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走大量黄金，阎锡山晚景如何？贴身侍卫：最后连薪水都发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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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9日，阎锡山从成都乘坐国民党最后一架飞机逃向台湾时，关于他不顾飞机超重，同僚安危，拼命朝飞机上塞黄金的说法，一直在坊间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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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出身的杭立武晚年在接受采访时，曾讲述过那一天的情景——

“（民国）38年12月9日，我随行政院长阎锡山在成都新津机场乘最后一架飞机撤退来台，同机尚有政务委员陈立夫、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等到人。记得那日，我赶到机场上登机时，见阎锡山坐在一口箱子上，身体摇摇晃晃的，神情若有所思。朱、陈两人对我说：‘我们的生命全操在他坐的那两口箱子上。’原来，这两口箱子里装的全是黄金，重量超重，对飞机安全构成威胁。陈、朱两人认为我和阎百川的交情比较好，要我说服阎，不要带黄金走。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事，阎携带这些黄金，并不是为了他个人，而是为了山西人的生活着想。我于是向陈、朱二位建议，劝阎放弃这些黄金，而由我与陈、朱三人签字保证，于抵达台北后，请蒋先生补偿他同额的黄金。陈、朱认为做不到。”

在杭立武的讲述中，阎锡山逃向台湾时，随身携带了两箱黄金，但陈立夫在其回忆录中却是另一种说法——

“我奉命陪阎院长飞台，同行者有朱家骅等数人，晚间出发飞经大陆去台。不料飞抵四川与湖北交界处，遇到寒流，飞机两翼结成厚冰，往下坠落七百余尺，不能前飞，仍回成都。是时飞机师将情形宣布，余见城市电灯明亮，疑为汉口，在手提箱中取出手枪准备自戕。听报告后，始知返回成都，一场虚惊始得过去。后来方知飞机上满载金条数十箱，为阎院长所带行李之一部分，昨夜坠落原因，为所载超重有关。次日再飞，飞机师告我，最好飞机不超重，以免发生危险。我乃商诸阎院长，阎宁可减少卫士数人，而金条非带不可，幸一路平安飞抵台湾。后来知道随阎从山西出来之人不少，均靠阎接济，故金条对阎确是十分重要，唯我等之生命，几因此而遇险，不亦冤乎！”

白纸黑字，杭立武所说的两箱黄金，到了陈立夫这里就变成了十箱。但陈立夫的回忆，除了这一点，其实还是给阎锡山留了情面的，当天的具体情景，他只是寥寥数语，点到为止，但那一天同机的朱家骅等人就没有那么含蓄了。

在朱家骅等人的回忆里，陈立夫听了飞行员的报告，曾与阎锡山商量，希望他少带些东西，比如那些金货，此时系非常时刻，人命比金条值钱。

阎锡山听了，很不高兴地说：“我的财产在山西带不出来，现在就剩这点积蓄，跟随的家人、佣人，还有已到台湾的亲戚，过去的老部属，将来都要靠这些东西生活，丢不得，万万丢不得！”

陈立夫、朱家骅等人听了阎锡山的“大实话”，私下里不以为然地说，阎老西尽说假话。

原来陈立夫、朱家骅等人都知道，早在4月份，山西省驻京办事处从南京搬到上海南京西路静安新村4号时，阎锡山就叫内弟徐士珙从上海偷偷运了大批金银到台北市怀宁街34号，然后由徐士珙以做生意为由转运去了日本。

cc系分子、山西去台人员苗培成等人得知此事后，特地利用阎锡山6月8日赴台奔丧之机（阎母陈秀卿先期来台，不久病故），跑到怀宁街34号，要求阎锡山将钱财分一些给他们。

阎锡山不同意，他声称带出来的这些钱系山西人民的，以后还要带回山西，归还山西人民，现在不能分。

苗培成等人认为阎锡山纯属胡扯，他们在台湾大骂，你是山西人，我们也同样是山西人。你可以带回山西，我们还不是可以带！

为了搞阎锡山手里的金条，之后苗培成带着一帮人，在台北街头散发传单，历数阎锡山在山西横征暴敛、盘剥人民、中饱私囊的事实，并扬言阎锡山如不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他们还要在报上公开揭露。

苗培成的叛逆举动，让阎锡山及其亲信感到头痛，待双方闹到不可开交，几至发生冲突时，阎锡山迫不得已只好拿出数十根金条，最终才将这一场风波平息下去。

因为对此事的内幕很清楚，见阎锡山大言不惭地说假话，陈立夫就有些不客气了。他对阎锡山说，你现在是政府首脑，台湾那边急着等我们过去。为了政府公务人员的安全，你必须舍小求大，将飞机上的物资卸下一部分。

阎锡山听了，仍旧半天不作声。

这时，陈立夫又说，总裁催着我们早点过去，再不能拖延。如不把东西卸一部分下来，那就减少随行人员，二者必居其一。此事很紧急，而且今天要走，要赶紧定一下。

阎锡山无奈，最后决定将金银及几个重要亲信都带上，卫士和医官、厨师等统统留下，坐另外的飞机前往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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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阎锡山那里，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同僚指责他爱财如命，他的内心大概是不能接受的。不顾同僚、部下死活，执意要带走那些黄金，他想到的其实不是延续昔日的荣华富贵，而是来台后能够继续经营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安稳。

然而，看阎锡山最后的人生岁月，你会感慨一句，再多的黄金也无法驱走他幽居菁山的落寞与孤寂。又或者说，再多的黄金，也无法让他放下骨子里的尊严与执拗。

阎锡山顶着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的头衔，抵达台湾后，仅仅过了几个月，他所享有的风光就让蒋介石收缴去了。

1950年元旦刚过，蒋介石便将阎锡山叫到办公室，说是与他商量行政院改组人选，其实就是通知他应该换掉哪些人。阎锡山看了看蒋介石递过来的名单，不光谷正纲、顾祝同等蒋的嫡系人马替代了他的人，就连他本人兼任的国防部长一职，也换成了徐永昌。

这次人员变动，引起了国民党各方人士的不满。一天，阎锡山刚刚吃过晚饭，正在院子里散步，一帮四川籍立法委员便传进来，气愤地质问，这次改组，为什么四川这么一个大省，八年抗战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竟然无一人入阁？

阎锡山只有苦笑，无法多言。

他知道，政治对他而言，只剩下了识时务。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举行“复行视事”典礼。仪式结束后，阎锡山颇为知趣地主动提出要辞去行政院长。蒋介石连假客气都省去了，五天后，陈诚即取代了他。

离职之时，行政院的部属们为阎锡山举行了一个小型茶话会。有人将老子《道德经》中的两句话“绝圣弃知，大盗乃止”送给他。

这时，阎锡山意味深长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无珠宝而不争珠宝，不是不争，是无所争；有珠宝而不争，是自己心上无珠宝，才足不奇。人不污辱你，你不和人争，不是不争，是无争；人污辱你，你不和人争，才是不争。”

幡然醒悟，与世无争！

从此，67岁的阎锡山决心去做有阎氏特色的“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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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任之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阎锡山领着每月五万元的经费，住在台北农安街的一处小院子里。这个院子，院墙低矮，房屋老旧，一派破败之气。与他同来的四十多名山西籍侍从、秘书、司机、伙夫都为老长官愤愤不平。

目睹此情此景，阎锡山只是哀叹自嘲一声：“这不奇怪！东山的土地爷，到了西山就不灵了。”

在农安街深居简出的那段日子里，阎锡山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母亲病故了，二夫人病故了，儿孙与他并不亲近，都去了美国，剩下孤零零一个原配夫人也住在别处，但在凄凉的晚景中，阎锡山并不哀怨，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只一味地著书立说。

半年后，阎老夫子嫌台北太嘈杂喧嚣，没几日，他干脆带着机要秘书原馥庭以及四十名忠心耿耿的侍从前往阳明山，找一个清净的地方，彻底地隐居了起来。

阎锡山找的这个清净地方，是阳明山一个几近废弃的小农场，农场里只有几栋日式平房，没有电话，没有电灯，也没有自来水。

据说，住进这个小农场的第二天半夜里，一场暴风雨就将房顶的石棉瓦刮掉了不少。侍从们见状，只能双手举起毯子，为老夫子遮风挡雨。

雨过天晴之后，侍从们都劝他，还是搬回台北市区为好。

但阎锡山却没有这个打算，他对侍从们说，我要在这里造几所山西老家的窑洞。

就这样，菁山草庐里生出了“种能洞”。

“种能洞”这个怪名字是阎锡山亲自取的，意思是他要以种能观察宇宙，境界不是一般的玄虚，让人费解。

蒋介石得知此等事后，曾专程前来拜访过阎锡山，并为他装了一部军线电话。

蒋介石能来看一看，阎锡山还是倍感欣慰的，因为除了他，只有陈诚礼节性地来过一次，除此之外，再无一位国民党政要上过山，看过他。

世人遗忘了这位昔日的“山西王”，但他自己始终没有遗忘过去的荣耀。在阳明山上，他每天晚上依旧召集部属们开会，虽然没有军政大事商议了，但他还有许多心得、感悟要讲。这是他独特的著书立说的方式，他从不动笔自己写，只口述，让机要秘书记录润色，然后积累成书。

除了以这样的方式著书立说，阎锡山每天必做的还有一事，开垦荒地，养鸡鸭猪牛，种橘子，种松树。

为此，他经常劝导最后剩下的那四十名部属：“心安茅房稳，性定菜根香。只要心安性定，一切苦难，皆能甘之如饴。”

然而，在那四十名部属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阳明山上的日子却是一天比一天苦，更要命的是，那还是一种毫无希望的煎熬。

阎锡山最后一名侍从，也是他后来的守墓人张日明后来回忆说，那时行政院按月拨给老长官的五万块钱，如果单单用来供这几十口人糊口，自然是绰绰有余，可他还必须承担这几十口人的薪水。在菁山占有的这片土地，也是老长官以私人名义向台北市金矿局租的，每年要付不菲的租金，修房盖屋，开荒种地的一切花销，也都一包在内，日久天长，老长官自然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为了负担这帮部属与他们家眷的生计，后来老长官掏出老底，让侍从们创办了台兴印刷厂和兴中百货行。可这些玩枪使刀之人会办什么厂，经什么商？结果办一家垮一家，全都亏得血本无归。

有人问，阎锡山从成都飞往台北的时候，往“美龄”号上装了十几口沉甸甸的大木箱，里面全是金子，这些钱呢？

张日明听了，很是不以为然。他说，这种说法多了，台湾也有，说阎锡山过世前立下遗嘱，死后把他保存的黄金全部分给来台的山西人，成人一两，儿童五钱。说得有鼻子有眼。不过，我敢保证，这些都是十八扯。你想想，他会让我们这些多年跟随他出生入死的老部下苦着，把黄金送给他认都不认识的山西老乡？后来为啥人都快跑光了？哎，就是连薪水都发不起了嘛！

张日明说，上菁山不到三年，上山时的四十人，只剩下不到十人。连当初从太原死人堆里爬出来，辗转数千里重新回到老长官身边的王延华，也终于有一天离开了他。就连机要秘书原馥庭，也差一点走掉了。那时候，他是老长官唯一的精神依靠，我记得老先生知道他要走，就把他叫来，过了很久，老先生双手捂膝，身子往前一倾，用一种很苍老的声音缓缓地说，他们谁都可以走，你——不要离开我。听到这话，原馥庭感到鼻子发酸，就这么一句话，彻底打消了他离开的念头。

那时候，我就想，老长官哪里有什么金子，他有的只是沧桑、可怜。在菁山十年，他没有看过一场电影，也没有到台北去看过一场戏剧。他每天都在写书，那垂垂老矣的倔强样子，想起来就想流泪。

原馥庭也曾回忆说，老先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这一生什么没经历过？什么没见过？可到了暮年，心里没有风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只有以写书为唯一的精神寄托，日久天长，走火入魔，就变得食而不知其味了。

讲到食而不知其味，原馥庭说有件事他始终记得，每次想起，都感到难过——

有一天傍晚，他看见张副官将他的晚餐端上来放在桌子上，然后站起身准备走掉。

老先生说，你不忙走，我还有话要对你讲。

他一边吃饭，一边和我说话，筷子挟起来往嘴里塞的时候，突然他惊奇地对张日明说，你怎么给我两根面啊？

我笑着告诉他，会长，面条在下面，你挟的是上面的豆芽。

你们想想，食而不知其味，就到了这样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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