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时期，边患迭起，三冗成灾，最可惜的是狄青之死

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243，《宋朝史话》连载11（点击查看上篇），欢迎收看。

宋真宗死后，其子赵祯（宋仁宗）继位。当时宋仁宗年仅13岁，由刘太后垂帘听政。到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死后，宋仁宗才亲自执掌朝政。

刘太后为人机敏，有权术。在宋真宗时，她从一个宫女一步步爬上皇后的位置，成了宋真宗决策朝政的得力助手，已有很大的权势。

大中祥符三年(1110)，宫女李氏生下宋仁宗，她即夺为己有，使李氏在宋仁宗登皇帝位多年以后仍然被置于宫女的位置，直到死去。宋仁宗也一直到刘太后死后，才知道自己的生母不是刘后，而是李氏。这件事后来就被演绎成《狸猫换太子》的故事。

刘太后当权的12年中，一直把宋仁宗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政治上没有任何建树。她所信用的大臣吕夷简、晏殊等人，都是墨守成规，只知道唯刘太后之命是从。

刘太后死后，宋仁宗虽然罢了吕夷简、晏殊等刘太后亲信大臣的官，但这只是反映了帝、后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宋仁宗想另有什么作为。

宋仁宗是个庸懦而又荒淫的皇帝，朝政也只务苟且，吕夷简等大臣不久又都被起用了。因此，从刘太后垂帘听政到宋仁宗亲政以后的几十年内，宋朝的因循守旧风气更加发展，任何改善朝政的建议都会被“先朝旧规，不可轻议改革”的论调所扼杀。

北宋王朝的整个官僚机构，在宋仁宗统治时期也更加臃肿。

01、三冗成灾，“积贫”难控

从宋太宗统治时期起，宋朝分化事权所带来的官僚机构重复设置，许多机构有官无职事，名与实分的弊端就已经暴露出来。有个官员上疏对宋太宗说，中央许多机构“多为冗泛之司，虽有其官，不举其职＂。宋真宗时，文学家柳开更说，为分化事权而增置的一些机构“如骈指赘究，亦如十羊九牧＂，“人即加倍添人，事即依旧公事＂。

官僚机构不仅层床叠架，而且人员越来越臃肿，通过科举考试录取的官员数额也迅速增加。那些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的人，很快就可以升任高官。从真宗时起又确定了对官员三年一“磨勘”的考核制度，一般官员只要无大差错，每三年都可以迁转一官，也可以逐步爬到高官的行列。

而在当时，只要到达一定的级别，都有“恩荫”子孙及亲属为官的特权。级别较高的官员可以每年“恩荫＂一子为官，级别较低的官员也可以每三年授一子官职。这就使得北宋的官僚队伍迅速膨胀。许多没有真才实学的纨绔子弟，甚至许多刚出生不久的稚儿都列入了官僚队伍的名册之中。

为了安排这些获得做官资格的人，宋朝对各级政府机构采取“有定官，无限员”的办法，大量扩大各政府机构官员的编制。

宋仁宗时，宋朝官僚制度的种种弊端更加恶性发展。北宋的科举考试录取名额在太宗、真宗两朝本已冗滥不堪，宋仁宗还嫌“取人之路尚狭”，认为许多人“白首而不得进＂，遂于亲政的第二年（景祐元年，1034)下令：此后“试进士诸科，十取其二”，还规定那些经过多次考试，到达五六十岁的人，即使试文不合格，也不轻易宣布落选，必须向皇帝报告。实际上这些人也都以＂赐及第”等名目被录用。每科考试录取的名额也更多更滥了。

“恩荫”到这时期也更加泛滥。天圣三年(1025)，那个在宋真宗搞“天书＂骗局中起极坏作用的王钦若死去，他的亲属和亲信20多人都被录用为官。这在宋朝是没有先例的。

地位稍低一些的官员，只要是担任学士以上的官20年，一家兄弟子孙就可以有20人通过“恩荫＂担任有相当级别的京官。这一切，使得官僚的人数比宋真宗时更加膨胀。

据包拯说，在宋真宗景德、大中祥符年间(1004-1016)，文武官总数是9758员，到宋仁宗皇拓年间(1049-1053)，内外官总共达17300余员，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未委派差遣职事的待安置官员。

因为官员人数太多，差遣的位置有限，即使把编制扩大几倍也无法全部安置，后来更出现了苏轼所说的＂一官三人共之”的现象，一人在职，一人刚去职，已经又有一个人在等待这个职位。官僚队伍的臃肿情况，在宋仁宗时期更加严重了。

官僚人数恶性膨胀，官僚机构严重臃肿，官员奢靡腐化，办事因循自守，无所作为，十个地方官中找不出一个得力的人。这就是宋仁宗时期的“冗官”之弊。

从宋太祖时开始实行的募兵养兵政策，其不良后果也日益严重。雇佣兵的数额因为荒年募饥民为兵而与年俱增。宋太祖开国初期厢禁军的总额只有22万，到开宝年间(968-975)增加到378000。宋太宗至道年间(995-997)总兵额为666000。宋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为91万多人。

到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因为对西夏战争，北宋军队总数更激增到近126万人。

由于宋朝统治者对武将严密防范，将不专兵，因而军纪松懈，号令不明，平时也缺乏训练。士兵们终日游戏打闹于街市之间，以卖弄技巧和刺绣作画为业，衣服举止都不像军队的样子，站不成行，走不成列，甚至骑兵不能披甲上马，射出的箭在马前一二十步就落地。

打仗时官与兵互相不能照应，号令不能相通，往往遇敌即溃。军队数额猛增，而战斗力却极低，这就是从宋初发展到宋仁宗时期的“冗兵”之弊。

官员和军队人数的激增，给北宋王朝的财政带来严重的影响。

北宋的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享受着优厚的薪俸待遇。以两府大臣宰相和枢密使为例，每月俸钱达三百千，足够购买上等良田100多亩，此外还有冬春服、随从人员的衣粮餐钱、茶酒厨料、薪嵩炭盐、饲马刍粟、米面羊口之给等等。每当有什么祭祀典礼，还有各种固定名目的赏赐。

清代赵翼说北宋王朝“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是很确切的。

官员的增加，当然就带来了宋朝财政支出的增加。据北宋中期的曾巩说，仅郊祀的费用，宋真宗景德年间为600万缗，宋仁宗皇拓年间为1200万缗。而从景德年间到皇祐年间的官员数目也恰好增加了一倍。宋仁宗皇祐年间冗官的开支，比宋真宗景德年间大体上也增加了一倍。

养兵开支也相当惊人。在正常情况下，一名禁军每年需要五十千，一名厢军每年开支是三十千。军队数额激增自然也带来养兵费用的激增。宋仁宗时蔡襄做了一个统计，全部厢、禁军每年开支达4800余万，占宋朝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5/6。

除了“冗官”、"冗兵”的费用外，还有大兴土木、继续修建寺观，无休无止的道场斋醮等等的费用。因为宋仁宗荒淫无度，后宫数千人，整天沉溺在燕乐与女色之中，宫廷赏赐动以万计，皇室的开支也更大了。

北宋王朝的财政支出因为上述各项开支激增，比北宋初年据说增加了20倍。据包拯统计，宋真宗景德年间的财政支出为4974万余，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支出达8938万余，40年间财政支出增加了将近一倍。这就是宋仁宗统治时期的“冗费”之弊。

宋朝的国库经过宋真宗的东封、西祀等各种迷信活动，本来已经空竭。宋仁宗时尽管通过横征暴敛，赋税收入大大增加，但是，由于冗官、冗兵及各种靡费所造成的冗费，再加上每年交纳给辽、西夏的岁币及其他赠礼，北宋的国库总是年年入不敷出。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宋朝每年的财政亏空竟达300万缗以上，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积贫＂局面。

02、边患迭起，“积弱”无端

宋仁宗统治时期，宋朝不仅在内政方面弊端丛生，在边境也接连受外患的困扰。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宋、西夏的重开战端。

从景德三年(1006)李德明接受宋朝西平王的封号后，西夏一方面利用同宋朝媾和的时机，巩固已经占据的夏州等大片地区的统治，发展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一方面利用宋朝赠与的大量物资及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所提供的物质力量，继续扩张势力。

其子李元昊先后领兵攻占回鹘统治的甘州（今甘肃张掖），降服回鹘瓜州王贤顺，使西夏的势力伸展到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以东。

同时，李德明还把灵州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市）改称兴州，在那里大建宫殿、宗庙和官署，作为西夏新的统治中心。

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李德明死，李元昊继承统治权力。

元昊是个野心勃勃而又很有才略的人。他对其父李德明臣事宋朝早就不以为然。当他听李德明说本家族30年所用衣锦皆来自宋朝时，曾抗辩说：“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图霸王之业，哪是为了锦绮？”

他一继承西夏的统治权力，就下令以兵法管理各个部落，使各部落都成为可以随时征调的军事组织。下令党项人恢复旧俗，在三日内一律秃发，耳挂重环。

他本人则不承认唐、宋两朝李、赵两个赐姓，改姓嵬名，又名曩霄，字嵬理，自称“兀卒”（青天子），重订西夏的礼乐制度和官制，制定西夏文字，升兴州为兴庆府，并于1034年（宋仁宗景祐元年）改年号为开运（旋改为广运)，不再使用宋朝的年号。

与此同时，他又向东进攻宋朝的府州（今陕西府谷县）、环州（今甘肃环县）、庆州（今甘肃庆阳县），向西攻取吐蕃大首领占领的青唐（今青海西宁市），攻占回鹘的肃（今甘肃酒泉）、瓜（今甘肃安西县）、沙（今甘肃敦煌县）三州，把河西走廊完全置于西夏的控制之下，使西夏拥有东抵黄河、西达玉门、南到萧关（今甘肃环县北）、北抵大漠（今蒙古渤海），辐员二万余里的广大疆域。

宝元元年(1038)，李元昊一面同各部落首领约好要大举进攻宋朝，一面于十月正式称帝，建国号大夏，公开撕毁了李德明同宋朝订立的和约。紧接着，他又于次年正月上表宋朝，要宋朝予以正式承认，企图刺激宋朝统治者，逼使宋朝做出反应。

宋朝果然忍受不了这一刺激，于宝元二年(1039)六月下诏削除李元昊的赐姓和官爵，停止同西夏的边境互市，并在边境发表文告，宣布谁能捕杀元昊，就授予定难军节度使。

元昊也借机把宋朝授予的旌节和封号勀诰退还宋朝，公开同宋朝决裂。

宝元二年(1039)十一月，元昊率兵进犯宋朝的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宋夏战争正式爆发。此后，西夏又接连进犯宋朝的渭州（甘肃平凉）、延州（陕西延安）、麟州（陕西神木县北）、府州、丰州（陕西府谷县北）等许多边境地区。

宋朝因为推行“守内虚外＂的腐朽政策，特别是从宋真宗搞“天书”骗局以后，武备失修，军政腐败，将官怯懦寡谋，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兵器也朽腐不堪。战争初期负责指挥对西夏防御战争的范雍等文官既不懂军事又缺乏谋略，朝廷派去担任监军职事的宦官又对军事行动横加干预。所以，在战争初期，宋朝连吃败仗。

康定元年(1040)正月的三川口（在延安西）战役，因延州主帅范雍指挥失策，宋军大将刘平、石元孙被俘，万余宋军损失殆尽，延州城几乎被夏兵攻破。

三川口战役的惨败使宋朝大为震恐。宋朝一面征调军马粮储入陕增援，一面调整陕西的主兵将帅，调遣在士大夫中颇有声望的韩琦、范仲淹二人入陕为边帅，不久就任命韩、范二人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陕西经略安抚史夏竦一起主管全陕的军事，范仲淹兼任延州主帅。

范仲淹在延州，针对当时选择将官论资排辈的弊病，将州兵18000人，由六将率领，加强训练，敌来即根据敌情派兵出战，又相视地形，筑了一系列防御堡寨，使各堡寨互相应援，延州一线的防御才稳固下来。

西夏人了解到范仲淹在延州的防御部署，互相警戒说：“不能再轻视延州了。今小范老子（指范仲淹）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指范雍）可欺啦。”

范仲淹还注意选拔将才。行伍出身的狄青作战勇敢，临敌时披头散发，戴着铜面具，在敌阵中杀进杀出，所向披靡。范仲淹对他甚是赏识，不仅给予优厚的待遇，还授予《左氏春秋》，对他说：“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而已。＂狄青从此努力读书，精通秦汉以后将帅兵法，成了一个有名的将领。

但是，由于范仲淹只掌握延州一线的军权，延州防御的稳固，并没有改变宋朝整个陕西边境对西夏战争被动挨打的形势。陕西的宋军主帅之间依然不能协调一致。

范仲淹主张持重防御。韩琦主张会兵出击。夏竦身为统帅，却遇事不拿主意，只顾在军中与侍婢淫乐，而把攻、守二策都上报朝廷等待宋仁宗裁决。

最后，宋仁宗批准了韩琦主动出击的计划，韩琦也于庆历元年(1041)二月派大将任福率军18000人，深入敌后，企图截断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市）的西夏兵的退路。任福率军抵达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东）时，中了李元昊的埋伏，大将任福、桑译等人战死，宋军大败，死亡达13000多人，陕西为之震动。

好水川战役以后，宋朝罢了夏竦的统帅职务，重新调整了陕西边境的防御部署，由韩琦、王沿、范仲淹、庞籍分别任秦风、泾原、环庆、鄜延四路的主帅，各自负责一路的防务。

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元昊大举进攻泾原路所属的镇戍军（今宁夏固原），王沿派大将葛怀敏率兵御敌，在定川砦（今甘肃平凉市北）遭元昊包围，葛怀敏及将校多人战死，9000多宋军及600匹战马皆被俘虏。

元昊乘胜长驱直入渭州，大肆抢掠，并且发表文告，扬言要“亲临渭水，直据长安＂。因范仲淹自庆州（今甘肃庆阳）率军来援，元昊才撤退回去。

宋朝经此败仗，撤了王沿的职，由韩琦、范仲淹、庞籍分管陕西的防务。

从宝元二年开始的宋、西夏战争，既暴露了宋朝的虚弱，也暴露了宋初过分削弱武将权力的不良后果。后来，经过范仲淹等人的努力，宋朝的边境防线虽然逐渐稳固，但是，长期的战争，对于冗费繁多，国库空竭的宋朝，却是个不堪忍受的财政负担。所以，宋朝统治者迫切希望尽早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对以元昊为首的西夏统治者来说，几年的战争虽然多次利用宋朝兵力分散的弱点，获得战役的胜利，也掠夺了一些战利品，但因宋朝在陕西驻有重兵，西夏每一次战役胜利的成果都不能进一步扩大，也不能巩固。因为战争，不仅原先宋朝每年赠送的大量物资没有了，边境互市获得的巨额利益也丧失殆尽。战争掠夺所得远远不能弥补战争的损失。频繁的战争和战争所带来的巨大伤亡，不仅给西夏各部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也严重影响了西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

在宋朝防务逐渐改善的情况下，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给西夏带来的困难也越多。所以，从庆历三年(1043)起，元昊也开始试探同宋朝重新媾和的可能。

因为宋、西夏双方都需要结束战争，经过一年多的讨价还价，到庆历四年(1044)又重订和议：西夏取消帝号，由宋朝册封为夏国王；宋朝每年赐给西夏银7万两，绢15万匹，茶3万斤；宋朝重开沿边榷场，允许宋、西夏民间贸易往来。

历时七年的宋、西夏战争至此结束。宋朝又用重币获得了西北的暂时安宁。

在宋、西夏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辽朝也趁宋朝受西夏困扰的时机，于庆历二年(1042)派使臣来宋朝，要宋朝交还周世宗北伐时所夺取的瓦桥关以南十县地，同时聚兵幽燕，作出要南侵的架势，对宋朝进行要挟。

宋朝急忙派富弼出使辽朝，同辽朝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答应每年送给辽的岁币中，银增加10万两，绢增加10万匹，辽才宣布从幽燕撤兵。

宋朝继“澶渊之盟”，又一次屈辱地满足了辽朝的无理要求。

西北和北方的边患获得平息不久，在南方又发生了广源州蛮侬智高大规模侵扰广南的严重事件。

03、狄青平南，因猜忌郁闷而死

广源州位于广西和交趾（今越南北方）的交界处，从唐末以后依附交趾。侬智高是广源州的首领，因对交趾的控制不满，想依附宋朝，宋朝未予同意，他转而怨恨宋朝，就于皇祐元年(1049)九月间，趁宋朝广西守将没有防备，率领他所纠集的5000亡命之徒攻破邕州横山寨（今广西田东）。

由于宋朝统治者麻木不仁，没有认真对待这一边患，更加助长了侬智高的凶焰，侬智高遂于皇祐四年(1052)向广南地区大举进攻。因当时广南州郡武备失修，宋朝官员都闻风而逃，侬智高很快就攻陷了两广大片地区，在邕州（今广西南宁）称帝，并曾一度包围广州，对广州城外进行洗劫。

宋朝先后派大臣余靖、孙沔等人前去负责讨伐，都未能成功。侬智高的凶焰也越发嚣张，公然要求宋朝封他为邕桂节度使，承认他在广西的统治权力。

宋仁宗这时无计可施，曾准备接受侬智高的要求。刚好这时狄青主动要求出征，宋仁宗就把征讨侬智高的重任交给狄青。

狄青因在对西夏战争中屡立战功，受到宋仁宗的赏识，这时已升任枢密副使。由这样一个有卓越军事经历的人以二府大臣的身份率师出征，在当时已经是再适合不过的人选了。

可是，由于宋朝历来猜忌武将，开始时宋仁宗对狄青也不完全放心，准备配备个宦官当狄青的副手。有的谏官也说狄青是武人，不能专任，须派侍从文官为之副。

这时宰相庞籍向宋仁宗陈述了北宋大将权力太轻，指挥无力，作战屡败的教训，认为如果不给狄青全权，不如不派他出征。

经过庞籍力争，宋仁宗终于解除疑忌，授予狄青指挥岭南军事的全权。

在宋代有一种陋习，就是主帅受命出征，总有一些纨绔子弟利用各种关系在军队中挂个职务，混在军中，他们并不参加作战，却要捞取功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孙沔受命征讨侬智高，就因为有许多纨绔子弟在军中而不能成功。狄青受命后，也有人托权贵大臣向狄青说情，希望随军出征以捞取功名。

狄青清楚地了解宋军屡败的原因所在，决心从杜绝请托入手，整肃军纪，严明赏罚。他接见请托的人，郑重其事地说：“你想跟狄青出征，这正是青之所望，何必托人来说情呢？然而此次军情危急，跟我出征的人如作战有力，朝廷有赏，我不敢不代请赏。如果不能出战，则军法无情，我不敢徇私。”一席话，吓得那些请托的人再也不敢说要跟随出征了。

因为狄青不受请托，带在身边的人都得力可用，全军纪律严明，行止皆成行列，所到之处秩序井然，万余人的队伍在行进中不闻人言语之声。宿营时戒备森严，但求见狄青却随时可见。

大军于皇祐四年十二月迅速挺进到宾州（今广西宾阳）。在这以前，广南宋军将官都视屡战屡败为常事。这时桂州（广西桂林）知州陈曙战败而回，也如以往那样若无其事。狄青立即把陈曙及其部下将校32人按军法处斩，使那些常败之将大为震恐，宋军全军的战斗精神却为之一振。

在处斩了陈曙等人以后，狄青下令休整10天。当时正值皇祐五年(1053)正月的上元节，狄青又下令大宴三夜赏灯。侬智高得到探子的报告，以为狄青不会迅速进军邕州。

狄青却趁侬智高没有戒备，在上元节第二晚称病不出，其实却冒大风雨亲自率军越过险要的昆仑关，直扑邕州。侬智高仓猝应战，结果全军被歼，邕州为宋军夺回。侬智高本人逃到大理（今云南），为大理人所杀。广南重获安宁。这是狄青一生军事生涯中最光辉的业绩。

侬智高被消灭，这是北宋中期经历了一系列战败的教训以后，解除武将不能专用的禁忌，大胆任用确有军事才能的武将所获得的一次重大胜利。狄青因此声誉更隆，不久就升任枢密使。

但是，声望的提高却使狄青受到文官加倍的妒忌。当了宰相的文彦博以狄青受都城士卒的爱戴，用宋太祖黄袍加身的例子，要求宋仁宗罢狄青的官。

狄青家中夜间不慎失火，知制诰刘敞却造谣说这是和唐末朱全忠（后梁太祖）代唐之前夜多光怪出屋一样有异象，并在士大夫中广为传播。

这种危言耸听的流言蜚语，迫使狄青自动要求辞官居外，以避杀身之祸。当狄青出知陈州后，宋朝又故意每月派两次使者去表示抚问，实际上是去察看狄青的举动，使狄青精神经常极度紧张，没有半年就因郁闷患病而死。

一个能克敌制胜的良将，就这样被无端猜忌扼杀了！

宋仁宗时期的南北边患虽然最后都被平息下去，但是，这几个事件都暴露了宋朝在对付外患方面的软弱无力。

外患迭起而又穷于应付，最后对西夏和辽都只是屈辱妥协，用重币买得边境的暂时安宁。这就是宋朝长期推行“守内虚外”政策在北宋中期所造成的“积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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