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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和王安石推行变法急需人才,为何用苏辙而闲置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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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平三年(1066),苏洵病逝于东京。苏轼苏辙兄弟护丧,回了故乡眉山。等他们返回汴京时,已是三年后的熙宁二年(1069)。回到京师的苏氏兄弟很快就发现,改变可不仅仅是年号,还有整个北宋政坛:治平四年,英宗驾崩,神宗继位。熙宁二年二月——就是苏氏兄弟抵京前后脚——王安石拜参知政事,设置三司条例司(简称“三司条例”),熙丰变法的大幕徐徐拉开。

对于苏氏兄弟来说,同自己父子有过旧怨的王安石执政,此种朝局无疑是让他们难受,但也并不是无解。无论是对王安石还是对二苏兄弟来说,嘉祐年间的种种笔战恩怨,不过是学术观点不和,尚谈不上什么深仇大恨。况且苏轼为人子,替父亲发话乃天经地义,就算是王安石也并不能说什么。更为关键的是,二苏兄弟的《进策》中都有强烈呼吁改革现有体制的部分,当年甚至还激怒了庆历老臣韩琦王安石封还词头,韩琦看了还开玩笑说,人家可是连我们这些宰相都看不上,想要古代娄师德郝处俊那种名臣,你还说他只有可能是谷永?(“此人策语,谓宰相不足用,欲得娄师德郝处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可见,在主张变法改革方面,二苏也足以让韩琦暴跳如雷,同王安石并无二致,况且新党中坚如章惇等人同苏轼交情深厚,托他们转圜,苏、王合作,也未始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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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二苏兄弟回京的工作安排隐隐有此趋势。苏辙因为在《论时事三状》中提出“三冗”问题,被神宗看中钦定选入变法核心部门“三司条例司”,曾经封还任命他词头的王安石,无疑也是看中他在《进策》中表达出的政见,对此任命也加以认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轼,神宗本想用他修中书条例,但王安石力阻称:“轼非违众以济此事者也”,于是任苏轼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实际闲置。

变法之初,神宗和王安石遇到了巨大阻力,亟须援引志同道合的青年官员推行、实施新法。在此大前提下,昔日二苏兄弟与他过家家般的斗嘴骂战,自不会放在王安石心上。王安石看重二苏支持变法的本质,认为是可以争取的对象,因而尽弃前嫌,让昔日看不惯的苏辙加入变法核心部门,便是他此心态的明证。值得推敲的是王安石苏轼的处置,为何苏辙能入“三司条例”,苏轼却偏要闲搁起来?这显然不能完全用苏轼当年专门批驳过他来解释,从他阻止神宗重用苏轼的理由:“恐欲故为异论,沮坏此事⋯⋯今陛下但见轼之言,其言又未见可用,恐不宜轻用”来看,此时王安石已经对苏轼形成了一定成见,觉得此人聪明有余,但过于轻浮,讲人情而无原则。过于聪明,就有可能“故为异论”,光讲人情,在面临变法阻力时多半不能“违众以济此事”,因此还是闲散一段时间再观察为好。

人们不得不佩服王安石看人之准。至少在熙宁年间,他对苏轼看法是没有大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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