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逝世一百周年，他的“朋友圈”有多硬核？

2025年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100周年

1895年，孙中山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政治领域——这一年，他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会。同年他被清政府悬赏通缉，成了大部分人眼中的“乱臣贼子”。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去世，终年59岁。他的“好友列表”囊括了当时中国最顶尖的政治家、军事家与社会活动家。

从1895到1925，孙中山跨越三十年的“朋友圈”，恰似一面棱镜，折射出近代中国的动荡激变。

19世纪80年代的一天，大清国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发现自己的舌头上长了一个脓疮。经过多方医治，不仅未见好转，还有人说可能是舌癌。无奈之下，李鸿章转而求助西医，找到了香港西医书院的医生。

李长莉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后来是请了这边西医书院和何启他们一起办西医书院的，当时任教务长的一个，叫孟生这样一个外国医生。他北上到天津，给李鸿章去治疗，结果很快治好了。所以李鸿章也觉得很高兴。后来西医书院，他们就向李鸿章提出来，希望他做书院的名誉董事。”

1892年，香港西医书院向李鸿章推荐了两名优秀毕业生，要李鸿章给他们个官做，李鸿章很爽快地答应了，并且按照程序给两广总督衙门回了函。

两位年轻人抱着兴奋的心情来到两广总督衙门办理手续。然而，出乎他们预料的是，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

罗福惠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两个人到广东总督衙门去办这个事情的时候，碰上阻碍，地方官架子很大。……他们好像不能接受。这样就没去成。”

如果此举成功，也许中国历史的发展都会因此而改变。因为其中一人，便是日后颠覆了清朝政府的孙中山。

1892年，孙中山第一次尝试与康有为有所接触的时候，19岁的梁启超就在师父康有为身边侍奉和学习。梁启超11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少年时便赢得“岭南奇才”的称号。

解玺璋

学者

“梁启超他不大看得上孙中山……第一，学问没有，然后就是说他（孙中山）又是……走底层路线的。”

然而患难见真情，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成为孙中山与梁启超关系转变的重要节点。

李扬帆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孙中山派了他的日本朋友宫崎寅藏，也就是宫崎滔天去上海亲自把他们接过去。”

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如饥似渴地吸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家的政治营养，自然就有了与孙中山更多接触的基础。维新派与革命派甚至拟定了合作计划，有意推选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

李扬帆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搞了一个合作的协议，就是成立一个新的，还没有取名字，成立一个共同的协会，由孙中山做会长，由梁启超做副会长。”

然而康有为坚决反对与孙中山合作，勒令梁启超前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压力下态度发生转变。

李扬帆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梁启超）到檀香山以后，他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在当地搞募捐，大概有十万块钱，募捐完了以后用来发展保皇会的会员。把孙中山的兴中会的会员挖了好多人，挖到保皇会那边去了。而且他打的旗号就是说，你看我们都已经合作了。”

自檀香山事件之后，梁启超与孙中山的合作已经失去了赖以支撑的政治基础。1903年冬，孙中山来到檀香山，宣布与梁启超断交，并且成为政敌。双方唇枪舌剑，打起了旷日持久的笔墨官司。

1905年冬天，从上海驶往法国巴黎的的一艘轮船上，39岁的孙中山偶遇了29岁的清政府派驻法国商务参赞张静江。

张静江出生于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一个巨富之镇——浙江湖州的南浔镇。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南浔依靠蚕丝业和手工业、缫丝业，涌现了很多巨富豪绅，当地人按照财富规模的大小，南浔富商被分为“四象”、“八牛”、“七十二只金黄狗”。

张静江，正是出生于四象之一的张家。

张学继

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四象之一的张家的公子，自小就残疾，捐了一个功名，捐了一个道台，作为当时的驻法国公使孙宝琦，孙宝琦是杭州人。他（张静江）就以候补道员的身份跟着孙宝琦到法国去，他们一方面是外交官一样的，其实他们还有另外的身份是做生意的。”

1906年，张静江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后，开始承担为革命筹款的任务。1907至1911年，革命党人频繁起义，所需资金大增，张静江为了筹款，不惜用枪对着自己的堂兄。

沈嘉允

张静江旧居文化顾问

“他堂兄叫张石铭，也是很有钱，他跟张石铭借钱，……最后张静江没办法了，他把手枪拿出来，你不借也得借，借也得借。”

除了这种强迫式的借钱方式，他还介绍浙江南浔的富豪们加入到革命的阵营中，对象多为“四象八牛”成员，连自己的哥哥和舅舅也被拉到队伍之中。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的时候，老部下汪精卫、胡汉民提出异议，老战友黄兴干脆远走美国，老对手章太炎口诛笔伐。这个时候，留在孙中山身边极力支持的只有陈其美和张静江两个湖州人。

张静江与孙中山，因为共同的政治理想而结识，但与众不同的是，他们在生活中也是坦诚相待的挚友。他们这段深厚的友谊没有受到政治风云变幻的影响，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实在难能可贵。

1922年6月16日，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突然叛变，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孙中山紧急登上永丰舰避难。

来到永丰舰的第二天，孙中山就给一个人发了一封急电。急电说：“事紧急，盼速来。”

这个能够让孙中山在危难之中想起的人是谁呢？他就是蒋介石。

李松林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中山先生在海上蒙难，蒋介石立即登舰前往，跟中山先生在海上共同战斗……当时两面炮台齐发火，陈炯明就要至中山先生于死地。……（蒋介石）害怕中山先生遭到不测，请求中山先生下舰，自己在指挥舰上直接指挥，最后冲过了枪林弹雨。”

此时，广州正值盛夏，燥热难耐，永丰舰上还急缺青菜与淡水。在指挥战斗的间隙，蒋介石冒着炮火亲自为孙中山上岸寻找食物，运送淡水；晚上，他和衣躺卧于甲板之上，俨然孙中山的贴身侍卫。

李扬帆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这件事情后来孙中山是对蒋介石刮目相看，对他是非常信任的。所有的人都离他去的时候，蒋介石跳出来支持他，这当然是得了极大的信任。”

国父蒙难之时，登舰与之同生死，共患难，如此经历，为蒋介石日后的政治生涯铺下了极有分量的一块奠基石。

1913年，新生的中华民国刚步入第二年，孙中山由于发动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同年，从美国毕业的宋庆龄抵达日本与家人团聚。

跟随父亲、姐姐，宋庆龄见到了自己从小就崇拜的孙中山，随后更接替姐姐宋蔼龄，成为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在相处过程中，宋庆龄逐渐被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吸引，从英雄崇拜升华为爱恋。尽管两人感情遭到宋家及革命同志的强烈反对，宋庆龄仍坚定支持当时几乎孤立无援的孙中山。

1915年夏，宋庆龄被父母从日本召回上海并软禁，但她毅然留下字条出逃，乘船返回日本。10月24日，孙中山在东京火车站迎接她，次日他们在友人家中举办了一个小型婚礼。

作为新婚礼物，孙中山送给宋庆龄一把手枪，象征着两人共同的革命信念与坚定决心。

李雪英

宋庆龄基金会副研究员

“孙中山在送给宋庆龄的时候说，其中十九颗子弹是留给敌人的，最后一颗留给自己。那从他这件结婚礼物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他每一天都在面临着这种颠沛流离和要逃避追杀的这种情况。”

婚后的第7年，在广州，宋庆龄与孙中山共同历经了一次蒙难的生死时刻。1922年，陈炯明叛变，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

李雪英

宋庆龄基金会副研究员

“孙中山就叫醒她，让两个人一起来脱离险境，但是宋庆龄说你先走。”

陈廷一

传记作家

“宋庆龄当时说中国没我宋庆龄可以，但是不能没有孙中山，你快走。”

在宋庆龄的再三恳求下，孙中山答应先走，但是命令50多名卫兵全部留守，他一人只身离去。

盛永华

宋庆龄基金会特约研究员

“等到宋庆龄撤退的时候已经很危急了，炮轰总统府的炮火已经非常的激烈，几乎是很难通过。”

宋庆龄后来回忆道，迎面扫射而来的流弹在鬓边掠过，她也看着身边的卫士负伤、倒下。在经历了两天的奔波、躲避之后，她终于在永丰舰上与孙中山重逢。

孙中山从事革命以来经历了多次失败和生死考验，但与宋庆龄共同经历的这次危难最为惊险。宋庆龄在千钧一发之际表现出的镇定和勇于牺牲的精神，也让党内曾经反对他们结合的人彻底改变了看法。

在短暂的30年时间里，孙中山的身边聚拢了一个又一个忧国忧民的热血男儿，也包括宋庆龄这样的刚毅女子。他们的人生，都因为对这个国家和对这个国家人民的关注与倾力，而改变了原有的轨迹。

一个作为救死扶伤医生的孙中山，或许只能被若干个病愈的患者记住，而一个为病痛的国家倾洒了毕生心力的孙中山，最终被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人民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