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都背后隐藏的地缘密码：长安、洛阳、北京，何以成为首都？

明朝陈建著有《建都论》，他通过对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地比较，提出建都三原则：

按古今天下大都会有四。曰长安，曰洛阳，曰汴，曰燕。四者，自昔帝王建都之地也。然论时宜地势，尽善全美则皆不如洛阳。何也？夫建都之要，一形势险固，二漕运便利，三居中而应四方。必三者备，而后可以言建都。长安虽据形势，而漕运艰难；汴居四方之中，而平夷无险，四面受敌，惟洛阳三善咸备。

陈建只是从交通和生存安全方面考虑建都的原则，这都没错，但国都选址更要考虑发展安全。发展，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的安全，是国家政治考虑的关键。以生存安全为安全的结果只能是在政治大舞台中日益自我边缘化并最终退出政治舞台。比如三国时蜀国立都选址于益州（成都），以陈建三原则看，此应打满分；但从当时逐鹿中原的政治目标看，它使蜀国在这场群雄竞争中原的斗争中更加边缘化。由此看，在当时成都就不应是蜀国好的建都选址，依蜀境内看，重庆接近中原，地形险固且交通八达，从发展安全的角度看，其国都的地位优于成都。

地缘政治，不出“门户”“中枢”二义。前者关乎险塞，后者关乎距离。国都之所在乃全国人力物力资源调度中枢之所在。故此，国都选址的主要考虑是等距形成全国政治经济力量中枢并由此有效调度全国军事力量——即周成王所说的“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以御外敌为原则。秦、汉两朝，中央政府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陇西匈奴诸部，故此两朝分别定鼎于咸阳和长安。匈奴经汉朝打击或西窜或分裂，其势大衰。两晋时期，鲜卑由东北南下，尽占匈奴旧地。这造成东汉至西晋的国都东移至河南洛阳。隋唐之际，西域突厥、吐番借“五胡十六国” 期间的混乱而兴起，为防它们东犯，此间朝都西返长安。唐末，东北辽河一带活动的契丹部落兴起并于公元907年建立契丹国（后改称辽），统治中国北方。东北方向威胁加剧，这使北宋国都再度东移洛阳。东北方面的战略压力在元、明、清时期持续增加，其国都则进一步东移至北京。明初，蒙古威胁仍未完全解除，成祖朱棣“天子戍边”将国都从南京移至北京。

洛阳是上述中国政治重心由西向东转移进程中的重要节点。比较而言，长安虽据形胜，然运输艰难，不利于充分调动和利用华北平原的资源。洛阳与郑州虽居四方之中，大运河开通后又可乘水运便利，与徐州东西呼应，然其势不足以镇安辽东，且又受关中与河北西东两向挟持，为四战之地，其防御形势比较脆弱。顾祖禹分析说：

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周之东也，以河南而衰；汉之东也，以河南而北；拓拔魏之南也，以河南而丧乱。朱温篡窃于汴梁，延及五季，皆以河南为归重之地。以宋太祖之雄略而不能改其辙也，从而都汴。都汴而肩背之虑实在河北，识者早已忧之矣。女真之季也，惧蒙古之逼，乃迁于汴；迁汴未已，又迁于蔡；始为亡宋之资，终为自弊之地。当其亡宋之日，岂料其祸之亦中于此哉。

自从崛起于东北平原的部族势力卷入中原事务后，中国安全范围进一步扩大，因此，北京一带的地理位置就显示出“据上游之势以临驭六合” 且南北兼顾的优势。

北京坐北面南，西倚太行北靠燕山，既可镇慑塞外铁骑的侵扰，又可尽享东北和华北两大平原的丰富资源和交通之便，处于“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的位置，可以等距有效调控全国资源和力量。顾祖禹说：“依燕京而视中原，居高而负险，有建瓴之势，太宗 深鉴于金陵之已事，建都于此，实为万事计也。”

毛泽东似乎也注意到此举的意义，1951年4月他在游十三陵时赞扬说，明成祖“敢在北京建城，敢把自己的陵墓放在这里，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 。由此比较生择都于远离中原的成都、死葬于离中原偏远的定军山的诸葛亮，成祖朱棣——且不说不如曹孟德——的眼光更显远大。1935年，毛泽东与张国焘争论长征路线时，主张北进，在新疆和陕甘两地，毛泽东倾向进军陕甘。他说“新疆倒是红军可以得到休养整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内地太远。”

1948年，毛泽东将中央所在地从延安进一步推进到河北西柏坡，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定都于北京，这些将中央所在地向中原步步逼进的决策对推动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和随后的抗美援朝的胜利，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历代王朝的国都从长安经洛阳到北京的迁都路线，恰好与东西走向的万里长城及黄河的走势大体平行，这反映了中国历史安全压力变迁的轨迹。

处于这一层面上的地缘政治特点是区域分布广阔且乱源多出。中国多次出现全国性的长期战乱，其爆发源多出自这一“广大条形地区”；而古代中国政治史几乎就是处理这一地带政治关系的历史。这一地区两端即新疆至东三省乃至朝鲜半岛的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递到定鼎于此线的长安、洛阳、北京等国家京畿中枢，如果中枢反应无力或失败，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退向中国地缘政治的长江一线。而中原政权退至江南引发的必然结果要么是国家分裂，要么是政权更迭，二者必居其一。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对打过“三八线”并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美军采取坚决反击的深层原因。

中国自近代东北部族卷入中原政治及随之而来的中国被迫向西方开放后，作为国都，北京较之长安、洛阳、甚至南京而言，其位势不仅具有“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的地缘政治优势，由于接近太平洋西北岸，它还有利于国家以开放推动发展的目标。与东海和南海相比，北京受到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钳型护卫，这有利于抵制海上来犯。在大国经济已卷入并且日益依赖于世界市场的近现代，北京作为首都，其倚陆向海——也是另种“依山傍水”——的位置更有利于中国在较为弱势的起步阶段对外开放和吸纳世界资源来反助中国的发展。

俄罗斯波罗的海出海口

对于象英国、美国、俄罗斯等国的近代崛起强国而言，它们多是近海择都。为了表明对波罗的海出海口的重视，1703年彼得一世在波罗的海岸边涅瓦河口的沼泽地修建了彼得堡，并迁都于此，此后彼得堡成了沙皇俄国的政治中心。同时，沙皇俄国正式使用了“俄罗斯帝国”的称号。马克思对彼得大帝迁都的历史意义和战略作用曾有过精辟的分析：

彼得堡这个帝国的外偏中心从一开始就表明：一个圆周尚有待于划定。

因此，仅仅对波罗的海诸省的征服并没有把彼得大帝的政策与其祖先的政策区别开，都城的迁移才显示出他征服波罗的海诸省的真正意义。彼得堡与莫斯科公国不同，它不是一个种族的中心，而是一个政府的所在地，不是一个民族的悠久业绩，而是一个人物的瞬时创造；不是使一个内陆民族的特征得以传播的媒介，而是使这个特征消失的滨海地区；不是民族发展的传统核心，而是一个为进行世界性阴谋而精心选中的巢穴。通过迁都，彼得斩断了把老莫斯科公国沙皇们的蚕食体制与大俄罗斯种族天赋的才能和抱负连接在一起的天然纽带。通过把都城建在海边，他向俄罗斯种族的抗海本能提出了公开挑战，并把那个种族贬低到只是他的政治结构中的一个砝码的地位。

从十六世纪以来，莫斯科公国除西伯利亚方面外没有取得重大扩展，而且在十六世纪以前，向西和向南的不牢靠的征服只是直接借助于东方才得以实现。通过迁都，彼得宣告了他打算反过来借助于西方来影响东方和各紧邻国家。如果对东方的借助由于亚洲各国人民的停滞特性和有限交往而大受限制的话，那末对西方的借助则由于西欧的活动特征和频繁交往而顿时变得毫无限制和无所不包了。迁都表明了这种对借助对象的有意识改变，而波罗的海诸省的征服为实现这种改变提供了手段。因为它立即使俄国在北方各邻国中居于优势地位；使俄国与欧洲所有地方保持经常的直接接触；奠定了同海上强国建立物质联系的基础，这些国家由于俄国征服了波罗的海诸省而开始依赖俄国供应造船材料；这种依赖关系，在莫斯科公国这个出产大量造船材料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出海口，而原来掌握这些出海口的强国瑞典没有拥有这些出海口背后的土地时，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评论说：

波罗的海诸省，单是从它们的地理形势来看，就自然属于任何控制着它们背后的土地的国家。总之，彼得至少在这个地区只是夺得了对于他的国家的正常发展所绝对必需的东西。从这个观点看来，彼得大帝只是想通过他对瑞典的战争建立一个俄国的利物浦，并赋予这个俄国的利物浦一条不可缺少的沿海地带。

马克思对彼得大帝建设彼得堡作为国都的评价也适合理解中国的地缘政治。在陆权时代，汉、唐两朝立国都于长安，使国家面向西塞，这促成了“丝绸之路”，加强了中国与中亚和欧洲的交流；而当历史进入海洋时代，元、明、清三朝和中华民国继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代均将国都立于北京，这对于中央政府加强对东北平原的民族融合和国家对外开放，将中国带入近代工业化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不能否认，作为国都，南京与北京一样，也有助于中国向世界，尤其向海洋开放的地理优势。但是，这种优势随近代以来中国制海权的缺失及由此产生的台海分离，使南京容易受到海权强国的直接威胁和控制——比如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不久就受到东面来自海上英国和西面来自湘军的夹击并很快覆灭，而中华民国借助于南京的位势则很容易获得东南亚华人财团的支持，强化与太平洋国家的联系，但同样也更容易为海上强国比如日本所驱逐或控制。

西方海权国家看出了这一点，为了实现对中国的控制，1900年马汉在《亚洲的问题》一文中为入侵中国的列强出谋划策说：

对海上强国来说，也有一个明显的不利因素，即中国首都的位置。由于自身力量的特点，海上强国无力进行领土扩张，它们只能通过中国人来发展中国，只能激励而不能取代现存的统治权威。因此，它们希望中国政府的所在地能迁往长江流域，且就在长江沿岸，从而使后者成为中国发展的中枢地带。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近代依附于西方海上强国的买办或傀儡政权，都喜欢在南京扎营。比如蒋介石愿意当买办，却不愿意作傀儡，在当买办时，他立都于南京；而为了避免当日本人的傀儡，他就跑到重庆；汪精卫则一头扎在南京，甘当日本人的傀儡。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中国没有实现西太平洋制海权，至少在台海统一之前，南京无疑具有对外开放和台海统一的桥头堡的作用，但作为国都的选择，则不利于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的展开。

至此，我们即将结束关于中国地缘政治特点及其变动规律的讨论。如果将上述特点综合起来，就会发现贯穿其中的主要是如下规律：

第一，与对称型碎化分布的欧洲各国不同，也与处于绝对主体地位的美国不同，中国在东亚相对主体的地位使中国天然地成为亚洲的重心。亚洲多国力量不对称向中心中国聚合的板块结构有利于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合力的形成，并使亚洲——与欧洲美洲比较——聚集更多的稳定因素和由此形成更大的可持续发展潜力。这正是今天亚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快速崛起并将持续崛起的深层原因。

第二，中国主要由西面高海拔山地向东面低地呈阶梯形钳型包抄的地形组成，对中国国家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广泛的山地及其复杂的地形容易造成中国的地方割据，其偏安位势既难在山岭间横向兼并，而自身又没有足够的资源以长期自保，这些地方割据势力最终必以夺取资源丰富的中原为结果；而中原一面临海三面环山，因而攻易守难的“四战”地形使其在中国成了最易被攻陷的地区。山地极多而平原极少的地理特征又大大提高了山地割据力量竞争的门坎：占据中原的一方必定是诸割据势力博杀后留下的力量最强且有余力由中原再向四方辐射的雄主，他们占据中原后便利用那里的丰富资源最终形成了最有实力实现中国统一的政治力量。这一特点产生的地缘政治规律则是中国在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始终保持着版图的统一，其中尽管有边界的盈缩，但始终没有发生器质性裂变；欧洲、印度多平原少山地的地缘政治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对称型破碎的政治结果则是中国统一规律的反证。中国地缘政治的这一规律甚至让欧洲哲学家黑格尔羡慕不已，他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么，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一个帝国。”

第三，“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乎民心。” 不言而喻的是，中国地缘政治特点及其产生的规律还必须有人的因素才能发挥作用。“一方土地养一方人”，同一地理条件可以出现不同的政治结果，不同的政治结果也可产生于同一地理条件。此间的莫测变化取决于人的因素。

地缘政治的真正力量来自人民。人民是一个特定区域中居民主体或多数的概念，人民的政治需要是地理要素变迁的根本原因，中国多次从四分五裂的战国时代走向统一，其版图历经五千年而不能被分裂，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民对国家统一的愿望和实现这种统一的能力。无疑，技术条件、地理环境的变化可以化解也可以制造某些矛盾，但解决不了作为终极表现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当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激化为敌对关系时，这个矛盾就基本无解。当阶级和民族压迫发展到如不与一切人为敌则不能罢休的地步，这时即使坐拥天下形胜，也没有不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