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元壁破了！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居然与哥伦布发现美洲有关？

潮新闻客户端 张笑宇

地理大发现除了发现美洲以外，其实也对东亚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6世纪以来，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先后来到南亚和东亚，深度参与了东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海洋贸易。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和美洲银矿的开采完全改变了世界的白银供给结构。它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就是充分满足了中国商品经济对白银的巨量需求。

根据估算，从嘉靖二十九年（1550）到崇祯十七年（1644），大约就是明代最后的一百年，中国约有90%的白银是从海外进口的。这个数字相当于全世界白银产量的25%~50%。

银杯。来源/故宫博物院

无论用什么标准去看待，它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以至于当时的商人和航海家送给中国一个“白银地窖”的称号。或者正如有些历史学家说的，中国像是个“白银吸尘器”。换句话说，中国成了全球白银循环的终点，白银来到这里之后，就再也走不了了。

为什么中国能成为全球白银循环的终点？

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尤其是能够生产欧洲人欣赏的那些商品，比如丝绸、瓷器和香料。

历史学家K.N.乔杜里指出，1500—1750年间，中国拥有亚洲最先进和最复杂的经济形态，中国之所以能够吸收如此大量的白银，主要是因为在生产成本上具有相对优势。而一旦经济活动开始活跃，“画地为牢”的编户制就会暴露出巨大的劣势：极大地限制民众的人身自由，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军户体制面对这种社会现实的冲击，其命运只能是瓦解，“洪武体制”也就随之被颠覆掉了。

以白银流入为标识的社会经济底层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其后果当然也会反映在上层制度设计与政策实施中。这个制度转向在明代政治史中也非常有名，它就是以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为代表的税制改革。

张居正影视形象。影视剧《大明王朝》剧照

什么是一条鞭法？其实这个制度本身并不新鲜，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过。从先秦时代开始，统治阶层就以徭役这种制度来驱使百姓贡献免费劳动力。徭役指的是强制的义务劳动，在和平时期包括修建城防、转运物资、协防治安、为宫室皇族提供义务劳动等等，在战争时期就是服兵役。

徭役制度诞生的年代对应的是奴隶制盛行的年代，东西方概莫能外，这也可以理解。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财富的积累，这套制度给民间生产带来了很多破坏。代入古代百姓想一想，如果一年中有两三个月不能从事本职工作，而是要给政府义务劳动，耽误赚钱不说，关键是这份苦实在吃不得。所以，历朝历代也都有变通办法，简单概括就是“赎买”。“我”通过种种名目，出钱来抵义务劳动，政府拿了“我”的钱，转雇其他没钱但愿意出力气的人来抵掉。

相比用编户的手段把民众变成“画地为牢”的“国家农奴”，用钱来抵消繁重的义务劳动，也可以说是经济繁荣造成的“正增长秩序”为社会带来的进步。因此，许多朝代都在制度上予以认可，搞赋役合一。

万历年间的银锭。《寻找国宝传颂人——中国国宝大会第四季》截图。

明朝初年面临的是七百年来的财富积累被输送出去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局面，货币高度短缺。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维系对蒙古的战争动员能力，建立了相当严酷的“洪武体制”。这套体制在朝代初期是管用的。一方面，战乱年代，民众生活极其凄苦。“洪武体制”尽管严苛，但和平总比动荡要好得多；另一方面，朱元璋、朱棣两代皇帝都是难得的帅才，是击败了蒙古铁骑的优秀军事领袖。他们杀伐征战的个人超凡魅力可以对被编户的底层民众形成震慑。

然而社会稳定后，经济活动开始活跃，“画地为牢”的编户制极大限制了民众的人身自由，自然就会出现脱离军籍的状况。而一旦出现这一局面，“洪武体制”的战时动员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从洪武帝到嘉靖朝，差不多过了一百五十年，这套体系已经积重难返。嘉靖朝北方有鞑靼，南方有倭寇，中央财政捉襟见肘。负责军国实务的地方官僚们，不得不把中国历史上反复实施过的妥协办法，也就是赎买徭役的制度又重新找出来，也就是一条鞭法。

很多人以为张居正是一条鞭法的首创者，其实并不是这样。这个办法是嘉靖年间在抗倭一线作战的实践中慢慢总结出来的。像一开始处理倭事的张经、后来的浙直总督胡宗宪，都发现了这个办法的可行性：浙江、福建沿海民间因为从事海上走私，各家积蓄的白银不少。这些人本来就旨在挣钱，不愿意当兵，如果要强征他们，他们说不定就地加入倭寇，所以不如“化非法为合法”：你出十二两银子，免了兵役，我另找人当兵。此举一施，两难自解。当然，这也不是张经和胡宗宪他们多么天赋异禀，而是他们又一次采用了这个国度历史上曾被人反复发现、证明有效的实践操作办法而已。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张居正个人的功绩。因为作为有明一代最优秀的政治家之一，他从实践中无师自通地领悟了“正增长秩序”，同时提供了改造财政体系的这套系统改革方案。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1567年1月），嘉靖帝驾崩。首辅徐阶召张居正一同撰写《嘉靖遗诏》，劝裕王上位，改元隆庆，张居正真正跻身帝国最高决策层。他上任后对财政体系的改革，其实始于“开关”。

嘉靖皇帝朱厚熜。图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有明一代的开关，实际上是两个方向的开放：向北对蒙古陆路贸易的开放和向南对海洋贸易的开放。张居正亲身促成了前者，入内阁期间经历了后者。

大明对蒙古的开关实际上缘于一个偶然事件。

蒙古俺答汗看上了受鄂尔多斯部落礼聘的三娘子，作为补偿，他把自己孙子把汉那吉的妻子嫁到鄂尔多斯部落。把汉那吉感觉受到侮辱，于隆庆四年（1570）一怒之下投奔了明朝。张居正得知此事，立刻派人将把汉那吉控制起来，并以此人为饵与俺答汗和谈，实现了明与蒙古之间的长期和平。这为大明解除了西北边境面临的持续压力。

而大明对东南沿海的开关，则缘于“海禁”政策的无法维系。我们都知道，明初朱元璋因对海盗深恶痛绝而下达“片板不许入海”的禁令。但随着日本银矿的开采和东洋贸易的繁荣，海洋贸易蕴藏的巨大利益反而吸引许多沿海民众以身犯险。这就等于说，良民因“海禁”变成了海盗。

张居正故居牌匾。来源/《快乐汉语》

就拿明代有名的倭患来说，最早的倭寇确实是日本武士，可后来真正称霸一方的，如宋素卿、汪直，乃至后来的郑芝龙等人，他们多数倒是中国人，只不过常常在日本设有据点而已。到嘉靖年间，来自日本的“真倭”在室町幕府和戚继光的打击下基本被消灭了，而来自中国的“假倭”在事实上成了主流。

在这种情形下，一些务实的地方官员和沿海世家大族开始上书朝廷，请求废止“海禁”。道理很简单，在白银流入的大环境下，从事贸易的利润百倍千倍于捕鱼捞虾，“海禁”政策挡住了沿海百姓的生路，他们当然会视你为仇雠。

月港的繁荣，带来了漳州窑的发展。明代漳州窑八开光阿拉伯文盘，藏于福建博物院馆。

嘉靖皇帝在位期间，刚愎自用，刻薄寡恩，始终没有废除“海禁”。隆庆帝即位后，广开视听，察纳雅言，故而正式废止“海禁”政策，于福建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准许与东洋及西洋的贸易，是为“隆庆开关”。时在内阁的张居正也是制定政策的参与者之一。

隆庆开关虽然名义上只允许在漳州一地贸易，但它的风向标意义是重大的。这代表大明王朝不再把海外贸易视为完全非法的举措，而是可以承认它的存在。其实当时除了漳州之外，还有一片地域名义上虽未开关，事实上却可以无阻碍地自由贸易，这片地区就是澳门。

嘉靖三十二年（1553）之后，葡萄牙人向国库缴纳一定数额的租金，以获取自治权，澳门就这样成了葡萄牙人的自治领地。此地一年两次举办高级交易会，吸引了大批海商参与，也成为明代重要的对外贸易窗口。

1646年荷兰历史学家科默林绘制的九龙江河口地图。图中标星处即九龙江口。图源《海峡通讯》

漳州月港的开关和葡萄牙人入驻澳门，为白银加速流入明朝提供了便利的窗口。而白银越加速流入，越是会加速“洪武体制”的瓦解。“洪武体制”的瓦解，对解放民众负担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而到了万历年间，由于皇帝年幼，张居正独揽了大明帝国的最高权力。他决定利用自己的位置，做一些最简单的实事。

首先是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嘉靖年间，一条鞭法已经在浙江广泛实施了。那时候张居正还在翰林院，没有什么权力。当然，他本人肯定是很熟悉一条鞭法优点的。因为胡宗宪平倭期间，有位属下叫作谭纶，还有位部将叫作戚继光，这两个人都近距离实操过用一条鞭法筹备军费，后来也都成了张居正的好朋友。所以，张居正对他们的经验不可能不重视。

当然，身在高位，他要做的不仅仅是把一条鞭法推行下去，而是要以它为基础，打造一套合理的系统。我们前面反复讲过，一条鞭法的实质是一种妥协。王朝建立之初的僵化体制无法维系，因此必须承认民众“赎买”徭役义务的办法是合理的，这样才能完成社会动员。

但这本质上还是一种不合法的行为。虽然究其本质原因，是“洪武体制”有问题在先，但若官府仅仅是做出妥协，甚至在官方文件中将此作为权宜之计予以认可，都还是不够的。因为国家的根本政策，不能不体现公平正义。

张居正影视形象。来源/影视剧《大明王朝》1566

赤贫的“洪武体制”下，所有人都被画地为牢圈禁起来，所有人都似暴力机器的农奴，这也是一种平等。但随着白银的流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妥协”的过程中，他们用借名、代持、收买、伪造等种种手段，把自己的徭役责任转嫁到了穷人头上，这自然会造成巨大的不公平。

嘉靖朝一些地方官员在主持实务的过程中，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弊病。例如，广东巡抚戴璟在承认“民壮及均平银两计田算银”的基础上，还要求“各县人民并不许置买香山等县田土寄庄”，目的是“以抑势豪兼并之势，以杜奸顽惯赖之害，以阻里排影射之风”。简单说，就是官府不允许逃避徭役的富者成为一方豪强，不允许这种社会不公长期存在。

既要修正妥协带来的不公，又不能回到普遍赤贫的“洪武体制”，这样的系统该如何设计呢？它的最底层逻辑是什么呢？张居正找到的答案，是数据。

“社会不公”并不是一个空泛的道德概念，它一定会表现为实质物质财富上触目惊心的差异。一小撮人田连阡陌，多数人却无立锥之地甚至要卖妻鬻子，这怎么都是说不过去的。

搞辩经没有意义，直接公布财产数据才有说服力。万历八年（1580），张居正以首辅之尊，向全国推行《清丈条例》，下令在全国丈量土地。他引用了“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来形容此举的艰难和他准备破釜沉舟的勇气。

万历款黑漆描金药柜。来源/故宫博物院

的确，古往今来，多少利益的争夺、权力的博弈、阴谋的施展，其实总逃不过一个底层逻辑：数据。如果你有真实且清晰的数据，哪个环节谁动了手脚，就一目了然了。而如果你没有这个数据，那么无论如何树立道德的大旗，归根结底还是解决不了硕鼠上下其手的问题。

在一切均以强制和暴力为出发点的“洪武体制”下，所有施政效果在本质上都是不能数据化的。——官府能靠里甲制度强迫一个人服劳役，但官府无法监督这个人在劳作时消耗了自己体力的5%还是10%。官府可以要求一个人工作八小时，但不能确保他这八小时没有浑水摸鱼。

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碗。洪武釉里红瓷器的代表作品。来源/故宫博物院

这就是暴力体制相对于货币经济体制最大的弱点：只要货币这个信用媒介的基础是牢靠的，那就一定可以把所有效果数据化。每个人应该缴纳多少赋税，每个官员是否尽心尽责地把它们收上来，一切都无法抵赖。

浪漫一点说，张居正改革的意义正在于此。他知道“洪武体制”事实上已经无法维系，采取“赎买”是财政改革的唯一出路。但关键问题在于，不能让改革成为造就新的不公正的借口，而要实现这一点的硬逻辑，就是数据。

令我们敬佩的是，他真的做成了——当然，仅限于他那个年代的政治环境和技术条件。但这足以名垂千古：

张居正身后，万历一朝遭遇著名的“三大征”，即万历二十年（1592）蒙古降将哱拜叛乱导致的“宁夏之役”、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1592—1598）日本太阁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导致的“朝鲜之役”和万历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1596—1600）杨应龙叛乱引发的“播州之役”。历史学家公认，万历皇帝虽久不上朝，导致行政机构运行紊乱，却依然能够指挥有度，先后赢得三场战争的胜利，其基础正是张居正厉行改革后为大明国库留下的财富。

明亡之后，清兵入关而代之。嗣后雍正皇帝推行摊丁入亩，用的还是万历八年（1580）张居正推行清丈法收集到的数据。换句话说，这套数据的可靠性得到了清朝的承认，正所谓“一时之功，百世之利”。

本文摘自张笑宇新书《世界之中》（北京贝贝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本书摘取了十个历史片段，从先秦到晚清，呈现世界多元力量共同塑造中国历史的过程。

张笑宇，青年学者，著有《技术与文明》等，作品曾获文津图书奖、亚洲图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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