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年代,政通人和,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唐代初期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政绩,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根本的原因是作为皇帝的唐太宗在用人问题上,认识正确,政策对头,胸怀宽阔,不存在偏见,真正实现了选贤任能。
到了贞观晚年,唐太宗在总结自己的用人经验时,曾说过一段非常深刻的话,他这样说:“用人之道,尤为未易,己之所谓贤,未必尽善;众之所谓毁,未必全恶,知能不举,则为失材;知恶不黜,则为祸始,又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绰优于大国之老,子产善为小邦之相,绛侯木讷卒安刘氏之宗,啬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舍短取长,然后为美。”
用人首先要知人,而真正知人又不是那么容易的,正如唐太宗说的那样:“己之所谓贤,未必尽善;众之所谓毁,未必全恶。”处理好知人问题上的这两个“未必”,要有辩证思想,一不能固执己见,自己可能有失察之处,二不能尽听众言,众口一言可能也有片面之词,唐太宗正是这样做的,因而他对辅佐大臣的品议无不恰当中肯。他评价长孙无忌,优点是“善避嫌疑,应对敏速”,而劣势是“总兵攻战,非所长也。”品评高士廉,长处是“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既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而所缺少的是“骨鲠规谏耳”。唐太宗还强调在使用的过程中“知”。他说:“知能不举,则为失材;知恶不黜,则为祸始。”人有才能,就要举用,举用之后,发现劣迹,不得姑息,必须斥退,一个人是真贤还是假贤,是完全贤还是部分贤,只有在举用之后也就是使用中才能确切了解。对此,魏徵十分强调:“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
知人困难,而用人更难,难在善任,而要使任人各得其所,必须掌握“才有长短,不必兼通”的道理。
唐太宗即位之初,令封德彝荐举贤才,可是竟很长时间没有选荐一个人,太宗质问其原因,封德彝答道:“不是我不尽心竭力,而是现在没有奇才!”太宗驳斥道:“君子用人如用器物,各取其长处,古时候国家达到大治的,难道从别的时代去借人才吗?应当怪自己不能识别人才,怎么能诋诬同时代的人呢。”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他再次强调:“人不可能全知全能,朕常常强调要扬长避短。”唐太宗在用人过程中,遵循“扬长避短”的方针是十分成功的,他任用房玄龄、杜如晦、戴胄等人,就是明证。房、杜的短处是不善于理狱与处理杂务琐事,长处是多谋善断,唐太宗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其相才。史载玄龄用人不求全责备,也不用自己的长处去衡量别人,总是按照才能的高低或功绩的大小来录用或奖励,不嫌弃出身低微的人,被唐太宗称为贤良的宰相,杜如晦则发挥其“剖断如流”的长处,与房玄龄默契配合,共掌朝政,中央的组织规模、法令制度、礼仪等,都由他们二人制定,深得当时人的称赞,把他二人合称为“房杜”。戴胄的短处是“无学术”,不通史,唐太宗不让他担任学馆儒林之职,根据他忠直、秉公办事的长处,一度被任为大理少夕即。戴胄处世干练,案无滞留,敢于犯颜执法,能拯太宗量刑过失,使太宗发出了“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的赞语。
唐太宗即位以后,百废待举,为了克服面临的种种困难,进而大治天下,需要选拔和使用大批人才,但是,唐朝初年,士大夫经过了太多的动乱,都不愿意出来做官,致使政府官员人数不够,为此,唐太宗采取措施,广开才路,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唐太宗广开才路的措施归纳起来,大体有四条:
1.士庶并举。君主选拔士族地主,魏晋以来极为常见,甚至形成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以致成为禁锢人才发掘的一大弊政。唐太宗力拯前朝用人之失,匡正为得,采取了士庶并举的方针,他早在藩府时,就注意物色有才能的庶族地主房玄龄、张亮、侯君集等人;同时也信任士族地主高士廉、长孙无忌、杜如晦等人。即位后,罗致士庶地主的条件就更优越了,王珪、韦挺、魏徵、马周均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他还扩大科举制,让更多有才能的庶族地主进入仕途,同时也不排斥使用有才能的士族地主,包括山东士族地主。
2.官民同申。贞观三年(629年)四月,唐太宗下诏说:“白屋之内,闾阎之人,但有文武材能,灼然可取;或言行忠谨,堪理时务……亦录名状与官人同申。”马周的选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马周本是“山东布衣”。在州里教书时,屡遭地方官斥责,以至于不得不辞职;在州里游历,途中又受到县令侮辱;住在驿舍中,驿舍主事人见他衣衫褴褛瞧不起他,把他冷落在一边,就是这样一个出身低微的人,唐太宗居然让他做了大官。那是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下诏让官员们议论国家大事,提出建议。这时,马周正好在中郎将常何家里做客,常何是个武将,没读过书,提不出什么建议,马周就替他写了二十条建议,唐太宗看了常何的奏章,觉得很奇怪!常何识字不多,奏章怎么能写得这样好,提的建议又这样头头是道呢?便问常何是怎么回事,常何只好如实说是他的朋友马周替他写的,唐太宗听罢,非常高兴,立刻召见马周,马周一时没到,唐太宗坐立不安,一连四次派人去催,等到和马周交谈之后,发现他的确有治理国家的才能,更加高兴,就任命他做了监察御史,后来又任命他做中书令,主持朝廷大政。
3.新故同进。唐太宗的用人标准是贤能,只要贤能,不管是故旧还是新进,都一视同仁,原秦王府的有的心腹,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高士廉等,他是非常信任的,而对隐太子(李世民即位后,追封李建成为隐太子)李建成手中的有识之士,即所谓“昔仇”,他也加以重用,以魏徵为例:
魏徵少时孤贫落魄,出家为道士,隋末参加瓦岗起义军,李密战败后,又被窦建德俘虏,任起居舍人,窦建德失败后,入唐为太子洗马,曾献过除掉秦王的秘策,“玄武门之变”以后,魏徵成为阶下囚,唐太宗慕其出众的才华,不计私怨,出以公心,从治国的大局出发,反而日见亲重,多次让魏徵进入卧室内,询问政治得失,初授谏议大夫,后擢侍中,不到七年时间,魏徵由仇虏而位极人臣。魏徵也不负太宗厚望,频加忠谏,劝以从善,不许为非,治国才华得到最大限度发挥。唐太宗说:“魏徵遇事随时规谏纠正,许多事都切中我的过失,就像明洁的镜子照见自己的形体一样,美丑都必然显见。”唐太宗对亲故也是重视贤能在上,庸才低能者不用。他常说:“君主一定要大公无私,才能使天下人心服,官员不论大小,都应当选用贤才。不应按关系的远近、资格的深浅,来决定官职的大小。”唐太宗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对被评为一等的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等五人很不服气,他对唐太宗说:“太原起兵的时候,臣第一个响应,赴汤蹈火,不辞辛苦。房、杜二人不过舞文弄墨,从来没有冲锋陷阵,功劳却比我大,官职比我高。这实在不公平!”唐太宗听了之后,就把李神通过去怎样被窦建德打败,全军覆没,后来又败给刘黑闼,仓皇逃跑的事实,一件一件地摆了出来,说:“叔父是国家的至亲,我怎么能不信任呢?但是,治理国家不能以私废公!”这么一摆,李神通不得不服气。还有一些将领,原来是唐太宗早年做秦王时的老部下。唐太宗当了皇帝,他们没能得到高升,很不满意,吵吵嚷嚷地说:“我们这些人多年来鞍前马后,出生入死,今天反倒不如李建成手下的人!”唐太宗说:“选拔人才,不能分新旧、先后,新人贤明,旧人愚笨,我只能用新人,不能用旧人。你们发怨言,是因为你们没有为国家着想。”
鱼朝恩(722-770年),泸州泸川(今四川泸县)人。唐朝时期宦官大臣。天宝末年,净身入宫,供职小黄门。安史之乱发生后,护送唐玄宗出逃,侍奉唐肃宗李亨,颇得信用,历任三宫检责使、左监门卫将军,主管内侍省,统率神策军。永泰年间,封为郑国公,权倾朝野。大历五年,唐代宗联合宰相元载,坐罪赐死。鱼朝恩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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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36年,正式继位,品行不端。屡遭秦国攻打,接连丢失宜安、平阳、武城、狼孟、番吾等郡。公元前229年,秦国大兵压境,命令将领李牧、司马尚率军抵御。听信宠臣郭开谗言,杀害李牧,罢免司马尚,令宗室赵葱、颜聚代替,导致赵军大败,国破家亡。受俘进入秦国,发配到房陵深山中,谥号幽缪。人物生平继承王位赵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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