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洛阳：政绩卓著 文学成就突出 千古名臣范仲淹的传奇人生

人民视点河南讯（周宾祖于贤娇通讯员李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范仲淹大名鼎鼎。他一生不但政绩卓著，而且文学成就突出。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范仲淹生不在洛阳，死后却葬在伊川万安山下。范仲淹的一生一世和死后的墓园有很多传说和故事。

2021年11月14日，阳光和煦，王光辉、金正新、李孝等前往万安山下范园拜谒这位千古名贤。身临其境，敬仰之情油然而生，感动之余，浮想联翩，范仲淹的经历、墓园传奇故事颇多。

左起王光辉金正新李孝

在中国，凡是读过书的人都应该知道历史名篇《岳阳楼记》。《岳阳楼记》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应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请，于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五日为重修岳阳楼所写。《岳阳楼记》全文共分六段，三百六十八字，文章通过对洞庭湖的侧面描写衬托岳阳楼。其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千古名句，广为传颂！

滕子京何许人也？他是北宋庆历年间的岳州知府。滕子京的知名度本来不高，但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却让他“名垂青史”！《岳阳楼记》开篇写道：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据此，似乎可以对滕子京为人为官有一个大致的评定：首先，滕子京是一位能臣廉吏。否则，怎么可能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使得巴陵郡“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呢？其次，还是位风雅文士。其依据便是，他重修岳阳楼，要“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很有名楼搭台、文化唱戏的味道。同时，想必他与大文学家范仲淹交情不错，能请得动这位文坛大腕作文以记之。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滕子京因何谪守巴陵郡？据北宋另一位文学家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的记载，滕子京原为泾州知府，“用公使钱无度”，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滥用公款”，于是被人举报。当朝廷派人来调查的时候，他又销毁账簿，造成证据不足，因而无法定罪，得以侥幸漏网，朝廷只好把他贬到岳州（巴陵郡）为官，有留用察看以观后效的意思。

就此说来，滕子京的“谪守”实在不是件光彩的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滕子京本应吸取教训，好自为之。但他并没有痛改前非，而是在重修岳阳楼的过程中，又故伎重演，“近得万缗（一千文），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只是通过设个人金库的手段运作。如此一来，滕子京这位“能臣廉吏”的真实面目也就昭然若揭了！滕子京是个值得品味的人物，和一般的官员相比，他自有其高明之处。其“成功经验”是善搞“形象工程”。被贬官到岳州后，要想尽快出政绩，必须找准突破口，搞一两个有影响力的大工程。毫无疑问，重修岳阳楼就成为首选。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文化最为繁荣的朝代之一，宋朝的皇帝个个都是文化高手。这种形象工程上马竣工，政治上可得资本，经济上可得实惠，可谓一举两得！作为一个官员，滕子京利用的是人们的一种惯性思维；有文化造诣的人就是高雅之士，高雅之士即为君子，而“君子不言利”，则是妇孺皆知的事情。于是，在重修的岳阳楼上，要刻许多“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以充门面。

另外，据一些史料记载，滕子京平时也好赋首诗、填词，水平虽不咋样，但俨然已是高雅之士，可跻身于“君子”之列了。藤子京还善于借助“名人效应”。范仲淹是当时政坛上的清官、文坛上的名将，很有声望。让他来“作文以记之”，一句“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其产生的社会效应就足以让自己树立起良好的从政形象。若非与范仲淹同时代的司马光以史家的严谨态度抖搂出滕子京的底细，随着《岳阳楼记》的广为流传，对滕子京这位岳阳楼的重修者，谁能不景仰有加呢！

范仲淹墓园及塑像

客观地讲，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实在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好事。本来，他的名字是可以和岳阳楼一起流芳百世的。但问题的关键是要看他的动机。按滕子京的一贯作为来看，他此举的初衷应该不会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而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当然，不能说这些举措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绝对没有裨益。滕子京是被擅自动用官钱而被贬的，范仲淹正是借作记之机，含蓄规劝他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试图以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和乐观精神感染老友！

《岳阳楼记》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境，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写，从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理想方面，扩大和提高了文章的境界。千百年来,在中国文化界流传有一句话：不读《出师表》不知何为忠；不读《陈情表》，不知何为孝。忠孝是封建道德标准。随着历史进入现代社会，这两《表》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减弱，特别是《陈情表》，已鲜为人知。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同样产生于封建时代的《岳阳楼记》却丝毫没有因历史的变迁而被冷落、淘汰，相反，它犹如一棵千年古槐，历经岁月的沧桑，愈显其旺盛的生命力。北宋之后，历经南宋、元、明、清、民国等六代的更迭，社会形态已有多变。但它穿云破雾，历久弥新。以一文之力能抗六代之易、三世之变，以传统的文字，能表达一种跨越时空的思想，上下千年，唯此一文！岳阳楼是古今名楼，范仲淹的《岳阳楼》更是让岳阳楼千古传名。

岳阳楼

拜谒范公墓园，难免有许多感想，接下来聊聊范公。范仲淹（989年10月1日-1052年6月19日)，字希文。祖籍邠州。他是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教育家。范仲淹的先祖是唐朝宰相范履冰，世居邠州。其高祖范隋，唐懿宗时渡江南下，任丽水县丞，时逢中原兵乱，遂定居吴县（今苏州市）。五代时，曾祖和祖父均仕吴越，父亲范墉早年亦在吴越为官。北宋建国后，范墉追随吴越王钱俶归降大宋，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范仲淹出在这样的一个官宦家庭。淳化元年（990年），父亲范墉因病卒于任所，母亲谢氏贫困无依，只得抱着两岁的范仲淹，改嫁淄州长山人朱文翰，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yu）。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范仲淹得知家世，伤感不已，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投师戚同文门下。数年寒窗生涯后，范仲淹博通儒家经典的要义，胸有慷慨兼济天下的抱负。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以“朱说”之名，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由“寒儒”成为进士，被任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掌管讼狱、案件事宜，官居九品。鉴于已有朝廷俸禄，范仲淹便把母亲接来奉养。天禧元年（1017年），范仲淹以治狱廉平、刚正不阿，升为文林郎、任集庆军节度推官，便归宗复姓，恢复范仲淹之名。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盐仓监，负责监督淮盐贮运及转销。西溪濒临黄海之滨，唐时李承修筑的旧海堤因年久失修，多处溃决，海潮倒灌、卤水充斥，淹没良田、毁坏盐灶，人民苦难深重。于是范仲淹上书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沿海筑堤，重修捍海堰。

天圣三年（1024年），张纶奏明朝廷，仁宗调范仲淹为兴化县令，全面负责修堰工程。天圣四年（1026年）八月，母亲谢氏病逝，范仲淹辞官守丧，工程由张纶主持完成。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为母守丧，居应天府。时晏殊为南京留守（治今商丘）、知应天府，闻范仲淹有才名，就邀请他到府学任职，执掌应天书院教席。范仲淹主持教务期间，勤勉督学、以身示教、创导时事政论，每当谈论天下大事，辄奋不顾身、慷慨陈词，当时士大夫矫正世风、严以律己、崇尚品德的节操，即由范仲淹倡导开始，书院学风亦为之涣然一新，范仲淹声誉日隆。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向朝廷上疏万言的《上执政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安抚将帅。宰相王曾对万言书极为赞赏，时晏殊在枢府，王曾便极力推举范仲淹，晏殊遂面圣陈述范仲淹既往政绩。十二月，仁宗征召范仲淹入京，任为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十九岁，章献太后（宋真宗章献皇后）依然主持朝政。冬至，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范仲淹认为这一做法混淆了家礼与国礼，就上疏仁宗说：“皇帝有事奉亲长之道，但没有为臣之礼；如果要尽孝心，于内宫行家人礼仪即可，若与百官朝拜太后，有损皇上威严”，谏言仁宗放弃朝拜事宜。上疏奏报内廷，没有获得答复。范仲淹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仁宗。奏书入宫，再次石沉大海。晏殊得知范仲淹上疏，大惊失色，批评他过于轻率，不仅有碍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之人。范仲淹据理力争，并回写一封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详述自己做法的缘由，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天圣八年（1030年），范仲淹请求离京为官，被任为河中府通判；次年，调任陈州通判。范仲淹虽“处江湖之远”，不改忧国忧民本色，在此期间，他也多次上疏议政。朝廷欲兴建太一宫和洪福院，范仲淹认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建议停工；在吏治方面，范仲淹针主张削减郡县，精简官吏，并多次上书陈述中央直接降敕授官的危害，认为“不是太平治世的政策”；又建议朝廷不可罢免职田，认为“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复浊，何以致化”。范仲淹的这些上疏虽未被朝廷采纳，但其一片忠心打动了仁宗。

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驾崩，仁宗亲政，召范仲淹入京，拜为右司谏。时群臣多议太后垂帘时为政之失，范仲淹却认为太后虽秉政多年，但亦有养护仁宗之功，建议朝廷掩饰太后过失，成全其美德。仁宗采纳，诏令朝廷内外不得擅自议论太后之事。仁宗因刘太后新亡，欲立杨太妃（宋真宗章惠皇后）为皇太后，参与军国大事。范仲淹认为频立太后，有皇帝不能亲政之嫌。仁宗采纳，罢黜太后册名，但称谓不改。当年七月，天下大旱，蝗灾蔓延，江淮和京东一带灾情尤其严重。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朝廷派人视察灾情，仁宗不予理会。范仲淹便质问仁宗：“如果宫中停食半日，陛下该当如何?”仁宗幡然醒悟，派范仲淹安抚灾民。范仲淹应诏赈灾，开仓济民，并将灾民充饥的野草带回朝廷，以警示六宫贵戚戒除骄奢之风。

明道二年（1033年）冬，郭皇后误伤仁宗，宰相吕夷简因与皇后有隙，遂协同内侍阎文应、范讽等人，力主废后。消息传出，群臣议论纷纷，都认为废后不合适，范仲淹也向皇帝进言。因吕夷简事先令有司不得接受台谏章疏，疏入内廷，不得奏。范仲淹遂率中丞孔道辅、侍御史蒋堂、段少连等十余人跪伏垂拱殿外，请求召见，仁宗不见，派吕夷简出来解释。范仲淹等与之当庭辩论，吕夷简理屈词穷，无以为对。第二天，范仲淹与众人商议，打算早朝之后，将百官留下，再次与宰相谏争。一行人刚走到待漏院，朝廷诏书下达，外放范仲淹为睦州知州，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河阳签判富弼上书仁宗，建议诏还范仲淹入京，以开言路，未得批复。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调任苏州知州，辟所居南园之地，兴建郡学。时苏州发生水灾，范仲淹命令民众疏通五条河渠，兴修水利，导引太湖水流入大海。次年，因治水有功，范仲淹被调回京师，判国子监，很快又转升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开封府“肃然称治”，时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劝说皇帝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诬蔑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因言辞激烈，遂被罢黜，改知饶州。侍御史韩渎曲意迎合，列写范仲淹同党的姓名，奏请仁宗在朝廷张榜公示。范吕之争，牵连甚广。秘书丞余靖上书请求修改诏命；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讼和范仲淹是师友关系，愿一起降官贬黜；馆阁校勘欧阳修责备高若讷身为谏官，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蔡襄亦作《四贤一不肖》诗，攻击高若讷，皆牵连遭贬。朝臣畏惧宰相势力，莫敢置言。范仲淹被贬出京，竟无人敢送别，只有独龙图阁直学士李紘、集贤校理王质出郊饯行。

景祐四年（1037年），吕夷简被免除宰相之职，士大夫们接连不断地替范仲淹辩白，双方互相辩驳，朋党争论四起。仁宗诏宰相张士逊问计，下诏禁止互结朋党。因范仲淹多次因谏被贬谪，梅尧臣作文《灵乌赋》力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范仲淹回作《灵乌赋》，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尽显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