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战犯中的“第一告密者”：黄维、沈醉、康泽被他收拾后，为何都不敢报复？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的一次学习会上，原军统局电讯处少将副处长、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少将处长董益三发言：“告状是我争取进步的手段。龙有龙路，虾有虾路。杜聿明可以靠杨振宁加分，郑庭笈可以靠傅作义吃糖，杨伯涛可以靠说大话卖乖，邱行湘可以靠卖苦力受宠，我靠什么？无依无靠，只好打点小报告。”

不管是在军统局本部，还是在康泽为司令的第十五绥靖区，董益三的身份都是特务——各“绥靖区”、“绥署”、兵团的第二处（也有的叫情报处）和稽查处处长均由军统（保密局）特务担任，比如我们很熟悉的吴敬中，其历史原型吴景中在担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长期间，还兼任天津警备司令部情报处长，吴敬中逃离天津后，站长一职由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处长李俊才接任。

李俊才是不是《潜伏》中李涯的历史原型，这件事很难确定，但董益三十功德林战犯中的“第一告密者”却是名副其实。邱行湘的外甥黄济人在报告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中直言不讳：“叛徒的名号曾经落在董益三头上。功德林期间，除了沈醉进厕所冲洗内裤是他告的状，黄维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黄济人说的是另一本书，但黄维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中说确实是《钢铁》）撕作手纸也是他告的状。董益三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因为如此，战犯们对董益三无不敬而远之，有时候在监狱的胡同狭路相逢，大都立即转身，掉头而去，躲避他如躲避瘟疫。”

董益三跟戴笠算黄埔同期同学，不同的是董益三在武汉分校“入伍生总队”，戴笠则在广州“入伍生第一团”，两人在黄埔期间并没有交集。

黄埔六期的董益三跟黄埔四期的文强（刘安国的历史原型）、黄埔一期的韩浚（叶立三的历史原型）一样，都可以说是叛徒出身：董益三1927年入党，在武昌荆门打过游击，1931年被捕，两年后获释并与上级失联；文强1926年入党，参加过南昌起义，也是1931年被捕获救后脱离了组织；韩浚1924年入党，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期间的职务高得不可细说。

文强和韩浚都不是主动叛变，改弦更张后也没有出卖过组织和战友，进了战犯管理所，依然比较倔强，而董益三显然跟文强韩浚是两种人。

沈醉在回忆录中，对后来同为文史专员的“战犯同学”基本都笔下留情，但是对董益三却没啥好评价：“这位老同事说得好听一点是‘穷且益坚’，不好听就是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我过去和他在重庆军统同事时，深知此人的个性，他工作的那个处，虽是清水衙门，但他这处长却是财源茂盛。因向国外去购买电讯器材时，可以附带带一批私货，是百分之百保险的。”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不同“行业”的战犯基本都会“抱团取暖”，被沈醉“出卖”的徐远举、周养浩、成希超、郭旭等人也与沈醉“重归于好”，但是却对董益三避之唯恐不及。

军统特务被抓后，“职业习惯”一时间难以改变，但最后基本都改变了，唯一没改变的，可能就是董益三了。

黄维回忆：“我那个小组共有七人，组长王某(原某地行政专员)，副组长董益三(原属军统)、李宰卿(某地方团队头目)。另有阎锡山的旧部梁培璜、傅作义旧部陈长捷、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我们这几个人过去互不相识，又属于不同派系，因此彼此心存隔阂。”

董益三的脾气是“平日不苟言笑，对他不认识的人，几乎永远不予理睬。”他跟黄维针尖对麦芒，不但举报黄维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手纸，还曾打过黄维一个或两个耳光（黄济人说两个，沈醉说一个，黄维说自己被群殴）。

董益三举报甚至殴打黄维是很正常的，因为不管是被抓前还是被抓后，那些正规将军们都瞧不起特务，处在“鄙视链”最底端的“牛字号”也“发挥特长”，对那些瞧不起他们的将军“发起攻击”。

被俘的特务跟兵团司令打架正常，董益三连“老同事老朋友”沈醉都不放过，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沈醉也是经验丰富的将军级特务，所以做了春梦后洗内裤，是趁着“同学们”熟睡的时候一个人在厕所里悄悄进行的，但还是被董益三发现了。

董益三向宋希濂举报，宋希濂召开批斗大会，可把沈醉整惨了，最后不得不对天发誓：“那天我梦见的确实是我妻子，如若不然，天打五雷轰！”

黄维与董益三素不相识，沈醉与董益三交情颇深，这两人都难逃董益三的举报，而康泽对董益三可谓有知遇之恩，董益三的“报答”，就是写了一篇《襄樊战役康泽被擒记》，那里面揭发了康泽许多不赦之罪。

董益三原本是被戴笠培养起来准备接替魏大铭的——电讯处处长魏大铭动了戴笠的“饽饽”，戴笠早就想把魏大铭干掉了。

董益三被戴笠送往美国学习电讯，两年后学成回来，戴笠已经坠机，毛人凤已经提拔了杨震裔为处长，名为“少将专员”，基本“失业”的董益三只能去投靠他在美国学习期间结识的康泽。

董益三能当上第十五绥靖区第二处处长，是康泽专门点名提拔的，康泽当时对董益三可谓情深义重，董益三报到那天，康泽热情地握着他的手：“我们现在同事，将来也同事。”

康泽一语成谶，后来真跟董益三在战犯管理所做了同学，又在文史专员办公室成了“新同事”，不同的是董益三在1960年第二批特赦，而康泽则是1963年第四批特赦。

一般来说，“同一个战壕”被俘的高级将领都会互相照应一些，比如在淮海战役被俘的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文强，就在杜聿明特赦问题上帮了大忙。

杜聿明的名字差点被从第一批特赦名单上划掉，是因为他有两条不赦之罪，一条罪是放毒气弹，另一条罪是杀了七个武工队的人。后来是文强出面替杜聿明作证：“那七个武工队员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放毒气弹的事情也与杜聿明无关——我们手里没有毒气弹嘛，那是南京派空军来投的。”

正因为文强出面作证，再加上那七个武工队员也找到了，杜聿明才得以第一批特赦，为此杜聿明十分感激：“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董益三跟文强一样当过“叛徒”和“特务”，但做法却截然不同，董益三在材料中大揭康泽之罪：“康泽用对待樊城西门外民房的老办法，用黄磷弹把襄阳南门外靠近城墙的居民房屋都烧光了。”

董益三轻描淡写之间，一句话揭了康泽两宗大罪，康泽能第四批特赦，已经是十分侥幸了，比康泽早两批特赦的董益三当了文史专员，还在继续揭发康泽：康泽在苏联留学（跟吴敬中、余乐醒、郑介民一样，康泽也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邵力子夫人傅学文酒后吐真言，表示自己嫁给邵立子，是有机会接近并刺杀蒋介石，“康泽坐在角落，佯装大醉，悄悄启开了衣袋里的窃听器。半月以后，从莫斯科飞抵南京的当日，他手上的窃听器就交到了蒋介石手里。”

董益三不留情面，也不讲义气，黄维、沈醉、康泽都被他收拾得没脾气，想报复反击，也没有机会和胆量。

据黄维回忆，他被董益三扇了耳光之后是想打回去的，结果被群殴了：“这时，组长、副组长人多势众，大兴问罪之师，并向我动起手来，我便回手迎战，因为用力过猛，自己却跌倒在地上，脸也碰破了。”

黄维脸破血流，沈醉也没好到哪里去，宋希濂接到董益三密报后，把沈醉批得“欲哭无泪，声嘶力竭”，康泽不像杜聿明那样有“讲义气”的部下，所以特赦较晚——康泽既是与戴笠徐恩曾齐名的特务头子，也差点成了老蒋的接班人，特赦康泽就像特赦杜聿明一样有特殊意义，但是由于董益三的揭发检举，特赦康泽的事情只能往后推，康泽离开功德林进了文史专员办公室，董益三已经是“老资格”，康泽想“报复”也不可能了。

黄维、沈醉、康泽都拿董益三毫无办法，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对这个原军统局电讯处少将副处长、第十五绥靖区第二处少将处长，又会作何评价？这个能在战犯管理所把黄维打得脸破血流、把沈醉批得欲哭无泪、揭发康泽不赦之罪的董益三，究竟有多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