乱,那也不能叫作丧失人心;相反,那些不符合天理公义的做法,哪怕有全天下的人歌功颂德,也不能算是得人心。

一句话,只要我们做的是对的,哪怕全世界都反对,又有何妨?王安石又说:“陛下方以道胜流俗,与战无异,今少自却,即坐为流俗所胜矣。”道,就是真理、正义,是正确的路线。陛下正在用道与流俗决胜,这就跟打仗一样。今天我们稍微退后一点点,那立刻就会坐以待毙、被流俗打败了。真理与流俗之间你死我活的战斗,怎么可以退缩呢?一步都退不得。

王安石和神宗的作风,司马光痛心疾首,他在给王安石的信里、给神宗的言事书里,反复讲过一个故事,这就是“子产不毁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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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子产郑国主持国政,改革的力度极大,郑国人很反感他,聚集在乡校里批评他。

有人给子产建议:拆了乡校得了,省得一帮人叽叽喳喳天天在那儿挑毛病。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意思是他们所赞成的,咱们就继续推行;他们都反对的,咱们就修订改正。乡校里的人都是咱们的老师,为什么要拆了学校呢?

子产明白,“作威以防怨”,诉诸暴力来拆毁学校,制止批评,肯定是会立竿见影的。但是子产更明白,老百姓的怨气就像是洪水,一直堵着它,不让它释放,早晚会出现大规模的溃堤,而大规模的溃堤造成的伤亡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因此,“不如小决使道”,平时就开出口子来疏导它。乡校的批评议论,子产是“闻而药之”,把它当作治病的药来服用的,良药苦口利于病。

子产不毁乡校”是宽容政治的典范。以王安石之博学,这个故事他当然是知道的。而且,就在王安石执政前六年写就的《虔州学记》中,也曾经用到这个典故,批评那些刚愎自用的统治者。他这样说:周道衰微,秦朝君臣不懂得屈己以学的道理,而乐于自以为是。厌恨批评者,于是烧诗书、杀学士,扫除天下的学校,可是反对者越来越多,秦终于不能取胜。

这是为什么?王安石又自问自答说:“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诗》《书》能循而达之,非能夺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无也。”对这句话,我们做最简单的理解:《诗》《书》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所记载的是真理,而真理来自人心,儒家经典既是真理的载体,又是通往真理的道路。秦烧了诗书,背弃了真理,可是人心对真理的渴求还在,所以,秦最终被人心抛弃。王安石又说,有这样想法的,不止秦朝君臣,早在孔子的时代,就有想要拆毁乡校的了。

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就这样出现在了王安石笔下,他关注的正是那些建议拆毁乡校来压制批评的人。而他自己大权在握之后,却对神宗说那些反对的声音都是流俗,并告诉神宗,真理掌握在我们手中,陛下要拿出战士的勇气来,坚决反击一切反对派。

有一个问题,神宗没有问王安石,但是我们可以帮他问一问:你怎么知道我们所掌握的就是真理呢?

王安石的文章中,我们大致能够推断出他的逻辑。圣人用心体悟真理,制定政策,治理国家,圣人的思想被忠实地记录在经书之中。

通过经书,王安石体悟圣人的思想,获得真理,制定政策,治理国家。王安石的思想和政策都来自经书,因而是无比正确的,应当用它来统一整个国家的思想。后来,神宗也的确把王安石主持制定的儒家经典新解释——《三经新义》统一下发到官学,作为科举考试的考试标准,统一了读书人的思想。

既然王安石的思想是正确的,那么,所有反对王安石思想的人就都是错误的,是没有必要理会的“流俗”。那么为什么秦朝的时候烧诗书、杀学士、刚愎自用,就错了呢?因为他们烧的是诗书啊,背离了诗书,就背离了真理,背离真理还不肯听纳批评,当然是自取灭亡。而我们,既然真理在握,又何惧流俗,虽万万人,吾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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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批评者,王安石和神宗的打击是毫不容情的。相对于后来赤裸裸的政治清洗、政治迫害而言,神宗时代对反对派的打击还算是温和的,基本上是赶走了事。但是,专制主义的蛮横任性却已经清晰可见。王安石推荐李常为谏官,本来是希望他为新法鼓与呼,结果李常却对青苗等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吕惠卿私下找到李常,威胁他说:“君何得负介甫?我能使君终身不如人。”这样近似于流氓的威胁,至少在我看到的文字记载上,是北宋政治中的第一次。斯文扫地了。

王安石本来就有过节的开封知府郑獬想要面见皇帝,挑战王安石的法令,结果趁两个宰相不在家,王安石自己动手,越俎代庖,签署了郑獬的调令,釜底抽薪,没等郑獬开口就把他拿掉了。前任宰相富弼,因为拒不推行青苗法,竟然在退闲之后遭到贬官处分。为了平息反对的声音,首都设置了“逻卒”,“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开封变成了一个不能随便说话的城市。北宋政治进入“危辱时代”。

新政治迅速培养了一批“新官僚”,他们服从、高效、没心肝,只关心上之所欲,不关心下之所苦。王安石和神宗是把官僚们当作纯粹的工具来对待的,只要他们听话,能够忠实地执行中央政令。曾经有人建议神宗谨慎地选择州县长官。神宗回答说:天下州长县令一千多人,怎么选得过来啊。只有我们在朝廷立法,让他们下去遵照执行。符合法令的就算对,违背法令的就算错。用这个法子,才算有准儿。

听起来真有道理,但是,神宗显然忽略了一点,各地的情况差别那么大,怎么可能什么都靠朝廷立法呢?官员,特别是地方长官,是应当有他自己的施政空间的。神宗特别指示,反对地方官员的主动施政。

汉代有一个著名的儒家官员黄霸,非常善于治民,能够积极主动地想办法解决问题。黄霸为颍川太守,“治为天下第一”。神宗却说,像汉代的黄霸这样的官员,妄为条教,以干名誉,这是应当治罪的,汉代反而给他提级赏赐,这是不对的。“夫家自为政,人自为俗,先王之所必诛。”

黄霸在颍川的做法,跟王安石当初在鄞县(今宁波鄞州区)当县令时的做法,是多么相似!王安石兴修水利,发放低息信贷,有哪一项是中央政令规定了的呢?又有哪一项是中央政令能够规定得了的呢?可是在当时的政治中,王安石却能够受到上级的褒奖,得到提拔。北宋前期的宽容政治成就了王安石,但是王安石却联手神宗破坏了宽容政治。

司马光对新法最为痛心疾首的,除了害民,还有害政。害政这一条,在司马光的心里是更为深刻的痛,然而却常常被研究者忽略。神宗驾崩之后,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当政,司马光还朝主政,获得了修复宽容政治的可能性。

然而,司马光主政十八个月,不但没有扭转政局,反而加剧了矛盾,宽容政治终于不可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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