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被害陈毅下令追捕真凶！杨帆剥丝抽茧，雌雄双恶再狡猾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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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27日，上海刚解放，上海市市长陈毅就接到了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李克农的急电。

急电内容简明扼要，请速查李白下落。

李白，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我党一名老牌无线电情报人员。1937年10月，李白受党组织派遣，化名李霞，潜入上海负责党的秘密电台收发报工作。1942年9月，日军对上海秘密电台进行大范围、高强度侦测，李白不幸被捕，后经党组织积极营救，逃出虎穴牢笼。抗战胜利后，在针对国民党的斗争中，为了获取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政治情报，李白不顾在日伪时期暴露过的潜在风险，再次潜入上海，继续从事党的秘密电台情报工作。1948年12月30日，在向延安党中央发报时，李白的电台被国民党特务侦测出位置，再次不幸被捕。

被捕后的李白，受尽酷刑，忠贞不屈。1949年5月7日晚，国民党上海特务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批示，将李白、秦鸿钧、张困斋等十二名地下党秘密押至浦东戚家庙杀害。

由于国民党特务严密封锁了消息，我情报系统李克农方面并不知道在上海解放前夕，李白已经牺牲。在李克农心目中，李白不仅是我党一位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而且是难得的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无线电专家。有一种说法，在查找李白下落的同时，李克农已向党中央推荐由李白担任新中国第一任邮电部长。

对这一些情况，陈毅的心中是清楚的，接到李克农急电后，1949年6月17日，他即以上海军管会的名义，向上海市公安局发出了“008”号电文：

“兹于1937年冬，延安党中央派往上海地下党工作之李静安（即李白）同志，去向不明，特劳查。”电文中还附有1949年5月7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到蓬莱警察分局提解李静安“提案”的内容。

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任务后，立即调集精兵强将与李白的爱人裘慧英一起进行调查。不久，一位留用下来的旧警察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1949年5月7日傍晚，他亲眼看到有一位穿长衫的囚犯被押上刑车，后来听说在浦东杨思地区被秘密枪杀了。

根据这一线索，杨思地区军政机关派人深入访问群众，几经周折，终于得知，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确实在杨思附近的戚家庙搞过秘密屠杀。6月20日，我公安同志在戚家庙后面挖出了十二具五花大绑、弹痕累累的烈士遗体，其中就有李白烈士。

得知李白已经牺牲的消息，李克农非常悲痛，此后多年一直没有忘怀。1957年，李克农顶着巨大压力向中央提议：“要拍部电影，表现战斗在敌人心脏的英雄李白。”这部电影就是红色经典《永不消逝的电波》。

而陈毅的反应更为悲愤，他给李克农拍去了一封电报，电报的最后，陈毅写道：“血债要用血来还！残害李白烈士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定要向他们讨还这笔血债！”

有陈毅的誓言与命令，上海市公安局随即成立追凶专案组，由久经战阵的副局长杨帆亲自担任专案组组长。

针对此案，杨帆的侦办思路很明确，只要拿出足够耐心，剥丝抽茧，真凶一定难以遁形。

精神传达下去后，包裹罪恶的茧很快就被抽出第一缕丝来。

1949年8月27日，上海卢家湾公安分局局长吴萍从接管的国民党卢家湾警察分局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分局巡官史致礼等人的《邀功报告》。

与此同时，专案组同志又从缴获的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档案中查到两份重要证据：一份是上海市警察局奖惩评改会通报：“巡官史致礼、督士强元贵参加行动有功，各记功一次，其余14名警务队警士予以嘉奖。”另一份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于1949年4月15日发出的签准复件：“协助本部破获谍台有功，颁发奖金金圆券伍万元。”

据调查，上海解放后，史致礼、强元贵没有潜逃，他们作为熟悉情况的旧警察被卢家湾公安分局留用了，种种迹象表明，他们过去可能只是单纯的旧警察，背景并不复杂。经过审讯，专案组的推断得到了印证，史致礼等人并不是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更为重要的是，当时他们只是奉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之命，协同逮捕了秦鸿钧，而破坏秘密电台，搜捕李白的关键任务，他们既不知晓，也没有参与。

调查至此，专案组同志意识到李白遇害的真凶已经石沉大海，此真凶如果还在上海的话，一定隐匿得很深，要想将他挖出来，不仅需要提高办案嗅觉，而且需要广泛动员社会关系，共同编织一张让真凶无法藏身的恢恢天网。

甚幸！在欣欣向荣的新中国大地上，最不缺的就是高昂的斗志和雪亮的眼睛。

1950年3月30日，上海虹口公安分局接到上海货物税局沪北稽征所的电话，有一位中年男子携带一批军用通讯器材前来纳税，此人行迹十分可疑，请速派人前来盘查。

虹口分局的侦察员赶往稽征所后，立即将这名中年男子控制住。在我侦察员强大的心理攻势下，这名中年男子随即露出了原形。据此人交代，他原名李树林，化名李成志，曾参加国民党军统十年之久，1947年在上海经营私人电台，1948年拉拢国防部二厅上海电监科主任科员唐跨凤入伙。1949年秋，他们的私人电台被查封后，两人秘密参加了国民党潜伏特务谍报组织，但他的级别较低，不如唐跨凤知道得多。

得知这些情况，侦察员马上逼问，唐跨凤在哪里？

李树林交代说，唐跨凤应该还在上海，可能在码头藏身。

侦察员迅速行动，搜遍上海码头，唐跨凤随即落网。

唐跨凤被捕后，未做任何抵抗就坦白交代了他知道的一切。

唐跨凤供述说，1947年国民党向解放区全面进攻连遭失败后，毛人凤为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于1948年4月联合保密局、国防部二厅在南京成立了中央电讯监察科，他本人隶属于下属单位上海电讯监察科。1948年下半年，上海电讯监察科从美国进口了十分先进的无线电侦测仪，对全上海所有电台进行监听侦测，李白、秦鸿钧电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侦测出来的。但他本人由于不受重视，没有参加这些行动。

侦察员问，参加行动的都是什么人？

唐跨凤说，这几起行动的保密程度很高，我只晓得徐鸣秋参加了后来的审讯，他在办公室整理审讯笔录时，我曾去向他讨茶叶。

侦察员问，具体说说徐鸣秋的情况。

唐跨凤说，徐鸣秋是上海电讯侦察科尉级侦察员，家应该就在上海，人很精明，上海解放前人就不见了，不知道是跑掉了还是藏到哪里去了。

茧剥到这里，追捕徐鸣秋就成了关键突破口。杨帆提醒专案组的同志，要充分利用敌特组织档案，尽量避免大海捞针。

按照这个思路，专案组同志翻阅大量敌特组织的档案材料，不久即找到了徐鸣秋的个人旧档案，其中有一条线索十分关键，那就是徐鸣秋的住址，此人在旧上海时期居住在上海虹口区公平路14号。

按照这个地址找过去，一番排查下来，情况和专案组同志预料的差不多，徐鸣秋早已不在这里居住。

但专案组的同志没有就此放弃这条关键线索，同志们分析，如果徐鸣秋没有逃跑，那他的家眷极有可能还生活在上海，那么顺着虹口区公平路14号这个地址深挖下去，一定能有所收获。

为此，专案组同志同虹口区公平路14号的住户进行了耐心的谈话，这户人家告诉专案组同志，他们搬来前，老住户姓欧阳，不姓徐，听说后来搬到万航渡路松茂里一带去了。

得到这个消息，专案组同志立即对万航渡路松茂里一带进行排查。很快，那名姓欧阳的老住户找到了，这户人家提供的线索让专案组同志大为振奋，他们的确在虹口区公平路14号住过，在他们之前，那里的住户正是姓徐，后来听说搬到榆林区龙江路去了。

敌特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专案组立刻扑向榆林区龙江路。为了不打草惊蛇，专案组同志悄悄地对龙江路进行了摸排。然而，摸排的结果却让专案组感到十分困惑，龙江路只有金松里16号的住户姓徐，但这户人家是解放军光荣家庭，33岁的徐鸿鸣在解放军华东航空处干训大队做教官。

由公平路追踪到金松里，源头没有错，最后查到的却是一名徐姓的解放军教官，这该怎么解释呢？难道说国民党特务徐鸣秋改头换面混进了解放军队伍，又或者说这户姓徐的人家除了这名解放军教官，还隐藏着一名国民党特务。

侦察员立即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专案组组长杨帆，侦察老将的意见很直接、很尖锐，唐跨凤不是认识徐鸣秋吗？让这两人碰个面，真相立即大白。

这的确是行之有效的破茧办法。

于是，专案组押着唐跨凤来到了华东航空处干训大队。经唐跨凤辨认，这位名叫徐鸿鸣的解放军教官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潜伏特务徐鸣秋。

见自己露出了底，再狡辩已毫无意义，徐鸣秋耷拉着脑袋，很快交代了他所掌握的情况，其中就包括李白遇害的真凶叶丹秋的一些情况。

据徐鸣秋交代，叶丹秋是国民党一名老牌无线电，之前曾在顾祝同手下担任报务员，后来被戴笠看中，调入军统当电台台长。1948年，毛人凤组织一批所谓的电讯专家、特务，成立上海电讯侦查科，叶丹秋是代科长。

侦察员问，你知道叶丹秋的下落吗？

徐鸣秋说，这个我真不知道。

真凶浮出水面，但线索再次中断，案件侦办工作在此处又打了一个结。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就在专案组想方设法解这个结的时候，一个名叫徐宗琛的国民党特务在江苏昆山玉山镇落网了。此人交代，他曾是叶丹秋手下的得力干将，参与过侦测破坏上海秘密电台的行动。

徐宗琛的口供与徐鸣秋的完全对得上，说明此人没有撒谎。

专案组趁热打铁，继续加强审讯力度，徐宗琛的心理防线很快彻底垮掉，他最终供出了叶丹秋的下落——上海解放后，叶丹秋逃回苏州老家，与一个名叫“赛牡丹”的唱评弹的女戏子姘居在苏州金台街珍珠巷1号。

得到这个关键情报，专案组组长杨帆立即做出工作指示，为李白、秦鸿钧等烈士报仇的时候到了！专案组立即赶往苏州抓捕叶丹秋，但要注意不能打草惊蛇，以防特务闻风逃窜。

抓捕叶丹秋，是从严密监控苏州金台街珍珠巷1号开始的。经过多日监控，侦察员发现，珍珠巷1号确实住着一个女人，看这女人进出妖艳的举止，应该就是徐宗琛所说的唱评弹的女戏子“赛牡丹”，但一连多日，叶丹秋却始终没有露头。

难道这个国民党特务狡兔三窟，还有其他藏身地，还是他就藏身在此，只是不轻易露头而已？

侦察员经过研判，果断采取了试探行动。

一天，一名经过伪装的侦察员提着糕点、水果，敲响了“赛牡丹”的家门。

不一会儿，门开了，“赛牡丹”看上去很随意，但眼神中藏着警惕。

侦察员凑上前去，压低声音兴奋地说：“您是董小姐吧！（侦察员已摸清女戏子真名叫董素芬）我姓周，单名一个新字，是叶先生的手下。叶先生曾交代属下，有重要事情，可以来这里找他。”

听到这话，女戏子董素芬警惕地看了看，不耐烦地说：“这里没有叶先生，你找错人了，赶紧走。”

说完，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吃了闭门羹，侦察员没有立刻走掉，而是故意将糕点、水果放在了门口，并且朝门里喊了一句：“董小姐，糕点、水果放门口了。”

这是一种试探。

没过多久，戏子董素芬开门向四周望了望，然后将糕点、水果拿了进去。通过这个细节，有侦察员认为，戏子董素芬爱占便宜，应该是个见钱眼开的女人。还有侦察员认为，国民党特务叶丹秋很可能就藏在这里，戏子董素芬出来拿糕点、水果，可能是想看看糕点、水果里有什么名堂。

那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办呢？

经过讨论，专案组认为，如果叶丹秋就藏在这里，他是跑不掉的。如果他藏在别处，那就要稳住董素芬，利用她引出叶丹秋。

再次行动，侦察员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圈套”。

几天后，先前那个伪装的侦察员再次敲开了董素芬的家门，这一次，侦察员手里提着一个带锁的小箱子。

董素芬开门出来后，侦察员笑着说：“董小姐，我又来拜访了，叶先生在吗？我有重要的东西要交给他。”

董素芬注意到了侦察员手中提着的小箱子，她不置可否地对侦察员说：“你怎么又来了，你找错地方了，这里没有叶先生，你快走吧。”

侦察员装出困惑焦急的样子，半自言自语半对董素芬说：“这地址是叶先生先前亲自写给我的，他告诉我，有重要事情可以来这里找他。现在该怎么办呢，无论如何我不能将这一箱子的东西带走，那样我可就辜负了叶先生的信任！”

侦察员的话引起了董素芬的兴趣，她试探性地问：“你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侦察员四处看了看，悄悄地对董素芬说：“箱子里装的是叶先生的财物，他托我代为保管，合适的时候再交还给他。如今我要走了，所以来找叶先生。”

这话很有效果。

见钱眼开的董素芬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上钩了，她对侦察员说：“进来说话。”

刚进到屋里，董素芬就说：”你把东西交给我，我帮他转交给叶先生。”

侦察员说：“这恐怕不行，叶先生先前有交代，这个箱子必须要交到他本人手里。”

董素芬听了，不满地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死脑筋，我跟你讲，交给我就等于交给叶先生。”

侦察员见缝插针地说：“叶先生到底在不在，如果在，赶紧请他出来，如果不在，请告诉我他在哪里。我时间有限，到后天如果见不到他，我只能将这箱子带走了。”

董素芬盘算了一下，对侦察员说：“这样，你后天下午再来一趟，那时候叶先生会在这里等你。”

侦察员一听，知道鱼已经上钩。

从董素芬家出来，侦察员立即向专案组汇报情况。专案组认为，眼下叶丹秋应该没藏在董素芬家中，董素芬接下来肯定会去找叶丹秋，但这里有个问题，如果董素芬不是直接找上门，而是打电话联络叶丹秋，那情况就复杂了，叶丹秋极有可能嗅出味来，从而跑掉。

就在专案组犹豫下一步该如何行动时，董素芬那边出现了新情况，她出门到火车站买了一张当天去上海的火车票。

这个举动说明，叶丹秋应该隐藏在上海，董素芬与他没有电话联络的习惯，这是上门找他去了。

有了这个判断，专案组不再担忧什么，只要将董素芬一路跟踪到底，叶丹秋也就跑不掉了。

董素芬到了上海，七拐八绕，最后进了一条弄堂。负责跟踪的侦察员一路尾随，最终锁定了叶丹秋的藏身之地。

叶丹秋果然是老牌国民党特务，董素芬敲门进屋不久，屋里便走出个衣着朴素的老头，手里拿着酱油瓶，看上去像去打酱油的。

不对！老头有问题！抓住他！

负责现场抓捕的专案组同志一声令下，打酱油老头被堵到了弄堂口。

叶丹秋！

抓捕同志突然一声令喝，叶丹秋的酱油瓶碎在了地上。

叶丹秋属于罪大恶极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有能力，无信仰，一身黑皮被扒掉后贪生怕死得厉害。据他交代，1947年轰动一时的华北谍报案就是他破获的，从北平电监科调到上海后，他根据我党原北平秘密电台负责人、叛徒李政道所提供的“上海地下电台的工作时间、手法特征、掩护办法”等机密，协同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国防部二厅上海电监科拟定了侦破我秘密电台的行动方案。

1948年冬天，当检测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后，叶丹秋立即调来国防部二厅的侦测专家，进行严密侦测，七天后，确定电台在江湾路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面的一个区域。12月29日夜，叶丹秋率领大批武装特务包围了该区域，进行挨家挨户的搜查，终于查获了李白同志的电台。

交代完这些罪行，叶丹秋天真的以为如果他抱着坦白、合作的态度，或许还有活命的可能，于是他对专案组的同志说，现在你们不应该一味地算历史旧账，眼下上海潜伏着更危险的国民党特务，他们藏有秘密电台，受台湾保密局毛人凤直接领导，任务是在新生的上海投毒、放火、爆炸，大搞破坏活动，并伺机暗杀陈毅。

专案组的同志正告叶丹秋，不要试图把自己撇干净。

叶丹秋说，我实在不愿干这掉脑袋的差事，上海解放后，我实质上已经脱离了。我侦破了你们的秘密电台不假，但在残害李白一事上，有人比我坏百倍，而且此人现在就潜伏在上海，台湾毛人凤相当地重视此人。

专案组的同志问，你说的这个人是谁？

叶丹秋说，钮梅波这个人，你们掌握多少情况。她才是狱中残害李白的真凶。你们不应该忽略这个女人，据我了解，她掌握一部秘密电台，可以随时接受台湾毛人凤的破坏暗杀指令，而且可能和你们公安局内部的人有联系。

案件侦办到这里，追捕真凶就不仅仅是为烈士报仇那么简单了，它还事关解放初期大上海的安定，陈毅同志的安危。

专案组组长杨帆认为叶丹秋该毙则毙（1951年1月，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叶丹秋死刑，立即执行），但他的口供不是空穴来风，应该予以重视，于是立即上报陈毅。陈毅当即作出批示，秘密对市局部分人员进行排查，务必挖出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败类，肃清上海敌特分子。

内部秘密排查开始后，专案组很快发现有个人行迹很可疑。此人名叫罗乾，旧警察出身，上海解放前夕因随部分警察起义保护市政设施有功，解放后得以留任公安局电讯管理处，任科员。

侦察员发现，有一天，罗乾去了南京路上的永安百货公司，神态诡异地与一个50岁左右的女佣人交谈了几句，然后将刚买的几块香皂交给了这个女人。

在老侦察员看来，这很像是地下接头。

随后侦察员兵分两路，一路继续监视罗乾，另一路则跟上了那个神秘的女佣人。

这个女佣人穿着像乡下人，体态很臃肿，但似乎很有警惕性，她一路来到陕西路的一座花园洋房，然后就钻了进去，许多天没有再露面。

随后，侦察员对这座花园洋房的主人展开了调查。花园洋房的主人是上海某纱厂的梁姓老板，上海解放前夕由于对人民政府不了解，带着家属躲到了香港，临行前从江苏老家找来了刘姓老妈子照看住宅。

为了分辨真伪，专案组又派人前往梁老板的江苏老家，老家人描述的刘姓老妈子的情况跟侦察员看到的基本一致，只是有一点比较古怪，这个50来岁的老妈子没有任何亲人，是个孤婆子。

女佣人这条线没有太大的发现，罗乾那条线则是疑点重重。

又一天，罗乾身着一身灰色西装又外出活动了，这一次他来到了沪西的“百乐门舞厅”。那时，上海刚刚解放，社会情况十分复杂，舞厅还是三教九流聚集的地方。罗乾来到百乐门后径直走进了一个豪华的包间，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从包间里走出一个妖艳异常，看上去大约四十来岁的艳妇。

侦察员试图跟踪这名艳妇，但这名艳妇反跟踪的能力很强，只走了两条街，她就成功摆脱了跟踪。

几天之内，罗乾先后和两个女人接头，一个是乡下老妈子，一个是上海滩艳妇，这其中隐藏着什么名堂呢？

就在众侦察员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一名女侦察员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女侦察员分析说，下班回家我总是要经过一家女士内衣商店，经常看到售货员向身材臃肿的中年女人推销法国丝袜内衣。许多次，我亲眼看到身材臃肿的中年女人穿上这种东西，身材马上就不一样了。想到这个，我有个大胆的猜想，跟罗乾接头的两个女人，会不会是同一个女人。

有侦察员问，这样做，她的目的是什么呢？

女侦察员说，为了误导搅乱我们的侦察方向。就说这两个女人，我们很容易去注意百乐门的那个女人，而忽略了乡下老妈子。在我看来，做这样的伪装对老牌女特务钮梅波并不是怎样的难事。

钮梅波，出生于哈尔滨，在上海长大，20岁出头就成了上海滩十里洋场上的交际花，艺名“柳妮娜”。抗战前，钮梅波投靠日本陆军特务机关，堕落成日本女谍。1938年后又成为汪伪76号特务机关的交际处长、邪恶肉弹。据说，在汪伪76号，钮梅波有两间优待室，专门用来色诱各界要员。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柳妮娜色诱姚违就鲜活地表现了这一历史事实。上海解放前夕，钮梅波突然销声匿迹，不知所踪。

考虑到钮梅波这个女特务十分狡猾，极善交际藏身，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先行秘密抓捕罗乾，看能不能从中找到突破口。

罗乾被秘密逮捕后很快交代，在上海的敌特组织中，他负责向敌特组织提供市公安局的通讯电报密码以及联络时间方式，负责与他接头的就是钮梅波。没有风吹草动，钮梅波就伪装成女佣人，住在陕西路的那栋花园洋房里。

侦察员问，你能把钮梅波约出来吗？

罗乾说，除非有重要情报，一般是她向我发接头电报。

是被动地等，还是主动出击？

专案组经过研究，最终制定了两种抓捕方案，一种方案，秘密死守陕西路，只要钮梅波伪装出门，即刻进行抓捕，为防扑空，不可冒然进门抓捕；二种方案，以罗乾的名义主动给钮梅波发报，以有重要情报为由，将其约出，再实施抓捕。

然而，当第一种抓捕方案暗中展开后，情况却变得十分诡异。负责监视的侦察员明明在花园洋房中看见过钮梅波，但随后一连多日，钮梅波不光没有外出，后来干脆从花园洋房中消失不见了。

有经验的老牌侦察员认为，陕西路这栋花园洋房一定有暗道，钮梅波应该是从暗道化装逃跑了。

难道监控暴露了？

专案组一时不敢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