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与大安阁宗教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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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翼尚未丰满的忽必烈唯唯诺诺地接受了宪宗蒙哥汗安排的任务。其实，这场大辩论早就应该进行了，因为随着蒙古人征服地域的急剧膨胀，不同民族的众多宗教信仰，越来越成为黄金家族内部关于治国理民理念的焦点。

在太祖铁木真时期，军事扩张和征服战争几乎是这个家族生活的全部内容，尽管在几次西征中已经直接面对了不同宗教文化的激烈碰撞，但总体而言，为了实现迅速扩张的需要，黄金家族基本回避了宗教之间的矛盾。

在太宗窝阔台以后，随着征服地域更加广阔和蒙古人对原先满足于财富劫掠政策的改变，逐渐趋向于正常的国家治理和建设，加上中央政府在逐步建立和完善过程中，蒙古籍官员已经不占绝对优势地位，而各民族、各宗教势力的代表人物日益来到到汗（皇）室周边，纷纷力图用各自的理念影响大汗（皇帝）的决策，从而干预帝国整体的宗教政策。随着征服地域的不断扩大，征服地人口的海量增加，宗教政策也必然成为日益困扰黄金家族的一个重要问题，必须获得一个明确的答案。

实际上，直到蒙哥时代，黄金家族的宗教政策一直处于混沌状态——蒙古人原始信奉的是萨满教，这是一种东胡—通古斯系统诸民族共同信仰的原始宗教，后来随着蒙古部征服了信奉基督教的一支景教的汪古部、克烈部等以后，对景教有了一些“感觉”，加上在进攻中亚穆斯林的战争中，曾经获得过欧洲基督教会以及作为东正教徒的阿速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的道义和实际支持，因而景教一度有和萨满教并驾齐驱之势。

但是蒙古族毕竟是深受汉族影响的游牧少数民族，在他们生活的漠北这块土地上，承载着太多太多与汉族交流、融合的历史积淀，因而在蒙古人还没有消灭金朝、进入中原以前，就深受汉地宗教的影响。1220年（元太祖成吉思汗十五年、西夏神宗光定十年、金宣宗兴定四年、南宋宁宗嘉定十三年），著名的道教全真派掌门人丘处机，即率领弟子专程前往昆都士（今阿富汗北部）一带的西征军中，为铁木真布学讲道并深受信任，铁木真当即册封丘处机为大宗师，负责掌管所有宗教的出家修行者。

到蒙哥成为大汗（皇帝）以后，面对征服地区汉族人口规模巨大的实际情况，又命丘处机的得意弟子李志常掌管道教事务，道教实力遂剧烈膨胀，华北很多地区的佛教场所都被道家占据了，道教和佛教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在汗（皇）廷内部，对宗教的认识也不尽相同，蒙哥基本上坚持宗教包容政策，可能略显偏于萨满教和景教，而以幼弟身份掌管蒙古本部的阿里不哥，则是比较坚定的萨满教徒，对道教持有强烈的怀疑态度，因而在1254年哈拉和林举行的一次宗教辩论会上，由于阿里不哥的主持和授意下，佛教、景教和伊斯兰教教士们纷纷对道教口诛笔伐，弄得大家不欢而散。

蒙哥交办的这件任务，对忽必烈来说同样非常艰巨，尽管在1253年征大理之前，忽必烈夫妇经过深思熟虑，已经在六盘山皈依了藏传佛教萨迦教。但是此次次宗教大辩论，从规模和形式看都是史无前例的，这就要求忽必烈作为大汗（皇帝）授权和委派的仲裁者，必须尽力保持不偏不倚的地位，如此方可能使人心服口服。还是在儒家谋士们日以继夜、废寝忘食的帮助下，1258年春天，忽必烈终于成功地在开平府主持举行了对黄金家族、中国历史乃至对世界历史都有重大影响的宗教大辩论。

这场辩论的主会场设在开平府的大安阁，辩论的双方主要是道教和佛教。为了显示不偏不倚，忽必烈约法三章：一，双方各出17人主辩；二，由汉儒姚枢、窦默等200余人作为裁判团队；三，任何一方如果输掉了辩论，则其17位主辩须改宗胜利一方的宗教。

这场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一次宗教辩论会，佛教的一方人才济济、阵容强大：既有来自汉传佛教少林寺、五台山等地的高僧，也有来自已被征服的大理国的小乘佛教大师，还有从西域和河西走廊远道而来的畏兀儿佛学大师。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凉州会盟”时跟随叔叔班智达的藏传佛教大师八思巴也来到了开平府，并作为佛教一方的主辩人。道教一方由于丘处机和李志常两位大师的离世，使得道教的实力大大减弱了，尽管如此，道教依然派出了以全真派新掌门人张真人为首，道家著名学者樊志应、魏志阳、周志立等辅佐的辩论团队。

但是这场辩论还没开始，似乎就已经决定了胜负结果。那是因为在太宗窝阔台汗时代，西凉王阔端和藏传佛教萨迦派班智达大师著名的“凉州会盟”以后，帝国取得了对吐蕃地区的统治权，藏传佛教对汗（皇）室和蒙古王公、贵族的影响与日俱增。后来，由于蒙哥的主要征服目标还是南宋，所以一度对吐蕃地区没有太多关注，而忽必烈在领军从陕甘南下迂回包抄南宋期间，准备趁机彻底落实“凉州会盟”的成果，即将吐蕃全面纳入版图，但是当事人班智达已经去世，忽必烈不得不依托其侄子八思巴来实现目标。几经周折之后，以忽必烈和王妃察必等人皈依藏传佛教为代价，方才换得八思巴全力配合的应允。

所以，为了答谢或者说取得吐蕃这样一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地区的回报，忽必烈也必须想方设法让藏传佛教取胜。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道教作为汉地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到十三世纪中期时，还没有和儒家文化形成合力，这是因为儒家在经历了西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经历了隋唐的发展，以“程朱理学”为标志到两宋时期达到了高峰，所以从总体上来看，这个时期尽管已经出现了儒、道、佛（汉传）三教合流的趋势，如耶律楚材的老师万松老人、刘秉忠的老师海云和尚，以及全真派的祖师等人都主张三教合流，但是总体而言，三教还处于各自“自我欣赏”的阶段。

持续数天的唇枪舌剑，以佛教（藏传）一方在雄辩的八思巴带领下取得胜利而告终。作为主持人的忽必烈按照当初设定的规则，派人将道家的樊志应等17人一同送到龙光寺削发为僧，还下令将铁木真、窝阔台时代曾被改作道观的300处寺庙全数归还给了佛教徒。

这场大辩论以后，藏传佛教的花教派势力在帝国占据了上风，为后来少数藏传佛教信徒仗着皇室的宠幸飞扬跋扈，也成为后来黄金家族败离大都北京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道教、儒家和佛教，则由于这场辩论结果，加速了互相之间的教义与文化整合，形成了以儒家学说为理念、以道家和汉传佛教为宗教表现形式的一体化文化思潮，逐渐成为广大中国人特别是汉族的主要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