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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和宋神宗一拍即合的根本原因在于:两人都是“法家”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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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小宗入主大宗”的英宗之子(宋仁宗无子),神宗必须为父正名。他要向宋朝的列祖列宗、全体宗室和子孙后代证明,他和他父亲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宋天子;他要改变宋朝建国以来在对外关系上的被动局面,开疆拓土,建立超越列祖列宗的丰功伟业;他还要制礼作乐,以兴太平。

年轻皇帝的欲望,像咳嗽和爱情一样遮掩不住。他第一次接见老臣富弼,就“问北边事,条目甚悉”。而富弼当即告诫神宗不要生事:“二十年未可言兵,亦不宜重赏边功,干戈一起,所系祸福不细。”

皇帝的欲望要转化为国家意志,进而变成政策,推动国家机器的齿轮高速运转,最大的障碍倒不是一两位老臣的反对,而是现实的财政困难。

财政困难是老生常谈了,造成财政困难的因素可以分为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两种。

长期因素主要有三项:

第一是养兵政策造成的巨额常规军费开支,宋朝的兵是职业兵,全靠国家财政养活,而且数量巨大;

第二是官僚的俸禄支出,宋朝的高级官员待遇之优厚,空前绝后,中下层官员虽然收入不算高,但也能养活一大家子人,官僚和军人一样,数量众多,开支巨大;

第三是给辽和西夏的“和平维护费”,给辽的叫“岁币”,给夏的叫“岁赐”,名目不同,代表了国家间关系的不同等级,但在本质上,都是宋朝政府为了维护和平向其他政权支付的保护费。

短期因素包括真宗的神圣崇拜运动、仁宗对西夏作战的军费开支,以及皇帝的葬礼。到神宗上台的时候,宋朝国家“四年之中,连遭大丧”,连续为仁宗和英宗两个皇帝操办丧事,雪上加霜,“公私困竭”。

财政困境是真实存在的,如何缓解?当时主流的主张很简单,就是“节流”。比如说,关于英宗的葬礼,财政部门的建议是:“至于诸色用度非所急者,不以小啬为无益而弗为,不以小费为无伤而不节。”一言以蔽之,能省就省!

对于财政的困境,以及“节流”的方针,神宗是了解和接受的。他下令削减了英宗的皇陵预算规模和对遗爱的赏赐额度,甚至还替父亲当年的浪费做了解释,说:“仁宗之丧,先帝远嫌,不敢裁减,今则无嫌。”——先帝是仁宗的过继之子,要避嫌疑,不敢裁减葬礼规模,如今朕为先帝亲生之子,就没那些顾虑了——该裁的裁,该省的省!

葬礼开支可以省,理想怎么办?必须找到那个善于理财的人。谁呢?神宗的第一人选是张方平。

张方平其人,是经过实践检验的财政专家,有着一流的行政执行力。他做过两任三司使(财政部部长)。

张方平第一次做三司使,疏通汴河,整顿漕运,卸任之时,为京城积攒了足够三年食用的粮食,以及足够六年使用的马料。

等他第二次到任的时候,由于前任工作不力,京城粮食只够一年半的,马料才够一年使用。而张方平就任之后,不到一年,京城就有了五年的粮食储备。

张方平不但有行政执行力,而且对国家的理财大计有通盘考虑。仁宗朝,他上有《漕运十四策》,主要阐述改善漕运的十四项方针。宰相富弼为仁宗朗读这“十四策”,读了足足十刻钟,也就是一百五十分钟。旁边的侍卫站都站不稳了,而富弼读得投入,仁宗听得入迷,“太息称善”。

富弼说,这可不是一般的奏疏,它关系到国家财政的根本。这“十四策”后来全部得到了落实,京城的粮食供应因而得到根本性改善。张方平的奏札甚至成为仁宗中后期国家财政的指导性文件,“朝廷每有所损益,必以公奏为议本”。

上图反映的是《清明上河图》中的一个小局部。我们看到,在十千脚店门口,有一辆独轮车,车上摆放着一串一串的钱串,一旁有两个人正往车上放脚店当天的流水,也就是营业所赚的钱。他们通过这辆独轮“运钞车”将收益运往钱庄去存放。由此可见脚店的生意不错,也可侧面反映出北宋社会安定、天下太平的一面。朝廷通过行之有效的理财措施,而非一味地靠增收税费来压榨老百姓,真正做到“藏富于民”,才会出现《清明上河图》中所反映的繁荣街景。

张方平的理财有两个特征:

第一,它是保守主义的改革,张方平有能力在不大刀阔斧进行机构改革的情况下提高旧有机构的效率,让它高效运转,因为他了解宋朝财政组织的运行状况,而且有改善的良方。

第二,他是儒家的,和当时的主流一样,张方平同样主张“节流”,反对一味地靠增收税费来压榨老百姓。

神宗给了张方平参知政事的头衔——王安石后来就是用这个头衔来主持政府工作,推行新法的。

张方平是王安石的前辈政治家,他对王安石印象极差。如果张方平能够主持神宗朝的政府工作,那么,也许就没有王安石变法了。偶然因素改变了事件的发展方向。张方平刚刚就任参知政事,还没来得及大展身手,他的父亲就过世了。按照儒家的礼制,张方平丁忧守制,暂时退出政坛,后来也没能再回到舞台中央——因为王安石已经在那里了。

王安石的理财思路与张方平完全不同,他走的是法家的路线。王安石宣称“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如司马光所言,这是汉代法家桑弘羊的做法。“四民分业,士农工商”。所谓“民不加赋”,只是不向四民之一的“农”加赋。桑弘羊实行盐铁专卖,要求商人、手工业者申报财产以便征税,一辆小车、一条小船都要交税;财产申报不实者,发配边疆,没收财产;还鼓励揭发告密。桑弘羊又实行均输平准之法,贱买贵卖,以政府代行大商人角色。从“国用饶”的角度来看,桑弘羊的确是成功的。但是,如果把皇帝、政府和包括士、农、工、商在内的社会视为一个整体,追求整体的和谐共荣与帝国的长治久安,那么,桑弘羊就是失败的。他的经济政策损害了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利益,扰乱了经济秩序,造成整个社会的不安,最终引发民间的反抗。

现代人对王安石理财政策的常见误解,是认为“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就是发展生产。伴随这一误解的,还有对司马光的鄙视,司马光说:“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这句话通常被理解为司马光不承认社会财富的可增长性。

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鄙视司马光,是很可以理解的。我们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社会财富的飞速增长。四十余年间,小到个人、家庭,大到城市、国家,财富的增长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闻的。“天地”还是这个“天地”,其间的“货财百物”,却早已不知翻了几番。所以,我们很容易会觉得司马光真是太保守了。

现代人以今度古,鄙视司马光,可以理解,但并不公平,也不科学,因为“北宋之中国”绝非“改革开放以来之中国”。用过去四十年的发展逻辑来衡量、判断数千年前的历史是非,实在是很欠考虑的。过去四十年来,财富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制度革新、科学发展、技术进步、资金投入,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早已走在前面的西方文明的引领与示范。而这些因素,在司马光王安石讨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的时候,都没有发生。

没有上述革命性的因素,又怎么可能出现社会财富的革命性增长?而如果财富总量不增长,那么,理财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分配问题,不在公家就在民间,是“富国”与“富民”孰先孰后、如何协调的问题。司马光所言,诚为不谬。

事实上,王安石也有过类似的说法。王安石曾经写文章反对奢侈,提倡节俭之风。其中警句有:“天地之生财也有时,人之为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费无穷。以有时之财,有限之力,以给无穷之费。若不为制,所谓积之涓涓而泄之浩浩,如之何使斯民不贫且滥也?”大自然对财富的生产受制于日夜季节,人力所能做得也同样有限,可是耗费却可以无日无夜,无穷无尽。以受到时间限制的财富和有限的人力,来供应无穷的消费,倘若不加节制,则积累如细流涓涓,泄散如大水浩浩,又如何能让老百姓免于贫穷困顿呢?

王安石此说,与司马光“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何其相似乃尔!然而当“必欲大有为”的皇帝表现出对财政困乏的焦虑时,王安石却说:“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王安石的法家色彩是毫无疑问的。法家和儒家的区别在哪里?

法家是皇帝朝廷至上的,它把朝廷国家的目标放在第一位,视人民福祉为必要之牺牲而无丝毫之同情。儒家则试图在朝廷利益与百姓福祉之间寻求平衡,反对扩张性战争,反对横征暴敛。

法家是霸道的,为达光明正大之目的,不惜动用无耻下作的手段;儒家追求王道,认为只有通过正义的手段才能达到正义的目的。

法家讲究法制,不承认老百姓的能动性,主张以严刑峻法压迫老百姓服从。儒家讲究礼制,主张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学习成为贤人,从而实现社会的改造。

法家便捷实用,在短时间内就能产生高效率。儒家迂远,从人心到社会,那是一条漫长的路。神宗如何等得?

王安石与神宗的遇合,被当时政坛与后世史家惊为天意。苏轼责备宰相曾公亮不能阻止青苗法,曾公亮说:“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

神宗与王安石“如一人”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这两个人有着相同的法家底色。神宗还是颍王的时候,有一天忽然拿出来一本自己新抄录的《韩非子">韩非子》,让王府僚属去校对。他的老师孙永知道了,很不以为然地说,《韩非子">韩非子》“险薄刻核”,违背儒家经典中的帝王之旨,愿王不要在这上头花心思。

听了孙永的话,年轻的颍王辩解说,我抄这个,只是为了充实王府的藏书啊,我不喜欢它。这个解释实在是欲盖弥彰,以颍王的地位和北宋开封便利的购书条件,充实藏书,何必要手自抄录?

自从即位以来,人人都喊“节流”,神宗的伟大理想藏在心里,不得伸张。唯有王安石告诉他,财政困难“非方今之急务也”,实在没什么了不起的,只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开疆拓土的理想可以实现,而又不会干扰老百姓的生产生活,两全其美,得其所哉!

神宗与王安石一见倾心。从此之后,王安石负责理财,神宗主持开边,宋朝的政治主题正式发生转移。

本文节选自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文化学者)新书《法度与人心》(中信出版社),读史系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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