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惨败后，诸葛恪迎来灭族之灾

取得东兴大捷之后，诸葛恪的声望如日中天。吴主孙亮进封诸葛恪为阳都侯，加封丞相、荆、扬州牧，督中外诸军事，并赐金一百斤，马二百匹，缯布各万匹。

这时，他在东吴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

但诸葛恪仍不满足，在他看来刚刚取得一场大胜，自然要乘胜追击，进取中原才是。

可以说，诸葛恪和姜维属于一类人，我们在之前介绍段谷之战的文章中曾经分析过，他们这类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贪功冒进，而且轻易不肯放弃。

孙子认为，打仗能不能赢看对手，会不会输看自己。在战争中能否取胜不取决于你，而是取决于对手。在对手露出破绽的时候抓住机会，就能赢得胜利。而你能做的只是不给对手机会。这样一来，最差的结果也是平分秋色而不会打败仗。这也就是所谓的“先为不可胜”。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因此，继续打仗讨伐曹魏，说白了全是为了诸葛恪个人的野心。庙算胜负如何？道天地将法五要素是否有优势？这些他都没想清楚，这也就是他先胜后败，落得悲惨下场的原因。

新一轮的出征极为仓促，东兴之战252年十二月才刚刚结束，结果253年春诸葛恪就要出兵了。众臣认为士卒劳苦，纷纷反对，诸葛恪不仅不听。还在朝堂上将出言争辩的中散大夫蒋延轰了出去。

恪遂有轻敌之心，以十二月战克，明年春，复欲出军。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同辞谏恪，恪不听。中散大夫蒋延或以固争，扶出。

为了说服这些反对的人，诸葛恪特意写了一篇文章，全文核心意思就是：天下一统是大趋势，长期分裂是不可能的，所以别想着割据自保了。现在曹魏还没到最强的时候，等它彻底发展起来，我们都得完蛋。

凭心而论，他这个观点是没问题的，但问题在于他举的例子都不怎么合适。

首先，他用秦灭六国来论证割据称王是不可取的，从结果看确实如此，但是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国在秦朝以前从未有过大一统，六国的君主也不可能有这么超前的思想。

之后，他又举了刘表坐视曹操灭袁氏、吴王夫差放任越国复兴，以及刘邦出关中伐楚的三个例子来论证伐魏机不可失。

前两个例子体现的是强势一方由于麻痹大意最终导致养虎遗患这一道理，第三个例子刘邦东征时期兵力也远多于项羽，而当前却是魏强吴弱，强弱之势正好是相反的。

况且也不知道他所谓的“十几年后曹魏壮丁将增长一倍，我们则会减少一半”这样的结论是如何得到的。

总之这篇文章就是强词夺理，完全是为了他筹划的军事行动所服务的，实际上没什么价值。东吴群臣也自然都明白，不过他们却不敢提出异议。

众皆以恪此论欲必为之辞，然莫敢复难。

这时候，有两个人不愿看到诸葛恪自寻死路，站出来规劝他。第一个是诸葛恪的好友聂友，聂友说：“当初先帝在时，就有在东关阻击魏军的计划，但一直没能实行。现在敌军来攻反被我们打得大败，你作为首席辅政大臣已经相当出色了。现在应该休养生息，可你却不顾天时，强行出兵北伐，这可不是好事。”

聂友的意思就是，东兴之战是靠防守反击赢的，主动出击的话就没那么好的条件了。而且刚刚大胜，这时候就别节外生枝了。

但诸葛恪不听。

第二个人更有分量，他是同为托孤大臣的滕胤，而且此人还是诸葛恪的亲家。

滕胤的意思也差不多，诸葛恪听了很恼火，他说：“别人不愿出兵也就罢了，都是一些苟且偷安的人。你可是自己人，难道你都不站在我这边吗？”

不过埋怨归埋怨，诸葛恪对滕胤还是很信任的，他出征后将朝中大小事宜都交给滕胤处理。

诸葛恪不听良言，坚持北伐，他为了这次军事行动，调集了东吴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二十万大军。要知道东吴全国上下也就二十多万军队，而且其他地区也要留下军队防守，因此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诸葛恪强行征发了大批新兵。

这样穷兵黩武，东吴百姓也是怨声载道，诸葛恪之前积累的一些好名声也就被消耗殆尽了。

百姓骚动，始失人心。

东吴军队二月份才从东兴前线返回，三月份大军就再次出征，相当于几乎没有休整，这简直疯狂，我想连姜维都做不出这种事来。

诸葛恪这一次的进攻方向仍然是合肥新城。由于兵力强大，一时间在淮南横行无忌。

因为深入敌境，诸葛恪采取的是“重地则略”的战法，对淮南百姓驱赶劫掠。但是实际效果却不怎么样。

于是众将献策说：“我们大军深入，敌国百姓大部分都跑了，抢也抢不到什么，不如围点打援。我们大军包围新城，以逸待劳，等魏军来救再将其击败。”

这次诸葛恪听从了。

五月份，东吴大军将合肥新城包围得水泄不通。

面临如此危急的情况，司马师又将如何应对呢？

252年，对于刚刚掌权的司马师来说颇为不顺。这一年除了遭遇东兴大败，他还受到一次挫折。

当时雍州刺史陈泰请求让并州与他一起讨伐胡人，司马师同意了。而新兴、雁门两郡以为要到远方服徭役，结果都反叛了。

这件事司马师和东兴之战一样，没有推卸责任，而是自己承担了下来。结果大家都对司马师心悦诚服。

是岁，雍州刺史陈泰求敕并州并力讨胡，景王从之。未集，而雁门、新兴二郡以为将远役，遂惊反。景王又谢朝士曰："此我过也，非玄伯之责！"於是魏人愧悦，人思其报。

这两次失败是很糟糕的，但司马师却利用它收买了人心。《汉晋春秋》的作者习凿齿也称赞说：虽然作战失败却名声远扬，那么失败也是暂时的，最后终将获胜。这样的话即使失败一百次都无妨，何况只有两次呢！

行失而名扬，兵挫而战胜，虽百败可也，况於再乎！

不过人心问题虽然解决了，军事上的威胁还是存在的。当时朝廷上下考虑到淮南地区水网密布，都建议应该分兵守卫各水路口岸。

而司马师却认为，水路口岸很多，分散兵力的话，少了守不住，多了就难以集中兵力打败敌人。而且诸葛恪好大喜功，肯定把宝全押在合肥新城，其他地方不足为患。

最后果如其言。

至于主将人选也需要有所考量。去年东兴大败，其弟司马昭当了替罪羊被夺了爵位，这次是不能再用了，可是别人又不一定信得过。

司马师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派他的三叔太尉司马孚出场。

司马孚虽然军事才能不如兄长司马懿，但他也是颇有见识的，绝不是个庸才。当初他曾提出过在雍凉地区组建常备军，以及在上邽进行军屯的策略以对抗蜀汉，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这次司马孚统率二十万大军出征，与诸葛恪旗鼓相当。

大军一路东下，司马孚进驻寿春，派手下毋丘俭、文钦进讨。

之前东兴大败，虽然司马师自己承担了主要责任，但是诸葛诞作为主将之一也必须给予处理，因此将他和豫州的毋丘俭做了个对调。所以现在的扬州都督就是毋丘俭，而扬州刺史文钦是为副手。

众将求战心切，都希望立即进攻解新城之围。但司马孚却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进攻方要想取胜就会消耗大量人力，现在双方势均力敌，因此只能用计，不能力争。

孙子说：“争地则无攻。”现在吴军包围新城，占据有利地形围点打援，就是占据了争地，强行进攻只会正中对手下怀，不如等待战机。司马孚的判断非常明智。

司马师对此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诸葛恪大军深入，已经到了死地。我们应该避其锋芒，使其在坚城之下锐气尽丧。”

俭、钦请战，帝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锋未易当。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

在司马师看来，诸葛恪大军粮草不济水土不服，而且久攻不克已经陷入死地。

孙子说：“死地则战。”现在求战心切的是东吴而不是曹魏。

待敌军顿于坚城之下，士气消磨殆尽之时再大举反攻，这一战术是很常见的。

但它有个前提，就是这个“坚城”必须是可靠的。幸运的是，合肥新城确实靠得住。

自从合肥新城建成后，东吴在孙权时代对这里曾发动过三次大规模进攻，结果无一例外全部铩羽而归。由此可见合肥新城是经受过战火的考验的。

当时新城守将是张特，之前扬州都督诸葛诞觉得这个人不行，事实证明他看走了眼。而新任都督的毋丘俭则慧眼识人，让他去守新城，这一决定也成为此次大战决胜的关键。

由于吴军来得太快，来不及往新城调集太多军队，当时城中守军只有三千人。面对六十倍以上的敌军，张特依旧顽强地守住了。

不过吴军前后猛攻了三个多月，新城也到了强弩之末，守军伤亡过半，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张特见形势危急，心生一计，派人去见诸葛恪，说：“虽然我们已经快撑不住了，但是守军还有很多人不愿投降。我得慢慢甄别慢慢劝说，所以请您先收下我的印绶作为信物，暂缓攻击，给我一晚上的时间。”

连续数月的苦战，其实东吴这边也不好受，由于已经入夏，天气酷热再加上水土不服，吴军将士多生疾病，非战斗减员已经极其严重了。

下面整天上报疫病的消息，诸葛恪大怒，以为是为了避战故意欺骗他，要将其斩首，然后就再也没人敢说了。

其实这些事诸葛恪怎么可能不知道，随便在军营里转一圈就都看到了，但他明明焦头烂额，却为何装不知道还要坚持打下去呢，说到底还不是为了面子？

现在新城传来消息即将投降，这对诸葛恪来说可谓久旱逢甘霖，因此他选择了相信。

这样明显的缓兵之计他都看不出来，这对于一个聪明人来说是不正常的，因此只能理解为他已经被建功立业的渴望弄得欲火焚身失去理智了。

而张特这边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拆毁房屋将之前城墙的破损之处全部修补完毕。等到第二天，诸葛恪翘首以待的开城请降的情景并没有出现，而魏军已经休整完毕，再次严阵以待。

诸葛恪中了计气得暴跳如雷，想退兵吧，以他的性格又咽不下这口气，也丢不起这个人，于是只能继续进攻了。

这个时候诸葛恪，已经和当初石亭之战前的曹休一样失去理智了，本来是个精明人，却这么冲动，可见心态比能力重要得多。

诸葛恪对属下也日益严苛，朱异提出一点不同意见就被夺了兵权。

这就太过分了，朱异是朱桓之子，能力很强。之前识破了文钦的诈降，东兴之战也立了大功。你听不进人家的话也就罢了，何必要这样不不留情面？

结果诸葛恪人心尽失。

这时更严重的后果出现了，都尉蔡林多次献计都没被采纳，大失所望之下骑马出逃，投奔了魏国。

这下吴军疫病横行的的消息走漏了，司马师敏锐地抓到了战机，命前线魏军出击。令文钦为先锋，进击合榆，阻断吴军归路，毋丘俭紧随其后。

帝乃敕钦督锐卒趋合榆，要其归路，俭帅诸将以为后继。

这个合榆究竟在哪里已经无法考据，我推测或许本应为合肥，而晋书有所误记吧。

听闻魏军杀来，诸葛恪大为震惊，急忙撤退。不过为时已晚，文钦进兵神速，已经掩杀过来。一场大战，魏军斩首万余，诸葛恪大败而归。

战后新城守将张特因功嘉奖被封为列侯，之后又迁安丰太守。

出现这种结果，说实话东吴还是太过依靠水军，远离了水军就很难占到便宜。之前孙权北伐多次虎头蛇尾也是这个原因。唯一能在陆战中有所作为的就是陆逊了，可惜陆逊死后再无名将。

这场新城之战，曹魏上下齐心，司马师司马孚战略目的明确，对形势判断也极为精准。前线将领张特也是智勇双全，魏军取得大胜实至名归。

而东吴一方，诸葛恪开战前就弄得民怨四起，战争中也是刚愎自用，不仅不听良言，也丝毫不肯体恤士卒，最终遭到了一场可耻的失败，将之前东兴之战的大好局面彻底葬送。

其实诸葛恪是败给了自己。正如开头所说，能不能赢看对手，会不会输看自己。诸葛恪要不是自己作死，曹魏是没有能力打败他的。毕竟大不了可以像孙权一样撤退嘛。这么一看，孙权能够保存实力，很少遭遇大败，这一点还是值得认可的。

诸葛恪在新城遭到惨败，损兵过万。连文钦的先锋都打不过，等司马孚毌丘俭的主力再杀过来就真要全军覆没了，无奈之下诸葛恪只好撤兵。

这时正值酷暑，头顶上的烈日和身后的魏军追兵就像两座大山压在东吴将士心头，他们的士气已经跌落到谷底。

军中疫病横行，伤病者被遗弃，成批倒毙在路旁。还有大量将士因劳累过度而掉队，被魏军俘虏，军中一片悲鸣，简直如同人间炼狱。

面对这种情况，诸葛恪是怎么做的呢？他不仅不能和将士们同甘共苦，反而视而不见，安然自若。

这种人简直毫无人性，你哪怕做做样子也好啊。或许在他看来，士卒只是消耗品吧。

诸葛恪吃了败仗，不是勇于承担责任，反而一味逃避。他先是在江心小洲的别墅里休养了一个月，然后又想在浔阳建个庄园，彻底放飞自我了。等朝廷反复下诏他才回去。

可是有些事不是靠躲就能躲得过的，你诸葛恪可是首席辅政大臣，难道能当一辈子鸵鸟吗？看看人家司马师是怎么做的，哪怕自己不是主要责任也全给揽过来了，这样的领导谁不信服。

而诸葛恪不仅一将无能害死三军，而且丝毫不知体恤士卒，事后又把责任推卸了个一干二净，跟没事人一样，最终只会人心尽丧。

诸葛恪八月份班师回朝，一路上大张旗鼓，摆足了排场。他唯恐失去威信，急于找个人开刀以重塑权威，结果倒霉的孙嘿撞到枪口上。

诸葛恪质问孙嘿：“你怎么敢几次擅自下诏？”

这简直就是没事找事，孙嘿作为中书令，为皇帝发布诏令就是他的职责。结果孙嘿在诸葛恪的淫威之下吓坏了，只好辞官避祸。

接下来诸葛恪更是变本加厉，他将出征后朝廷任命的官员全部清洗。为显示威严，一点小事就要责备下属，弄得人心惶惶。又把宫中守军的将领都换成了自己的亲信，接着命令军队整装待发，准备再次北伐。

其实要说诸葛恪已经完全众叛亲离了，那倒也不尽然，他还是有一些盟友的。

众所周知，东吴政权类似一个联邦，孙氏皇族作为领袖，各大族也有相当程度的话语权和自主权，尤其是江东本地大族势力颇强，孙权后半生一直在与他们斗争，不过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

除了江东大族以外，东吴还有两大势力，第一是宗室，第二就是就是早期跟随孙策创业的淮泗集团的后裔。

对于宗室势力，诸葛恪早就把他们得罪惨了。孙权去世后，他还在世的儿子有孙和、孙休、孙奋、孙亮四个人。

孙亮当时已经是皇帝了，但诸葛恪似乎另有图谋，有传闻说他想立孙和为帝。这个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

首先当初南鲁党争的时候诸葛恪就是太子党，二人应该有着不错的私交。另一方面他还是孙和之妻的舅舅。

诸葛恪曾对张妃的信使黄门陈迁说了这样一句话：“请转告张妃，我以后必定让她超过别人。”

妃使黄门陈迁之建业上疏中宫，并致问於恪。临去，恪谓迁曰："为我达妃，期当使胜他人。"

这句话说得颇为暧昧，可以把它理解成诸葛恪表态以后会特殊照顾张妃，但也可以更进一步理解成他想让张妃母仪天下。

除此之外，诸葛恪还打算迁都到武昌。当时孙和在长沙离武昌不远，这些行为都让诸葛恪的动机值得怀疑。

对于孙奋和孙休，诸葛恪更是简单粗暴，直接把他们迁走。孙奋被从武昌迁到豫章郡（南昌），孙休被从虎林（庐江郡）迁到丹阳郡（安徽宣城），后来干脆迁到会稽郡。

这两个人都是被从较远处迁到眼皮底下看管起来，似乎也有给孙和扫清障碍的原因。当然诸葛恪即使立了孙和，也肯定是把他当成傀儡。

从上面可以看出，诸葛恪对宗室采取的是压制政策，仅从这一点他和宗室势力的矛盾就不可调和了。

而对于江东大族，他们最初对诸葛恪是支持的。这也比较好理解，他们需要一个代言人在皇室面前为自己争取利益。而孙权选择托孤大臣并不愿意从江东大族里挑，他们支持诸葛恪就是一个折衷的选择。

诸葛恪上位后也确实对他们有所回报，实行的政策比如裁减冗员，免除赋税，取消关税等都是对江东大族有利的。

但很快诸葛恪就让他们失望了。这些江东大族都拥有本族治下的百姓和私兵，而诸葛恪连年出兵征战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因为他们必须得出兵出粮。

这也就是之前我说诸葛恪只能一直胜利而不能失败的原因。打赢了一切都好，江东大族也说不出什么。一旦打败了，人家就要承受极大的损失，自然就不能接受了。

也就是说诸葛恪的穷兵黩武，是一个把江东大族这个中立势力推到了对立面上去的大昏招。政治是个团结多数人的游戏，你和多数人对立还怎么玩的下去呢？

现在诸葛恪的支持者也就仅剩下他自己出身的淮泗集团了，他也只能依仗这些人。

东兴之战时，诸葛恪用的几名大将丁奉、吕据、唐咨和留赞之中，只有留赞是江东人，而且他还不是江东大族出身。而始终支持他的滕胤也是北方人。

不过由于诸葛恪的刻薄寡恩，再加上一系列无下限的操作实在让人寒心，他的基本盘里到底还有多少人没有离心离德，也是个未知数了。

目前的时局对于诸葛恪已经相当不利了，江东大族和宗室势力已经逐渐形成了反诸葛恪的联盟。

率先跳出来的是宗室，而江东大族暂时没有动作。这也很正常，对于江东大族来说，谁掌权不是最主要的，能保证他们的利益就行。

而对于宗室来说就不同了，诸葛恪已经触动了他们的核心利益。一旦孙氏皇族被倾覆，他们也没有好下场，毕竟曹魏那边已经有先例了。

宗室这边牵头的是孙峻，此人虽说是宗室，但是和孙权这一支已经很远了，他是孙坚弟弟孙静的曾孙，也就是当今皇帝孙亮的族侄。

孙峻阴险狡诈，当初通过告密，借着诸葛恪的手干掉了另一大威胁孙弘。如今蝉已经被螳螂除掉了，他这只黄雀要登场了。

不过他也不敢擅自行动，必须得到皇帝的首肯，于是孙峻立刻去和孙亮商议。

对孙亮来说这当然不是什么大问题，毕竟诸葛恪都快把自己废了。最后二人达成协议，在酒宴上当场斩杀诸葛恪。

赴宴的前夜，诸葛恪心中感到莫名的烦闷。一夜无眠后，又发生了之后一系列怪事。

诸葛恪洗漱时闻到水里有一股腥臭味，后来侍者递给他衣服，发现衣服上也有臭味。诸葛恪闷闷不乐。等他要出门时，狗咬住了他的衣服，赶都赶不走。

这些玄之又玄的描述或许并不完全可信，但俗话说得好：魔由心生。诸葛恪一定是心里也感到此行恐怕有问题。

最终，诸葛恪过于强大的自信心还是害了他，或许他认为禁军全是自己的心腹，没人能把他怎么样。

到了宫门口，孙峻怕诸葛恪察觉到什么，故作谦卑地说：“如果您身体不适，可以回府休息，我向陛下禀报即可。”

爱面子的诸葛恪果然被瞒过了，他坚持自己去面君。

这时候诸葛恪的亲信张约、朱恩传了个条子出来：今天宫中布署不同往常，恐有变故。

诸葛恪也是个聪明人，立刻警醒过来准备返回。这时又有一个人走过来，原来是自己的亲家滕胤。

滕胤也劝诸葛恪回去。但诸葛恪却说：“孙峻这小子还能干什么，无非就是在酒里下毒。”于是诸葛恪自己带酒就进去了。

吴历曰：张约、朱恩密疏告恪，恪以示滕胤，胤劝恪还，恪曰："峻小子何能为邪！但恐因酒食中人耳。"乃以药酒入。

宴席开始，宾主落座。诸葛恪怕酒有问题不敢喝，孙峻一看马上顺着他说：“您的病还未痊愈，自带药酒理所应当，您就喝您自己的酒吧。”

这时候诸葛恪性格粗疏，盲目自大的性格又凸显出来了，他一下就失去了警惕。

酒过三巡，皇帝孙亮悄悄退入内室。孙峻见时机已经成熟，借口如厕，脱去行动不便的宽大长袍，改着短衣。他大步上前，拿出诏书高声叫道：“天子有命，拿下诸葛恪！”

诸葛恪闻言大惊，想要拔剑，无奈行动没有身着短衣的孙峻敏捷，当即被斩杀。

这时禁军闻讯冲入殿内，孙峻道：“天子有命，只诛杀诸葛恪一人。如今首恶已死，余者不问。”禁军们立刻作鸟兽散。

诸葛恪还是太大意了，或许禁军都是你的人，但前提是你能对他们发号施令。如果敌对势力采取斩首行动，禁军们看到领导死了，肯定是树倒猢狲散。

玄武门之变时，东宫和齐王府的军队也进行过激烈的抵抗，但当尉迟恭将太子和齐王的首级扔出来的时候，他们也就立刻崩溃了，道理都是一样的。

诸葛恪死后，他的儿子诸葛竦和诸葛建想带着母亲逃往魏国，结果被擒获。最后和诸葛恪的外甥张震以及党羽朱恩等全都被夷灭三族。

见到诸葛恪彻底完蛋了，江东大族也终于跳出来收割了。施绩、孙壹、全熙等发兵攻打诸葛恪的弟弟诸葛融。

施绩和全熙都是江东大族出身，其中施绩是朱然之子自不必说，而全熙出身的钱塘全氏也是江东仅次于顾陆朱张的大族。

这些人都与诸葛恪为敌，他确实树敌太多了。

最终诸葛融自杀，三个儿子全被处死，琅玡诸葛氏诸葛瑾一系被灭族。

诸葛恪父子三人被枭首示众，结果数万人围观，骂声不绝。虽说诸葛恪倒算不上什么大奸大恶之人，但他因为自己的野心和私欲害死了成千上万无辜的士卒，最终落得这个下场也不算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