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岁老人递交申请后续！如何定义，以及为何要寻找“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此前本报报道了“家住南京燕子矶的95岁老人王广珍，近日通过亲友联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递交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申请”，2月24日，家属告诉记者，纪念馆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跟进此事。除讲述父亲被害经历，村民受难的过程，老人还提及，在村里的晒谷场上，还有许多中国军人被日本鬼子杀害，从军人尸体身边爬过，也成为她的恐怖记忆。

接下来是否认定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还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关于如何准确界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记者采访了国内首批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专家、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孙宅巍。

如何定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不断出现在国内外各种场合；2004年，南京市又成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并开展了富有成果的援助活动。据孙宅巍溯源，“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一词较早出现在1985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一书中。该书“前言”称：“据最近调查，全南京市在一九三七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时的受害者、幸存者、目睹者，至今仍健在的有一千七百余人。”1994年，陈安吉先生为一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作序时，又将1700余人统称为“‘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1997年8月，陈安吉先生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报告中，重新使用了“仍健在的幸存者、受害者共1756人”的提法。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朱成山馆长则在《南京大屠杀幸存受害者的调查报告》一文中，将此1756人统称为“幸存受害者”。

但是，何谓“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广义说，所有当时身在南京、未在南京大屠杀中死难者，均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狭义说，应当是在南京大屠杀的某一场或某一次屠杀中，被列为或实际成为被屠杀对象，而幸免于难者。

孙宅巍说，首先，这些“幸存者”均以南京大屠杀为主要背景和依托。其次，这些“幸存者”又均与暴行中的遇难者共存。可见，“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幸存”于南京大屠杀的时空范围之中，越此，便只能一般地称为“日军屠杀幸存者”，而不能冠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名义。“南京大屠杀”的时间范围应以1937年12月上旬至1938年3月为宜；其地域范围似以南京市的12个行政区以及直接与南京市毗邻的江宁、江浦、六合3县为宜。二是，“幸存”于生命直接受到过枪击、刀刺、活埋、火烧等威胁生命的暴行之中。那些经历了不以伤害生命为目的的各种暴行的人，均是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不宜一概称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孙宅巍说，各个时期不同场合的不同提法，至少可以说明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不能将所有当年生活在南京、未遭杀害的人，通通都称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第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受害者、目睹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不能将三者都包含于“幸存者”一类之中。第三，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受害者、目睹者的定位，以及准确的称呼，有待规范。

孙宅巍表示，在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定位中，还应区分几个不同的概念。

一是广义的幸存者和狭义的幸存者。狭义说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必须是在南京大屠杀的某一场或某一次屠杀中，被列为或实际成为被屠杀对象，而幸免于难者。广义说来，所有身在南京、未在南京大屠杀中死难者，均可称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这两种说法都可以成立，也都符合情理。社会的认知似乎更倾向于狭义界定。狭义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死里逃生，对日军的屠杀暴行，有切身的感受，其陈述具有特殊的视角；且由于他们多数身体受伤，精神受到较重的伤害，其晚年生活更应受到社会的关注。

二是受害者与幸存者。幸存者都是受害者，但受害者并不都是幸存者。幸存者之外的受害者包括：1、自己未被列为屠杀对象，但因亲属遭杀害，而间接受害者；2、虽未被列为屠杀对象，但遭到奸淫、抢劫、劳役、体罚、恐吓，以及房屋被烧者；3、为躲避日军屠杀及其他暴行而离家逃难者；4、其他一切因南京大屠杀的恐怖环境而受到肉体上、精神上伤害者。

“受害者”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受害者，系指自己的肉体、生活直接受到了日军暴行的伤害；广义的受害者，则包含了所有生活在大屠杀恐怖环境下的人们，即包含了只受到精神伤害的人们。受害者与幸存者之间，受害的程度孰轻孰重，不能一概而论，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说来，受害者同幸存者一样，由于他们身体受到了日军不同程度的伤害，而使得他们的陈述，比之一般的目击者、见证者的陈述，更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同样，他们的晚年生活，也应更多的受到社会的关注。

三是目击者与幸存者、受害者。幸存者、受害者都是目击者，但目击者并不都是幸存者、受害者。单纯的目击者，并没有直接受到日军暴行的伤害，但他们亲眼见到了日军的暴行。目击者“目击”的内容也比较广泛，包括日军暴行行为的过程及暴行后的惨状。他们的陈述，对于揭露和研究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乃是不可缺少的资料。同时，由于所处地位的不同，他们所目击到的日军暴行有可能比直接的受害者，视角更广，范围更大，内容更多。他们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受害者一样，同样是从极为恐怖的暴力环境中走过来的。为了肯定他们对揭露日军暴行所作的贡献，为了慰藉他们曾经受到伤害的心灵，社会也应给予这一今天已经所剩不多的特殊群体以应有的关怀。

为何要去找寻“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人们费了很大的力气，从数百万人口中去搜寻那千名左右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孙宅巍表示，不外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亦即社会对于他们有两个方面的需求：一是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进而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需要，即实证的需要。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实证，主要依据文献和口述这二个方面的资料。不言而喻，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能够为此提供最生动、最真实的口述资料。事实上，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许多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论著，都大量使用了这些幸存者的陈述。幸存者们不断在国内外作报告，也对国际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长期以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在作为证人为历史举证、参与对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和歪曲历史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是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和宣传的重要人证，他们的证言是南京大屠杀历史的重要口碑资料。”

二是在社会不断进步和提高文明程度的同时，有给予这一特殊群体以特别关注的需要。希望通过此举，让社会各界都来关心和参与这项事业，都来关爱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这些历史见证人，让他们在饱经历史沧桑之后，能够尽可能享受到来自政府和社会各界给他们的温暖，使他们能够在晚年，得到社会政治和生活上更多的帮助和慰藉。幸存者们年事日高，大多带有伤痛，愈来愈需要得到社会更多的关爱；而社会也愈来愈需要通过对他们的特别关爱来显示自己的文明与进步。这种需要，如果说在上世纪80年代调查时还不是十分明显的话，在今天变得日益显著了。人们以何种态度来对待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已成为衡量我们社会进步与文明程度的标尺。

孙宅巍说，所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受害者、目击者所留下的记忆，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是一个有着特殊经历的社会群体，他们都应当受到全社会的尊重；他们的晚年生活，应当受到全社会的特别关注。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楠

校对 陶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