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皇帝张献忠传奇：他真是一个杀人狂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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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290，《明朝史话》连载15，欢迎收看。

张献忠是陕西延安卫柳树涧（在今陕西定边东）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与李自成同岁，家庭贫苦，父亲是个农民。

张献忠早年曾在明朝军队里当兵，因犯法，被打了100鞭子赶了出来。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爆发后，他在崇祯三年(1630)于米脂县十八寨领导农民起义。

张献忠性格粗狂刚悍，而且身材魁梧，力气过人，又有一部漂亮的长须，煞是雄伟威武，他的脸色微黄，所以军中都称他“黄虎”。

起义后，张献忠自号“八大王”。在明末农民起义的初期阶段，他就已经是36营义军中的一营首领。崇祯八年(1635)，他参加了攻打明朝中都凤阳的战斗，后来又转战于湖北、安徽、河南、陕西等地，与明朝官兵周旋厮杀。

崇祯十年冬至十一年，农民军在军事上屡受挫折。李自成部在川北梓潼遭到官军伏击，损失惨重；张献忠冒充官军的旗号奔袭南阳，被明总兵左良玉识破，计谋失败，张献忠在激战中负伤，退往湖北谷城；罗汝才、马守应、惠登相等其他几支农民军也相继失利，并且散处于湖广、河南、江北一带，各自为战，互不配合。

张献忠在谷城，处于官军包围之中，势力孤单，而且，经过十余年的战乱，社会经济破败不堪，义军的粮饷也很难筹集。处境如此恶劣，张献忠经过一番思考，决定利用明朝高叫招抚的机会，将计就计，伪装投降以保存实力，赢得休整的时间并解决给养问题后，伺机再起。

于是，他派部将孙可望给熊文灿送去了长一尺多的碧玉两方、直径一寸的珍珠二枚，还有其他无数珍宝。熊文灿喜笑颜开，把招抚的事一力担当起来。

这是崇祯十一年四月的事。同年十一月，罗汝才也学张献忠的样子，伪装接受招抚。

张献忠名义上受抚，实际上仍保持独立自主。他拒不接受熊文灿对农民军的改编，而把军队分屯于四郊，与老百姓混合居住在一起，控制了谷城全境。

熊文灿要他把部队裁减为2万人，由明朝给饷，其余遣散。张献忠虚与委蛇，回答说：“部队都是壮士，裁了可惜，愿以全军从征，请给十万人饷。”

熊文灿无可奈何，只好照办。而当熊文灿三次要调他的部队去镇压农民军时，他又把熊的命令当耳边风，根本不予理睬。

张献忠还利用驻兵谷城的机会，积极筹集粮饷。他调出部分军队进行屯耕；又在汉水、筑水交汇处设立关卡，征收赋税；并派人四处征购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入房山等地。

此外，张献忠也不忘练兵。他自己钻研《孙吴兵法》，创造了“团营方阵、左右营诸法”，对士兵进行操练，并制造三眼枪、狼牙棒、埋伏连弩等兵器。

在房县受抚的罗汝才，也同样不接受熊文灿关于解散部队的命令，而积极扩大队伍，积草屯粮，与张献忠遥相呼应。

张、罗的伪降，统治阶级中也有人识破，并向熊文灿建议先下手为强，进行军事镇压。但熊文灿利令智昏，一心想在抚字上收奇效，立大功，没有对张、罗采取行动。

经过李自成的激励，以及东山再起的工作都准备就绪后，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六日，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

为了制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揭露熊文灿等贪官污吏的贪赃受贿，张献忠特地在驻地白墙上书写下他们的种种罪恶行径，并宣告自己与他们势不两立，坚决血战到底。

罗汝才暗中策应，约好同时起兵，其他受抚的农民军也群起响应。至此，熊文灿苦心经营、妄图以招抚平息农民军反抗的梦想破灭了。

农民军经过一年的休整和准备，兵强马壮，械精粮足，战斗力较过去大为增强。七月，张、罗在房县的罗猴山设伏，痛打明军主力左良玉部。左良玉被打得军符印信全丢，狼狈逃窜。明军被歼上万人，军械物资丢失无数。

农民军重举义旗和明军抚、剿两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崇祯皇帝大为震惊，他像输了钱的赌棍，既失望而又恼恨，于是下令把熊文灿逮捕处死，左良玉革职戴罪立功，然后打出最后一张王牌，派他最亲信的大臣、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亲自督师围剿农民起义军。

杨嗣昌于九月底到达襄阳，十月初一日召集各路将领开军事会议，确定战略方案。他命令河南、四川、陕西、郧阳诸巡抚各扼要冲，集中兵力，先对付张献忠、罗汝才，企图将张、罗围困在川、陕、鄂山区加以消灭，而后再镇压其他农民军。

面对敌人的围剿方略，张献忠的对策是以走制敌。农民军行军神速，官军裹粮追随，处处落后，即使追上，农民军已是以逸待劳，战则官军必败，不战则农民军又远走高飞。

张献忠就是采用这种流动作战的战术，使自己在敌人强大的军事围剿中争取主动。

崇祯十三年(1640)，张献忠趁四川防守单薄之机，突入四川，直达川北的剑阁、广元，后又挥戈南下。

杨嗣昌见农民军入川，就进驻重庆，明军精锐也多调入四川。杨嗣昌严令明军急追，不得让农民军逃脱。

当明军入川之后，张献忠突然折而东向，使明军又扑了个空。此时明军在东面的防守空虚，义军顺利地过了夔门、巫山，进入湖广。

农民军在四川连陷多城，纵横驰突，如入无人之境。杨嗣昌自己莫可奈何，却上疏参了四川巡抚邵捷春一本。崇祯帝把邵捷春逮捕进京，问成死罪。

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义军在开往襄阳的路上遇到杨嗣昌的使者，张献忠灵机一动，想出一个赚开襄阳城门的计策。他命部将李定国把使者杀掉，取下军符，由李定国和20余名骑兵打扮成官军模样，带着军符先驰至襄阳城下，声称奉督师命令，前来调兵。

守城士兵对验军符后，放他们进城。义军一进城，就挥刀砍杀守城明兵，控制城门。原先装扮成商人进城埋伏的100多义军闻声而起，纵火响应，城中顿时大乱。

紧接着，张献忠的大部队赶到，襄阳城就这样被农民军用计占领。农民军活捉襄王朱翊铭，把他绑到张献忠面前。张献忠对襄王说：“我要断杨嗣昌的头，而杨嗣昌远在四川，现在就借你的头，使杨嗣昌以陷藩伏法。”于是，便把襄王斩首。

襄阳是明朝的军事重镇，军资粮饷围积于此。张献忠打开仓库，拿出15万银子赈济饥民，其余没收作为农民军给养。

在张献忠智取襄阳之前，李自成已于正月攻破河南首府洛阳，处死福王。明王朝在短短的时间里连失二郡，丧两亲王，杨嗣昌感到事情不妙，难逃崇祯帝的惩罚，在军中自杀。

襄阳被克，杨嗣昌自杀，宣告了明朝最后一次大围剿的破产。从此，明朝再也组织不起大规模的围剿，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而且，再也派不出一个像样的统帅。崇祯帝不得不临朝哀叹：“自杨嗣昌殁，无复有能督师平贼者！”

死了两个亲王，杨嗣昌也自杀身死，崇祯皇帝越想越恼火，把前任三边总督郑崇俭也逮捕斩首。其实，郑崇俭死得冤枉，只因崇祯皇帝输多了，且又无计可施，就把他杀掉出口气。

张献忠以走制敌的战略不仅巧妙而成功地粉碎了明朝对他的围剿，而且牵制了明军的大部主力，使得受严重挫折后的李自成能顺利地进入河南，恢复和发展力量，锻炼成明末农民军的两大主力之一。

攻克襄阳后，张献忠转战于河南、湖北、安徽一带。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攻下武昌。张献忠在武昌称大西王，设六部五府，开科取士。

义军逮捕恶贯满盈的楚王，把他装进笼里投入长江，为百姓平了大愤。张献忠下令打开楚王仓库，见仓库中积金百万，感叹地说：“金钱如此之多，竟连个武昌也守不住，朱胡子真是个庸儿啊！”他下令发银赈济饥民。附近20余个州县闻风归附。

八月，张献忠撤出武昌，进军湖南、江西，连克长沙、常德、吉安、袁州（今江西宜春）等重镇，震动广东。

崇祯十七年(1644)春，李自成的大顺军已经在向北京挺进，崇祯政权的覆亡只在旦夕之间。张献忠利用明朝军事力量无力西顾的有利时机，挥师西向，攻入四川。六月攻下重庆，八月克复成都，到了秋季便占有两川。

十一月，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年号大顺，改成都为西京。

称帝后，张献忠加强政权建设，增置左、右丞相，从征多年的骨干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也都封为将军。

大西政权建立后，窜伏山野的明朝官员和地主、士绅纷纷组织反动武装，自称义军，对新生的政权进行疯狂反扑，如曾英在重庆，杨展在永宁、曹勋在大渡河所。这些地主武装结寨自保，与大西政权对抗，特别是与大西的地方政权进行激烈的搏斗。

大西政权对明朝宗室一概斩杀；对不投降的明朝军士，则斩其一手，或割其耳鼻，以示惩戒；对士绅、生员也不加区别，杀得太多。但是，绝不是“屠尽全蜀”，“杀戮无遗”，“无一草、一木、一鸡、一犬存者，积尸至与峨眉齐，流血川江，数百里不绝。”

大西政权对老百姓还是进行保护的，曾发布布告，严禁军队扰害地方，如果违禁，则枭首示众。

满清进入北京以后，曾企图以高官厚禄招抚张献忠。顺治二年(1645)十一月，清朝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纸招抚诏书，在诏书中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要张献忠“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所部将领、头目、兵丁人等，各照次第升赏。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

张献忠毫不妥协，对清朝的招抚断然加以拒绝。顺治三年(1646)，清朝派肃亲王豪格和汉奸吴三桂率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大西军。张献忠于七月撤出成都，率兵北上，迎击清兵。十一月开抵西充的凤凰山，由于叛徒的出卖，遭到清兵的突然袭击，张献忠不幸牺牲，时年40岁。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率领，南下云贵，继续坚持抗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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