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山雨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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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后，平南扫北，中国四周的边患几乎一一扫平，国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此时高丽问题便又一次横亘在中国面前。

　　隋朝几度在征高丽的战争中惨败，几十万中国士兵倒在了辽东大地上，唐朝上至太宗文皇帝，下至普通军民，谁不想把这笔账讨回来呢？当时李世民说了这么一段话：“辽东旧中国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隋氏出师者四，丧律而还，杀中国良善不可胜数……朕长夜思之而辍寝。将为中国复子弟之仇！”而后来征高丽的诏令一下，立刻有数以千计不预征名、自愿以私装从军的志愿者要求参军报国，这些人都说：“不求县官勋赏，唯愿效死辽东！”

　　隋朝三次征高丽失败，高丽将隋军阵亡将士的尸骨筑成了一座京观（古代战争中，胜者为了炫耀武功，收集敌人尸首，封土而成的高冢叫“京观”）。“身既死矣，归葬山阳。山何巍巍，天何苍苍。山有木兮国有殇。魂兮归来，以瞻河山。”寒风吹来，京观上的薄土被吹去，立刻便露出下面的森森白骨，所谓尸山血海并不仅仅是一个形容词而已。几十万烈士的忠魂便在此不断地嘶喊、召唤，而国人并没有让他们长久的等待。李世民上台不久，在贞观五年（631）便派广州司马长孙师进入高丽，毁掉了这个京观，将中国将士的尸骨一一收殓安葬。这次的行动是一个明显的讯号，它预示着远在长安的唐帝国并没有忘记高丽这块最后的领土。高丽方面自然也收到了这个讯号，于是高丽荣留王高建武开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工程，他用了十六年的时间在东北自扶余城（今吉林四平），南至大海修了一条长达千余里的长城作为屏障，以此作为对抗唐军的本钱，两国之间的火药味再次浓重起来。

　　摧毁京观只是表明唐朝的一个态度，关中本位的唐朝的注意力依然重点放在西边和北边的游牧民族身上，等到了贞观十五年灭掉高昌国之后，高丽问题才被提上了日程表。

　　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太宗皇帝心里虽然有这个念头，但是也不是说想打就打，兵法有云：“上兵伐谋。”在战争之前的外交政治行为总要进行一番动作，毕竟强隋可以说就是亡在征高丽上面，这样就对后来者造成了一个阴影，甚至这个阴影会被无限夸大乃至神化。后世元朝两征日本不果，反而因为台风损兵折将，就给了朱元璋很大的心理压力，导致明朝也因为畏惧“天命”而没有向日本下手也是同样的例子。龙虎济，风云会，这是一个英雄的时代，大唐此时英豪辈出，靠自己的力量终于打破了这种所谓的“天命”，而终明朝一世只能被动的防御倭寇这更是体现了开放进取与闭关自守之间的巨大差异。

　　唐帝国准备的第一步就是派使臣进入高丽侦察地形地貌、天气水文、风土人情等等情报，为大军开进做好一切前期侦察工作。于是在贞观十五年（641）七月，派遣职方郎中陈大德利用出使高丽之机，侦察其“山川风俗”。大德进入高丽境内后，先以丝绸绫绮贿赂当地官员，并告说：“我非常喜欢游览山水名胜，你们这里有什么风景名胜请带我游览一番。”于是，各地官员便甘为向导，带其游历，“无所不至”。所到之处，大德又遇到了很多留居高丽的华人，即向这些华人讲述了中国国内的变化及其“亲戚存没”的消息。临别之时，华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经过一个多月的侦察探听，陈大德于八月十日回到长安，向太宗全面而又详尽地汇报了高丽境内的山川地理形势。

　　唐朝的心思高丽王高建武心里一清二楚，他一面修建“长城”作军备，一面加紧进攻百济和新罗，意图将唐朝在朝鲜半岛上的盟国全部扫平，以解后顾之忧，一面在武德二年（619）、四年（621）、七年（624）频繁地遣使朝贡，并且和唐朝互相遣返国人，摆出一幅友好的姿态。到了太宗时代他更是在贞观四年（630）献上封域图，在贞观十四年（640）派遣太子桓权入朝，并贡献方物。这样的几手动作下来，唐朝虽然有心发兵但是却找不到什么借口，当时打仗尤其讲究一个吊民伐罪，所谓以有道伐无道，高丽的姿态摆得如此之低，这样就阻止了唐朝要发兵的可能。

　　高健武如此动作，在当时其实是应对唐朝最好的方式。高健武在年轻的时候曾经率五百死士击退杀入平壤城的来护儿大军，他并不是一个懦弱的人。可是他清楚地认识到，太宗时代的中国已经不是隋炀帝时代的中国了，唐太宗即使纵观整个中国史也是最为卓越的军事家之一，更何况现在的唐朝名臣良将如云，边患基本被扫平，高丽要是再继续桀骜不驯，那么全中国在隋朝伐高丽时累积的怒火就将会一股脑倾泻在高丽头上，那时再后悔就晚了。

　　高健武这边的如意算盘打得噼啪响，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他对国际局势确实是了如指掌，算无遗策，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场宫廷政变将高健武及其手下的大臣们杀了个干干净净，政变成功的高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正式上台。

　　泉盖苏文上台之后高丽的对外政策立刻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高丽与百济结成同盟，全力进攻新罗，眼看新罗无力抵挡，灭国在即，新罗只能遣使入唐求救。虽说这样的故事在唐朝已经多次发生，可是之前的高健武都是在唐朝使者到来以后虚与委蛇，最多写个表谢罪之类的，让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可是泉盖苏文不一样，唐太宗当时派遣司农丞相里玄奖持赐高丽书，令其停止对新罗的进攻。贞观十八年（644）正月，玄奖到达平壤，而莫离支泉盖苏文正率军南侵新罗，已破其两城，高丽王高藏遣使召还京师。泉盖苏文返回平壤后，态度极其狂傲，他向玄奖说，如果新罗不能将隋末侵占高丽的五百里之地归还高丽，恐怕这战争停不下来。玄奖当然也不是好惹的，当即反唇相讥：“以前的事情怎么能什么都计较？如果按你的说法，你高丽的辽东诸城以前都是我中国的郡县，现在中国尚且没向你追讨，你高丽又何必如此不依不饶？”

　　泉盖苏文这时以东方盟主自居，走上了一条与唐朝进行全面对抗的道路，自然这次唐朝的调停失败了。不仅如此，高丽还遣使前往漠北，用“厚利”调唆薛延陀汗国与唐的关系，打算在北面对唐朝进行牵制。在战备方面一面加固高健武时代建造的“长城”，一面在辽东和鸭绿水（今鸭绿江）以及千山山脉之间的广大地区集结兵力，构筑军事据点，并大力加强辽东城（令辽宁辽阳）、白岩城（今辽宁辽阳东）、扶余城（今吉林四平）、新城（抚顺北关山城）、盖牟城（今辽宁抚顺）、安市城（今辽宁盖州东北）以及乌骨城（今辽宁凤城）、卑沙城（即卑奢城，今辽宁金州大黑山）等诸城的防御力量，以此作为第二道防线，企图封锁唐军的水陆进攻路线和登陆港口，并在这些地方实行坚壁清野，企图在唐军粮饷匮乏之时乘机反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