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桢屡次叫板二蒋，蒋经国被激怒！毛人凤：可用大猩猩除掉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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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被美国舆论界称为“国民党里最好官吏”的吴国桢，出任战后上海市市长，这一段仕途经历为他与蒋介石父子日后的激烈冲突埋下了伏笔。

事情还要从1948年蒋氏父子宣布实行“币制改革”说起。

在当时，按照蒋介石的本意，在上海实施“币制改革”，市长吴国桢无疑是最佳人选。可是吴国桢从一开始就看透了”币制改革“的实质，为此他再三进谏蒋介石：”法币改金圆券，如国库无若干之准备金，则此事非常危险“。言下之意，”币值改革“如果没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做支撑，一味地用高压的政治手段来达到目的，实质上就是针对老百姓的掠夺，必将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听到这番逆耳之言，蒋介石没有反思，只有生气。

吴国桢是学者型官吏，这个时候，他拿出了民国精英学者所特有的性格，当场叫板蒋介石说，若必要改革，上海市政府不愿过问，可由南京直接派员管理。

于是，蒋介石直接派蒋经国前往上海”督导“经济管制政策的实施。蒋经国一到上海便组织出一支上万人庞大规模的所谓”打虎大队“，这些人身佩美式手枪，刀光剑影，杀气腾腾，任意闯入工厂、商店、仓库、民宅，掘地毁墙，翻箱倒柜，搜寻金银，没收货物，强迫市民将自己的金银外汇兑换成金圆券。

然而，由于国民党当局已经腐朽至根，蒋氏父子根本没有根除的决心与魄力，因而当所谓的”打虎“行动打到四大家族孔家的扬子公司时，在宋美龄的强势干预下，蒋经国瞬间就失去了锐气，最后只能扔掉手中的大棒，灰溜溜地离开上海。

蒋经国在许多方面是极其类父的，上海“打虎”行动失败后，他不愿承认四大家族黑暗腐朽，祸国殃民，反而咬牙切齿地将这笔坏账记到了吴国桢头上。蒋经国言称，上海“币值改革”的失败，盖是因为吴国桢不与合作、扯后腿造成的。

站在历史经验的角度看，这是典型的不容谏臣、直臣，如此没有政治胸襟，蒋家王朝岂有不败之理。

其实，因为历史渊源以及传统的忠义操守，在很长一段时期，吴国桢都算是蒋介石可堪重用的忠臣、干将。

吴国桢出生于湖北建始凉水埠，三岁时即入私塾读书，不数月便能通背《三字经》，当地族人都称他为“神童”。

五岁时，吴国桢与哥哥吴国柄跟随母亲赴京，投奔父亲。其父吴经明是清朝秀才，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任北京陆军部军学司司长。

因为极具读书的天赋，吴国桢一路成长，走的是一条极为瞩目的精英之路。十岁时，吴国桢即考入当时著名的南开中学，成为当时南开中学年龄最小的学生。

说到吴国桢进南开，还有一段美谈。吴国桢的哥哥吴国柄大他五岁，先进南开读书，放假回家时吴国桢翻阅哥哥课本，翻着翻着，时间不长竟把哥哥的功课全学会了，父亲吴经明觉得此子可教，便叫他去考南开，结果一考即中，轰动一时。

当时，十五岁的周恩来也在南开中学读书。因为志趣相投，两人在南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更是结拜成为异姓兄弟。毕业前夕，周恩来与吴国桢为了留念，特意合摄照片一帧，周恩来坐在长靠椅上，吴国桢站在椅子后面，两人手携手，面带微笑。后来，尽管两人站到了不同的政治阵营里，但彼此惺惺相惜，私谊一直都在。

1917年从南开毕业后，吴国桢考进北京清华学校，当时的清华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结业后相当于一般大学的一二年级。1921年，吴国桢从清华学校结业后，被官费保送到美国爱荷华格林奈尔学院留学，两年后获得经济学士学位，随后又考入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1926年获得政治学博士。

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期间，因邂逅北洋时代的一位风云人物，吴国桢的人生差点发生巨变。

1925年春天，北洋皖系军阀的二号人物、段祺瑞大军师徐树铮，以中国政府专使的身份，率领代表团到欧、美、日等十几个国家进行考察。从欧洲动身前往美国前，徐树铮给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发了一份电报，他提出了一道问题：“美国哪种政治合宜中国？哪种政治不合宜中国？”并要求公使馆通知学政治、经济、法律的留学生，就此题目写成文章，供他研究。

吴国桢接到使馆通知，洋洋洒洒写了一篇雄文。徐树铮读到此文，连连称赞，再一打听，这才知道吴国桢原来是自己日本士官学校老同学吴经明的公子。

因为这一层渊源，加之对吴国桢十分看好，随后徐树铮给吴经明发去一封电报，说他决定把女儿许配给吴国桢，待吴国桢学成回国即完婚。

岂料徐树铮考察结束，回国北上，不幸在廊坊遭到冯玉祥截杀，吴国桢与其女的婚姻也因此搁浅。倘若徐树铮不死，以其在段祺瑞执政府中炙手可热的权势，作为徐家“乘龙快婿”，吴国桢的人生可能会是另一种境况。

1926年，23岁的政治学博士吴国桢毕业回国，谋求前程。随后几年，他很有一些乱世千里马的雄姿，而李宗仁、宋子文、蒋介石则先后充当了他的伯乐。

1932年，在蒋介石侍从室锻炼几年后，吴国桢被蒋介石任命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汉口市市长。在吴国桢的官场生涯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从此他成了蒋介石颇为倚重的行政大员。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作为汉口市市长，吴国桢指挥汉口大撤退，有勇气，有担当，有魄力，有办法，一举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赞誉。

1939年，吴国桢被任命为战时陪都重庆市市长。处在这样一个责任重大同时如履薄冰的职位上，吴国桢勇于担当，不耍滑头，与国民党众多官油子截然不同。

1941年6月5日，日寇飞机分批对重庆进行连续轰炸，由于持续时间长，较场口大隧道发生洞口堵塞，因为洞内没有通风设备，结果发生上千人窒息而死的悲剧。

悲剧发生后，舆论哗然，各界人士纷纷指责防空部门玩忽职守，蒋介石一怒之下，将防空司令刘峙、专职副司令胡伯翰撤职，给予吴国桢“革职留任”的处分。

此后，吴国桢以戴罪之身，忍辱负重，严于自责，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他曾沉痛地说道：“一事不周，全功尽弃。一人疏忽，全体蒙垢。”

1941年年底，复出担任国民政府外部部长的宋子文，由于常驻美国，国内急需一位蒋宋同时信任且可以委以重任的人选来主持外交部工作。蒋问宋，宋问蒋，两人一拍即合，都觉得吴国桢有留美背景，能力极强，且值得信任，是最合适的人选。

于是，1943年，吴国桢被委以战时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的重任。

那一时期，吴国桢与蒋介石的关系最为亲密。当时，英美等国家已经对日宣战，外交部一些机密如有关盟邦的事，一般必须立即答复，宋子文不在国内时，就须由吴国桢直接向蒋介石请示。为了联络方便，蒋介石便安排吴国桢住他的隔壁，而且无须通报预约便可面见。在蒋介石的幕僚中，只有孔祥熙和宋子文有此殊荣，吴国桢系绝无仅有。

吴国桢能获得蒋介石的绝对信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宋美龄与美国人的看法一致，她对接受过美国精英教育的吴国桢充满了好感，亦认为他是国民党中最好的官吏。

然而，到了1948年底、1949年初，目睹国民党当局的黑暗腐朽、无可救药，吴国桢虽不像陈布雷那样有死谏之心，但心中还是生出了含恨不能有所为的去意。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国民党发动内战的43名首要战犯名单，吴国桢名列第24位，这件事对他的触动很大。随后，他便趁前往南京参加行政院政务会议之机，到蒋介石官邸请辞上海市长的职务，并建议在上海委以武人主政。

这是吴国桢在上海市长位子上的第八次请辞，但蒋介石出于政治需要，依旧没有同意。

1949年3月，眼见解放军百万雄师兵临长江，国民党政权行将彻底崩溃，吴国桢恶性疟疾复发，加之他的妻子也患病有半年有余，于是又一次向蒋介石提出辞职。

蒋介石拖延不复，直到3月22日，才派汤恩伯和谷正纲到吴国桢家，以探病为名，窥探虚实。汤谷二人见吴国桢卧病在床，时而发热时而发冷，确是患了疟病，于是电告已经下野、但仍在奉化幕后操控政局的蒋介石。

蒋介石见病情属实，终于批准了吴国桢的辞呈，但前提是病情稍有好转，必须”飞“向台湾。

因为对蒋介石尚存愚忠心理，对自身的政治前途尚存不死之心，在飞逃台湾这一问题上，吴国桢没有呈现出一流的政治格局，最终他选择了不下贼船，继续追随蒋介石。

逃台之初，蒋介石任命吴国桢为国民党总裁办公室”设计委员“，这个职务在外人看来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虚职，但局内人认为吴国桢素有”民主先生“的美誉，背后有美国人的支持，虚职只是过渡，蒋介石必然会再次重用他。

果然，1949年8月，吴国桢被任命为总裁办公室外交组副组长，负责对美活动。12月，再进一步，从陈诚手中接过台湾省主席一职，并兼任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司令。

在当时的台湾，台湾省主席是仅次于”国民党总裁“、”总统“、”行政院长“的第四号实权人物，因此，吴国桢上任之后颇有些踌躇满志，大有在台湾省一展政治抱负的架势。

然而，作为精英政客，吴国桢还是缺少了一些独裁统治下的政治眼力，当他”努力向民主途径迈进“时，无形之中他已经得罪了此前就已经交恶的蒋经国。

作为蒋介石蓄意培养的接班人，蒋经国自从逃到台湾，便一手总揽了台湾岛的安全、情报与特务系统大权。那一时期，蒋经国在岛内随意捕人，滥杀无辜，政治形象很是野蛮邪恶。

对此，吴国桢相当的不满，并且时不时有叫板之举。

1950年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被捕案发生后，吴国桢公开站出来要求调查案情真相。原来，设在上海的台湾火柴总公司原董事长吴性栽，曾拍摄过一部《民国四十年》的影片，该片对国民党、蒋介石多有“失敬”之处，而吴性栽在上海解放时并未赴台，蒋经国因这两点迁怒于留台的火柴公司，下令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逮捕王哲甫。

在吴国桢看来，这是无法容忍的暴政，因此公开向蒋经国公开叫板，要求查清此案后立即放人。蒋经国见吴国桢来势汹汹，不惜搬出老蒋阻拦，但吴国桢十分强势，甚至不买老蒋的面子，最后蒋经国不得不把王哲甫的死刑改为七年有期徒刑。

吴国桢向蒋经国叫板，还有一项让“蒋二代”十分不满，那就是在经济上设“卡”，不给蒋经国的特务系统报销经费。

蒋介石为调和两人之间的冲突矛盾，曾请黄伯度传话，希望吴国桢能与蒋经国合作。但吴国桢的反应却相当的冷淡，蒋介石见状，只好亲自召见吴国桢，当面做思想工作。

可即便如此，吴国桢依旧是不愿合作的态度。

据说，吴国桢面见蒋介石时，曾说过这样的话：“经国兄当然我是帮忙的，’总统‘叫他管特务，事情做得再好，天下人都是怨恨的。如果不做特务，做点社会福利方面的工作，我决心尽力协助。”

让蒋经国掌管国民党特务系统，这是处心积虑的接班设计，吴国桢如此直白，要砸其饭碗，蒋介石的内心岂能容得下。

有国民党的政治老人回忆，那一时期，吴国桢依仗自己的美国背景，恃宠而骄，不光是蒋经国，“小委员长”陈诚他也是丝毫不放在眼里的。

对于吴国桢和陈诚之间的矛盾，蒋介石的处理手段十分老道，当着吴国桢的面，他说：“辞修和你斗，你就和他斗，我支持你。”但背地里，他却是实际上的挺陈派。

1950年8月7日，吴国桢的头像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这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巅峰。

然而，政治的风向是瞬息万变的。

到了1952年，因为得到了三年的美援，台湾省的财政状况开始好转，加之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无视国际法则，公然派遣第七舰队常驻台湾海峡，蒋介石偏安一隅的安全得到了保障，这两个因素叠加到一起，吴国桢的政治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残酷现实的压迫之下，吴国桢的头脑终于清醒了下来，他深切地意识到了一点，蒋介石“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此时再占据高位，前路可能就是凶险，而再无施展政治抱负的余地了。

于是，在1952年的复活节前夕，吴国桢向蒋介石提交了辞呈。

蒋介石接到辞呈，耍弄政治花招，予以退还，吴国桢接着再次提交辞呈，蒋介石于是批给他一个月的病假。

对于曾经的“恩主”，此时的吴国桢已经不抱幻想，他致信蒋介石，称“自己将去日月潭养病，除非自己的辞呈获批，否则不会回来。”

从政治的角度看，属下执意辞职，不仅意味着叫板，而且意味着政治关系的撕裂，当权者面对这种情况，往往会有进一步的约束举动，或者干脆祭出消灭之举。如此，才能防止政治废子失去控制，造成难以估量的麻烦。

蒋介石是民国第一的弄权者，在这个当口，他选择了后者。

1952年复活节那一天，吴国桢夫妇起床后，到了出行时间，却发现专职司机简火万忽然不见了。遍寻无着后，吴国桢只好临时改请“省府”汽车队的包姓司机开车，并随带一名汽车修理工上路。

专职司机简火万突然失踪，其中是有名堂的。原来，此人与“总统“官邸的特务平时混得很熟，有个特务私下悄悄地告诉他，官邸要派人在途中”收拾“吴国桢，要他在途中务必留神。

得知这个消息，简火万既不敢将阴谋泄露给主人，又不忍亲眼见到主人遇难，思来想去，只好故意避开。

遗憾的是，简火万的避走，并没有引起吴国桢足够的警惕与戒备。

吴国桢夫妇这次出行，路上是准备了午餐三明治的。偏巧这一天途中，吴夫人因胃病发作，三明治难以下咽，吴国桢便叫司机中途停车，在路旁休息吃午餐。

就在路边吃午餐时，吴国桢发现司机与人交头接耳，神色有异，于是上前询问了一下。这一问不得了，包姓司机说，他在开车时感觉到转向有点困难，停车后检查，这才发现车子两只前轮的插销和螺丝帽都被人松动过。车子被动了这样的手脚，走直路尚能勉强，若是走山路爬坡就危险了。

吴国桢听了，惊出一身冷汗。

”幸而在路边吃这顿饭，否则送命了！“

意识到致命的危险后，吴国桢彻底下了远走的决心，他日后在美国回忆这一时期的处境时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从此下定决心，请辞台湾省主席，并且计划远走高飞。蒋先生公开宣布，准我病假，其实，我哪来的病呢？“

1953年4月，在吴国桢的一再坚持下，他的辞职报告终于获得了”行政院“批准。

但就像上述说的那样，这个时候，政治的残酷性才真正地体现出来。

此时的吴国桢深切地知道，蒋氏父子已经毒手出袖，若想平安逃离台湾，他必须有所安排。为此，吴国桢找到了美国好友、美联社驻台北记者阿瑟·戈尔。

吴国桢对阿瑟·戈尔说，阿瑟，请把手放在圣经上，我要委托你办一件事。你必须发誓，帮我保密。这里有一些文件，请你代我收好，如果我不幸突然去世，请将全文公布。如果没事，就请代为长期保存。

官邸的特务探知吴国桢私会美国记者后，立即通报蒋介石。蒋介石似乎意识到了其中的内涵，于是派出宋美龄，想用金钱将阿瑟·戈尔收买过来。

宋美龄以私人的身份向阿瑟·戈尔表示，愿出年薪一万美金，聘请阿瑟担任其秘书。

阿瑟·戈尔事后回忆说：”我考虑了一个晚上，虽然条件很好，但我不能为了钱，出卖一位在困难中的朋友。“

因为阿瑟·戈尔的存在，蒋介石知道，吴国桢极可能已经预留了后手，因此在吴国桢离台一事上，他表现得很克制，很虚伪。

1953年5月24日，吴国桢夫妇带着陈诚特批结汇的5000美金，在500余人的欢送下，动身前往美国，但在礼送的同时，蒋介石卑鄙地留了一手，吴国桢的老父、幼子被扣在台湾，做了人质。

博弈暗斗到了这个地步，蒋氏父子与吴国桢，在台面上必有较量，在台面下也必有较量。

为了持续给蒋氏父子施压，尽快救出被困的老父、幼子，吴国桢到了美国后，持续地发表演讲，但演讲的内容只是点到为止，并不涉及实质要害。

蒋氏父子见吴国桢不愿屈服，随即开始玩弄诬陷栽赃的政治把戏，妄图彻底搞臭对方。1954年1月，蒋介石父子借”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被撤职一事，大肆造谣，宣称吴国桢携资外逃，在美国生活奢靡腐败。进而，1954年3月9日，蒋氏父子又授意国民党控制的报刊发表社论，攻击吴国桢搞"阴谋诡计”，“危害国家”，并以此向美国政府提出引渡吴国桢回台的请求。

然而，与操守不算坏的“民主精英”搞舆论战，蒋氏父子此举实在有些“强弩之末”的悲哀味道。结果，吴国桢通过美国舆论，一手证清白，一手握把柄，一连多击，以至于美国政界对蒋氏父子的丑陋行径亦产生了厌恶打压之意。

无奈之下，蒋氏父子只好选择“罢战”，一方面命令停止对吴国桢的攻击，另一方面送还吴国桢被扣为人质的幼子。吴国桢取得这一主动后，随即鸣金收兵，不再发声给蒋氏父子以新的难堪。

渡过这一危机之后，吴国桢原以为可以安心在美国教书度日了，但随后发生的一件残酷事件还是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悲愤之中。

他万万没有想到曾经效忠几十载的”恩主“，撕去“画皮”之后，竟会如此地丧心病狂——

事实上，对于吴国桢近乎“叛逃”的举动，蒋氏父子始终没有释怀，被迫罢战之后，蒋经国经过老蒋的默许，很快就召来了原保密局长毛人凤。

蒋经国给毛人凤的指令很简单，使用恰当的方法，让吴国桢在美国再不能乱讲话。

毛人凤领命而去，即刻召来原军统老特务金乃我商量刺杀办法。毛人凤对金乃我说，我这次派你赴美执行一项绝密使命，直接对我负责，不得和其他在美同志发生横向联系，人手如果不够，可以从台湾带去。我的要求只有一项，办法要巧妙，不能留下隐患。

老特务金乃接受任务后，点名要了段某、沈某两名助手，然后飞赴美国，开始踩点，研究刺杀方案。

当时，吴国桢已经迁居乔治亚萨凡纳市，任州立阿姆斯壮大学史学教授。段某、沈某摸到吴国桢的住址后，一连跟踪了十八天。

之后，两名特务向金乃我汇报：吴国桢住在他所执教的阿姆斯壮大学校园后面的教授公寓内，这所公寓的百余米外有一个警察署，公寓看门人有私人手枪和猎枪。在寓所附近不宜动手。

吴国桢每日除了授课，几乎不出门。每天早晨和傍晚，他总是穿着一件红色的羊毛衫，在公寓的花园里散步。这种情况下，选择吴国桢出门时下手，亦有十分的困难。

金乃我拿到这些情报，不敢擅自行动，于是飞回台北，向毛人凤报告。

毛人凤见情况不好处理，随即召集各路暗杀专家，于密室中商议具体实施办法。

在毛人凤召集的这些暗杀专家中，有一个原军统台湾站的行动科长，听完情况介绍后，他一连向金乃我问了好几个问题。

“吴国桢每天早晚散步的花园，与外面的马路是用什么分隔的？”

金乃我回答：“花园周围是绿色的大栅栏，大约有一人高。”

“花园里栽种了什么植物？”

金乃我回答：”有树木、草坪和一些叫不出名的花卉。“

”花是什么颜色的？“

金乃我回答：”黄色的。“

”教授公寓的建筑外部是什么颜色的？“

金乃我答：”屋顶是蓝色琉璃瓦，外墙是白色的。“

问完这些问题，这个老特务说，我想到一个办法。台湾高山族人的杂耍班子里有一个传统节目叫”猴子斗马“。为了表演这个节目，高山族人会配制一种药水，给猴子灌下去后，猴子就会在短时间内处于癫狂状态，看见红色就会疯狂扑咬。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吴国桢好穿红色羊毛衫，我们可以在美国搞一头大猩猩，再带一名高山族杂耍艺人过去，先对大猩猩进行训练，再实施行动。

如此疯狂且荒诞的暗杀方案，经毛人凤上报之后，蒋经国最终竟然点头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