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之“汉法”派忽必烈成功夺取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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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270，《元朝史话》连载07，欢迎收看。

1259年七月，蒙哥在合州钓鱼城病死后，以阿里不哥为代表的守旧派和以忽必烈为代表的“汉法”派，都积极活动起来，准备夺取汗位。

01、忽必烈夺取汗位

阿里不哥是拖雷的幼子。蒙哥即汗位后，命阿里不哥留守都城和林，统帅漠北的蒙古军。阿里不哥长期在蒙古本土，与外界接触不多，特别对汉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了解甚少。后来，以他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个墨守蒙古成规的保守集团，他们主张维持蒙古原来的统治方式，反对采用中原地区原有的封建统治方式。

忽必烈是拖雷第二个儿子，他很早就结识了一批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像信佛崇儒的刘秉忠，熟读孔孟之道的张文谦、王鹗等，都是忽必烈十分信任的。他们把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灌输给忽必烈。

蒙哥即位后，以漠南汉地委托给忽必烈来管理，从此忽必烈与各族地主阶级进一步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他一方面继续网罗人才，像杨惟中、姚枢、郝经、王文统等汉族知识分子，都纷纷前来投靠。

这些人都是忽必烈的谋士，对忽必烈影响很大。刘秉忠对忽必烈说：“今天谁能重用士大夫，又能推行中国原有的治国之道，就能当中国的皇帝！”

这对抱有统治全中国愿望的忽必烈无疑是极大的启发，因此，像官吏的任用、对南宋的作战方略、经济政策、屯田措施等事，甚至后来的夺取汗位，建立元朝，几乎都出自这些人的策划。

除了汉族知识分子外，忽必烈对其他各族上层人物也是加以争取的。像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畏兀儿人廉希宪、西夏人高智耀等接受汉文化很深的一些人也受到忽必烈的重用。

另一方面，忽必烈为了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采取拉拢、利用北方地主武装的方针。早在蒙古灭金时，北方地主武装头目董俊、严实、史天倪、张柔等就投靠了蒙古。

忽必烈总管漠南汉地后，继续对他们加以重用，像董俊的儿子董文炳，在忽必烈进兵西南和灭宋战争中就非常卖力；史天倪的弟弟史天泽在平定阿里不哥和李瑾的战斗中出力很多；张柔和他的儿子张弘范也是忽必烈十分信用的，最后彻底灭亡南宋的就是张弘范。

忽必烈联合汉族和其他各族地主阶级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学会统治汉地的方法。因此，在忽必烈夺取汗位之前的十多年间，他已跳出了蒙古“黄金家族”的小圈子，逐渐成为懂得汉法、决心推行汉法的新的封建统治者。

忽必烈不仅为自己夺取政权奠定了政治基础，而且还奠定了物质基础。在他主持漠南汉地后，十分注意招抚流亡的人民，大搞屯田积粮，并采取整顿财政等措施。早在1252年，忽必烈就已在河南的唐、邓等州实行屯田，后来又在陕西凤翔等地屯田，这样就使他掌握了大量军粮。忽必烈又立交钞提举司，印发纸钞。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使忽必烈完全控制了蒙古国的财政大权。

1256年三月，忽必烈命刘秉忠在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东北、探河北岸的龙岗，营建宫室、房屋，3年后建成，称开平府。在这里聚集了忽必烈的一批重要谋士，成为忽必烈集团的根据地。

蒙哥死后，阿里不哥和他的支持者立即采取夺位措施。他命令脱里赤为断事官，占据燕京，号令各方面；又命令各地军队听从调度，由阿兰答儿纠集漠北各地军队，脱里赤纠集漠南各地军队，形成对开平的包围势态。

阿里不哥企图先发制人，迫使忽必烈就范。

忽必烈这时还在围攻鄂州，蒙哥死讯传来后，他召集诸将、诸谋士研究蒙哥死后的形势和对付阿里不哥的策略。这时郝经提出了如下建议：

一面遣军去迎接蒙哥的灵车，接收大汗的宝玺，一面赶快与南宋贾似道议和，签订密约，迅速撤军，并派轻骑兵赶到燕京，防止阿里不哥的势力南下。

忽必烈采纳了此计。1260年三月，忽必烈抵达开平，诸王合丹、阿只吉等率西道诸王，塔察儿等率东道诸王，会集开平。他们都是忽必烈的支持者。

忽必烈废弃了贵族选汗的旧制，宣布即位。并定当年为中统元年，开始建元纪岁。

同年四月，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召开忽里勒台，宣布为大汗。支持他的除阿兰答儿、脱里赤等外，还有窝阔台后王阿速带、玉龙答失、昔里吉，察合台后王阿鲁忽，旭烈兀子出木啥赤等。

阿里不哥和忽必烈双方为争夺地盘开始了第一个回合的争斗。

阿里不哥命霍鲁海、刘太平等去陕、甘地区任职，忽必烈则命廉希宪为京兆等路宣抚使。双方发生冲突，廉希宪擒霍鲁海，杀刘太平等，忽必烈控制了陕甘地区。阿里不哥又派遣阿兰答儿南下联合浑都海作乱。但两人均被忽必烈军队所杀。

1260年冬，忽必烈决定亲征和林。阿里不哥闻讯后不敢抵抗，逃至谦谦州（今叶尼塞河上游南），忽必烈占领和林，命亦孙哥驻守，自回开平。

1261年秋，阿里不哥至和林，伪装愿意归顺，却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占领和林，并南下骚扰，被忽必烈击败。

由于阿里不哥多次战败，支持他的诸王纷纷向忽必烈投降，加上连年饥荒，阿里不哥不得不于1264年向忽必烈投降。

经过4年的战争，阿里不哥的分裂势力终于被消灭，漠北和中原地区重新恢复统一。

忽必烈战败阿里不哥后，取消和林为蒙古国的都城，改设宣慰司都元帅府，后来改为和林路，成为岭北行省的治所。

忽必烈夺取汗位的胜利，从本质上来说是蒙古统治集团内部“汉法”派战胜了守旧派，这对于蒙古国最后完成封建化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

同时也说明了历史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像阿里不哥那样坚持维护旧的统治方式，失败是注定的；而忽必烈能够顺应历史发展，适应汉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采用原有的封建统治方式，因而在历史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02、建立元朝

忽必烈夺取政权后，决心沿着“汉法”的道路继续前进。

1260年五月。忽必烈宣布用“中统”年号，这是忽必烈采用“汉法”的重要标志。因为在这以前，蒙古国从来没有用过年号，成吉思汗时，纪年用十二生肖，如鼠儿年、羊儿年等等，窝阔台以后虽然进入中原地区，也没有用年号。

忽必烈一上台就开始用中统作为年号，这是忽必烈按照中原封建王朝的规格改造蒙古国所跨出的第一步。

1263年（中统四年），忽必烈以开平为上都；次年，以燕京为中都（后改为大都），政治中心移至漠南汉地。

1271年（至元八年）十一月，在进攻南宋取得了巨大胜利之后，忽必烈又采取了一个重大的措施，公开废弃“蒙古”国号，按照《易经》中“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

元朝的建立，标志着蒙古政权已从一个地区性政权转变为采用汉族传统封建统治方式的全国性封建政权，标志着蒙汉各族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最后确立。

元朝建立后，各种制度开始逐步完备。在行政制度方面，忽必烈根据汉族知识分子的建议，多半采用金朝的制度；在军事制度方面，则沿袭蒙古国的旧制加以调整、发展。

元代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主要由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组成。中书省是中央最高行政机构，窝阔台时采用过这个名称，蒙哥时废。忽必烈即位后，根据刘秉忠等人建议，于中统二年立中书省，设中书令、右丞相、左丞相、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职。

因蒙古人以右为上，故右丞相高于左丞相，右丞高于左丞。忽必烈规定皇太子担任中书省的首脑一中书令。但元朝自忽必烈以后皇太子大都年幼，故中书令等于虚设，右、左丞相才是中书省的实际首脑。

自中书令以下至参知政事都称为丞相。担任丞相职务的人来自各族上层分子，可见忽必烈即位后一直注意到联合各族地主阶级。

中书省之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书省的设立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有很大作用。枢密院是掌兵权的，设有院使（由皇太子兼任）、副使、佥书枢密院事等职，以后又在副使之上设知院、同知，佥枢之下设同佥枢、院判，名额不定。

御史台是最高司法机构，最高长官为御史大夫，其属下有殿中司和察院。

此外，还有大司农司（掌农桑水利）、翰林兼国史院（掌制诰文字、纂修国史）、集贤院（掌提调学校、征集人才）、宣政院（掌宗教及吐蕃事务）、宣徽院（掌诸王等供应）、太史院（掌天文、历数）、匠作院（掌工艺）、通政院（掌驿传）等，都是中央的专门机构。

地方最高行政机构是行中书省，简称“行省”。1260年，忽必烈曾置十路宣抚司作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统归中书省领导。宣抚司根据中书省所颁条令，审理狱讼，整顿赋役，省并州县等。

之后，忽必烈陆续在全国设行中书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机构。当时，除中书省直接管辖山东、山西、河北等地，称为“腹里”，宣政院管辖吐蕃以及诸王封地外，全国共设10个行省：

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

行省的最高长官一般是平章政事，另有右左丞、参知政事等。行省之下置路、府、州、县。吐蕃地方置万户府。路有总管，府有知府或府尹，州有州尹，县有县尹，各路、府、州、县都设有由蒙古色目人担任的达鲁花赤。

枢密院和御史台也各有自己的相应的地方机构。行枢密院简称“行院”，是专为征伐而设于某处的，虽有时也掌管民政，但主要目的是用兵或镇戍地方之用。

诸路万户府是地方路一级的管军机构，下有千户所、百户所，均属行院或行省管辖。

行御史台简称“行台”，忽必烈时曾设江南行台和陕西行台。另有提刑按察司，分属于御史台和行御史台管辖，其职责是监督、纠劾地方官等事宜，1291年改称肃政廉访司。

关汉卿的元杂剧《窦娥冤》里窦娥的父亲窦天章，他的官职就是肃政廉访使。

元代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特别是行省制度的建立，不仅奠定了有元一代的行政制度，而且使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制达到了新的规模，做到了“都省（中书省）握天下之机，十省（行省）分天下之治”，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元朝的疆域十分辽阔，所谓“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因此10个行省中就有4个行省涉及到边远地区。例如岭北行省的治所设在和林，称和宁路，管辖范围除了蒙古高原外，北边一直到北冰洋；东北地区由辽阳行省管辖，设开元路（今吉林农安），管辖黑龙江中游，设水达达路，管辖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流域，又在黑龙江口奴尔干地方设征东元帅府，管理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

元朝又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和台湾，上级为江浙行省泉州路同安县。

西藏地区虽然没有设立行省，由中央的宣政院对它直接管辖，其下设立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其下又设若干万户府，所以管理方式与行省制度相仿。

行省制度使这些边远地区和中原地区的联系大大加强了，它有利于巩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对明、清的政治制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元以后，“行省”这个名称一直沿用了下来（明代虽改称布政使司，但口语仍相沿不改）。元代行省的划分，也初步奠定了今天中国的行省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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