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钱玄同：觉醒年代中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猛将，从志同道合到分道扬镳

文/张家康

钱玄同先于陈独秀执教于北大，后陈独秀应聘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也因之落户北大。这就使他们因《新青年》而相识相交，因新文化运动而志同道合。钱玄同自称是《新青年》的“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而称陈独秀是“这几年来的真正优秀分子之中，思想最明白的人”。

可为文学革命“浮一大白”

北京大学因陈独秀的到来而活跃起来，因《新青年》的出现而展现出新的气象。胡适一纸《文学改良刍议》，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陈独秀紧随其后的战斗檄文《文学革命论》，更是“山鸣谷应，风起云涌”。他说：“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得着这样一位如胡适所说“老革命党”的支持，文学革命吹起了奋进的号角。

此时，文学革命毕竟荆棘丛生，视为畏途，极需要有“犯当世之不韪”、“闻风兴起者”。钱玄同就是这样的人。他在读过《文学改良刍议》后，给陈独秀去信说：

“顷见六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之不通，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

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得意门生，且又是古文大家的钱玄同，能毅然从旧文化的营垒中突围出来，支持文学革命，其影响力如何估量都不为过。陈独秀尤为欣喜，立即给钱玄同复信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所谓“浮一大白”，乃是喝一大碗酒。有此国学高足的支持，陈独秀底气足了，胆子也大了，当然要“浮一大白”了。

最初，文学革命也只是《新青年》说说而已，没有产生出号召性力量，产生号召性力量，是后来的事情，即周作人所说：“其后钱玄同、刘半农参加进去，‘文学运动’、‘白话文学’等旗帜口号才明显地提出来。”有了旗帜，喊出口号，文学革命才在学界震动起来，而这正是钱玄同的远见卓识。

◆北京大学国文门第四次毕业典礼集体照，前排左起依次为：朱希祖、钱玄同、蔡元培、陈独秀、黄侃。

文学革命本应龙吟虎啸，轰轰烈烈，可他们所针对的敌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却不放一枪一弹，这种寂寞让《新青年》同人“颇以为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他们着急了，如此冷清下去，文学革命的主张是不能传播开去，是不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讨论，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也将悄然沉寂。他们商量要演一场双簧戏，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把旧文人的许多迂腐、陈旧的见解罗致到一起，以信的形式在《新青年》发表，而后，再由刘半农予以反驳。这是一出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的苦肉计。

这一招果然很灵，一位自称“崇拜王敬轩者”致信陈独秀，质问《新青年》：“贵志记者对于王君的议论，肆口大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如是乎！”此乃正中《新青年》同人的下怀，终于有人接招，他们的挑战再也不是空中挥拳，无的放矢了。陈独秀当即给署名“崇拜王敬轩者”复信说：“本志自发刊以来，对于反对之言论，非不欢迎。”《新青年》所愁者，正是反对的议论太少，讨论的空气太宁静，如今不同了，一下子热闹起来，而这个功劳当然要归于化名“王敬轩”的钱玄同和对之批判的刘半农。

鲁迅是怎么做起小说来

1918年5月15日，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以后又连续发表了《孔乙己》、《阿Q正传》等小说。至于鲁迅是怎么做起小说，《呐喊·自叙》中，鲁迅的叙述最为详细了。当时，鲁迅住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闲来无事，常在屋里抄古碑。一个星光灿烂的夏夜，钱玄同来了。鲁迅写道：

“那时偶然来谈的一个老朋友金心异（按：钱玄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地跳动。

‘你抄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抄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讨论着，鲁迅终于产生出“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鲁迅写道：

“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钱玄同对此也有过这样的回忆：

“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7年（按：1918年）1月起，就有启明（按：周作人）的文章。但豫才（按：鲁迅）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自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

正是《狂人日记》引起陈独秀的注意，当时的鲁迅还在《新青年》的圈子之外。陈独秀通过周作人与鲁迅建立了联系。1920年3月21日，陈独秀在给周作人的信中，以十分恳切的态度表示：“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时隔五个月，陈独秀又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中华民国已经建立好几年了，可却出现了一件被钱玄同称为“至奇极怪之事”，这就是康有为主张要将“尊崇孔子”写入宪法，定孔学为国教。这“至奇极怪之事”同样引起陈独秀的警觉，他发表《吾人最后的觉悟》，这“最后的觉悟”就是“伦理的觉悟”，即“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度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钱玄同最为赞赏这个“最后之觉悟”，致信说：此乃同人“最要之图。否则尽管挂起共和招牌，而货不真，价不实，不但欺童叟，并且欺壮丁。此种国家，固断无可以生存于二十世纪之理”。

推翻孔学，改革伦理，是他们时常讨论的话题。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如孔丘者，我固承认其为过去时代极有价值之人。然其‘别上下、定尊卑’之学说，则实在不敢服膺。”钱玄同之否定孔子，否定的只是纲常伦理制度。陈独秀则比钱玄同坚决得多，他在复信中说：“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盖十之九九，此物不遭焚禁，孔庙不毁，共和招牌，当然挂不长久，今之左袒孔教者，罔不心怀复辟。”

在陈独秀的启发下，钱玄同重新检讨孔教，以更为激进的姿态抨击孔子，认为“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对旧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他说：

“二千年来所谓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所谓四库全书，除晚周几部非儒家的子书以外，其余则十分之八都是教忠教孝之书。经不待论，所谓史者，不是大民贼的家谱，就是小民贼杀人放火的账簿，如所谓平定什么方略之类。子集的书大多数都是些王道圣功，文以载道的妄谈。还有那十分之二，更荒谬绝伦，说什么关帝显圣，纯阳降坛，九天玄女，黎山老母的鬼话。其尤甚者，则有婴儿姹女、丹田泥丸宫等说，发挥那原始人时代生殖器崇拜的思想。所以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

钱玄同提出更为激进、绝对的口号：“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粹！”这多少有些痛快淋漓，快慰人心，但必须要有学理上的支持。他说：“中国文字衍形不衍声”，辨认和书写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读音也不易掌握，正是如此，所以，在最近的二十年来，才不断有人提出文字改革的主张。他指出：“除了那‘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要利用此等文字，显其能做骈文、古文之大本领外，殆无不感现行文字之拙劣，欲图改革，以期适用。”这些言论自然是捅了马蜂窝，旧派人物群起而攻之，大有泰山压顶之势。

陈独秀是钱玄同的后盾，针对旧派人物的攻击，与钱玄同一唱一和：自古以来的古籍，“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即民主和科学）的臭味”，那些开口国粹，闭口古说的人，说穿了就是要做民主与科学的死对头。这也正是钱玄同的愤激的情绪和过激的言论的真正诱因。陈独秀说：

“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赞成的。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见与他辨驳，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在为钱玄同辩说时，陈独秀义正词严地声明：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

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胡君‘不用典’之论最精，实足祛千年来腐臭文学之积弊。”他说齐梁以前的文学，如诗经、楚辞和后来的汉魏之歌诗、乐府等，都是从来不用典。“古代文学，最为朴实、真挚，始坏于东汉，以其浮词多而真意少。弊盛于齐梁，以其渐多用典也。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别无他事，实为文学‘燕山外史’中最下劣者。……戏曲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小说因多用白话，用典之病少。”

如此评说，被陈独秀称之为“崇论宏议，钦佩莫名。”他告诉钱玄同，中国文人有种不好的习气，那就是鄙视戏曲小说，很多有才华的人都不屑于作戏曲，写小说。他说：“夫善写人情，岂非文字之大本领乎。庄周、司马迁之书，以文评之，当无加于善写人情也。八家、七子以来，为文者皆尚主观的无病而呻，能知客观的刻画人情者盖少，况夫善写者乎。”

他们由文学革命的讨论，又触及到应用文的改革。钱玄同致信陈独秀：“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语代事实者，尤为恶劣。”所谓“表象语”就是乱用典。

1917年7月1日，钱玄同致信陈独秀说，受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启发，很想写一篇应用文改良的文章。他提出“应用文之改革大纲十三事”。其中提到应用文宜用最普通常用的汉字，绝对不用典，数目字改用阿拉伯数字，纪年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等。

这十三项改革大纲中，最具革命意义的是“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这种文书格式的改革，在一个多月前，钱玄同就给陈独秀提出：

“我固主张汉文须改用左行横迤，如西文写法也。人目系左右相并，而非上下相重；试立室中，横视左右，甚为省力，若纵视上下，则一仰一俯，颇为费力。以此例彼，知看横行轻易于直行。且右手写字，必自左至右，均无论汉文西文，一字笔势，罕有自右至左者。然则汉文右行，其法实拙。若从西文写法，自左至右横迤而出，则无一不便。”

◆陈独秀

陈独秀立即复信：“先生所说应用文改良十三样，弟样样赞成。”钱玄同是个急性子，他的改革的建议提出一个月，《新青年》仍没有丝毫的改变，所出杂志仍为“右行直下”。他着急了，又给陈独秀去信询问，你既然赞成“左行横迤”，《新青年》怎么还不改用横式呢？“《新青年》杂志拿除旧布新做宗旨，则自己便须除旧布新。所有认做‘合理’的新法，说了就做得到的，总宜赶紧实行去做，以为社会先导才是。”多少已有嗔怪的意思。

钱玄同认为《新青年》既然主张白话体文章，自己就应该率先垂范，“渐渐的改用白话”。并且表示：“我从这次通信起，以后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话。”他还邀约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共同“尝试”白话文，并说只要大家都肯“尝试”，那么白话文一定“成功”，“‘自古’无的‘自今’以后一定会有”。

面对老友的责怪，陈独秀完全理解其积极变革的心情，复信时耐心地解释道：

“《新青年》改用左行横迤，弟个人意思，十分赞成，待同发行部和其他社友商量同意，即可实行。但是改用白话一层，似不必勉强一致。社友中倘有绝对不能做白话文章的人，即偶用文言，也可登载。尊见以为如何？”

显然，钱的态度更为激进，陈的态度虽也激进，但多少有些包容的成分。正是在他们的倡导之下，沿袭了几千年的“右行直下”的书写方式，才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左行横迤——这种新的书写方式，开启了崭新的文风，从而造福于中国文化，惠泽于后世子孙。

无论何种学说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由

1922年3月，非基督教运动在上海兴起，起因是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将在北京召开第十一届大会。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就是此时在上海成立，以抵制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非基督教运动很快波及全国，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吴虞、李石曾、王星拱等都是这一运动的支持者。

钱玄同很不理解，几年前，陈独秀不是也主张以“美与宗教”，丰富、发展、引导人的“情感”的健全发展吗？怎么突然之间，他也会卷入非宗教的狂热之中了呢？他给周作人去信，以其尖锐、坦诚的语气，抨击非基督教同盟：“大有‘灭此朝食’‘食肉寝皮’‘罄南山之竹……决东海之波……’、‘歼彼小丑，巩我皇图’之气概”，“恐怕‘彼等’要将我归入‘汉奸’之列。但我宁可蒙‘卫耶道’之名，却不愿蒙‘改良拳匪’之名。”意欲同非基督教同盟辩一是非，以正视听。他还和周作人、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共同在《晨报》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

“我们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特此宣言。”

◆左起：钱玄同（前排右一）与周作人、俞平伯、刘半农等人摄于1929年1月1日。

他们都与陈独秀有过颇深的交往，其中尤以钱玄同的交往最深，文学革命、应用文改革，他们有过共同的思想基础，可如今却出现这么大的分歧，以周作人、钱玄同等在学界的影响力，陈独秀不能不给以公开的答复。4月2日，陈独秀发表《致周作人钱玄同诸君信》：

“启明、玄同、兼士、士远、幼渔诸先生：

顷在报上得见公等主张信教自由者的宣言，殊难索解。无论何种学说何种主义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由；公等宣言颇尊重信教自由，但对于反对宗教者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许？宗教果神圣不可侵犯么？青年人发点狂思想狂议论，似乎算不得什么；像这种指斥宗教的举动，在欧洲是时常有的，在中国还是萌芽，或者是青年界去迷信而趋理性的好现象，似乎不劳公等作反对运动。私人的言论反对，与政府的法律制裁不同，似乎也说不上什么‘干涉’、‘破坏’他们的自由，公等何以如此惊慌？此间非基督教学生开会已被禁止，我们的言论集会的自由在哪里？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么？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

信阐明了这样的态度，信教和不信教都是自由的。当时的中国，基督教的背后站着强大的洋人，他们才有真正的自由。相反，青年的非基督教运动，是弱者，是被排斥的，当然也就没有自由。这场论战无疑是中国思想界的政治分野，而陈独秀作为中共领袖，与自由主义思想家钱玄同，已经有了难以逾越的鸿沟。

尽管如此，钱玄同对陈独秀在思想界的影响，还是由衷地钦佩。1923年7月1日，他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谈到批判“国粹”时，情不自禁地赞赏道：“觉得说来说去，毕竟还是民国五六年间的《新青年》中陈仲甫的那些‘西方化’的话最为不错。还是德、赛两先生最有道理。”“这几年来的真正优秀分子之中，思想最明白的人”还是陈独秀。他还告诉林语堂：“八九年来，我最佩服吴（稚晖）、鲁（迅）、陈（独秀）三位先生的话”，这话就是中国人“有根本改造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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