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管理所的四个特殊中将：两个嘴硬两个头铁，他们特赦的时间也大有玄机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在北京功德林高级战犯管理所，有一百多个将军级战犯，其中不乏黄埔毕业的老蒋嫡系，仅黄埔一期的，就有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仙洲、范汉杰、曾扩情、刘嘉树、马励武、周振强、郭一予等十多人，某些网文说“功德林关了八个黄埔一期生，枪毙了一个”，那明显是瞎掰：功德林不止十个黄埔一期生，笔者在特赦名单上粗略一数，就至少有十三个，而且别说黄埔一期生，就是功德林其他派系的战犯，也没有一个被枪毙——当时的政策很明确，一个都不杀。

正因为知道自己绝不会被处死，所以有些将军级战犯都比较“嚣张”，比如咱们今天要说的这四个中将战犯，两个嘴硬两个头铁，最后居然都活到八九十岁，有一个还被授予“世纪老人”称号。

曾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中将处长、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的文强于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他就是“嘴硬战犯”中最突出的一个。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承认，当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从山东转运到北京，只要写一个认罪材料，就可能出去了，但是他坚决不写：“我想，我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写悔过书……过了几天，又让我写悔过书。我想我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代孙，就是不写！这样，我二十六年半之后才特赦出来。”

文强参加过南昌起义，领导过二十三个县的红色根据地，他的资历有多深，我们看看《特赦1959》中的刘安国就知道了——刘安国的历史原型就是南昌起义时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连长的文强，此人后来还当过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川东特委书记，因为被捕获救后受不了省委代理书记罗世文的审查而一怒离开。

文强到上海寻找组织不遇，最后才经程潜、张治中等人作保脱党并入“参谋本部”第二厅当了上校参谋。

文强的嘴硬，电视剧《特赦1959》中刘安国展示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他犯起倔来，谁也拿他没办法。

文强的嘴硬，是心里知错而嘴上不认，而且还有点撒赖的意思——文强在《口述自传》中承认：“毛大哥开始认识我时，我就跟他抬扛子。以后，我跟他抬扛子非常之多。我把他叫做毛大哥，我们之间并无拘束。”

亲戚之间抬杆子说笑话没关系，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文强依然嘴硬抬杆子，那就太不合适了，所以尽管他没有出卖过一个同志，在军统期间主要从事对日谍战，在淮海战场保护并护送走了一批突袭杜聿明指挥部的武工队员，但还是没能像杜聿明王耀武那样第一批特赦，就连前六批特赦名单上也没有他的名字，直到1975年战犯全部特赦，文强才跟黄维从战犯管理所直接出来进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还当了文史专员学习组组长、文史军事组副组长。

很多人都说文强要不是嘴太硬，早点认个错，根本就不用再战犯管理所学习二十六年，但是文强自己也承认，他就是嘴硬而已，其实他早就知道自己走错了路，他对我党的改造政策是十分感激的：“从1949年1月10日我被俘那一天起，我认为自己一直在红旗下生活。我活得这样长，我家二十代以内都没有九十岁以上的人，我活到九十多岁，感觉非常圆满，感觉越活越有意义，我还有充沛的精力，不知老之将至。2000年世界老人节，《北京青年报》把我评为‘世纪老人’，把我的照片登在报纸上，我到人民大会堂领了奖，还上台讲了话。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文强说自己长寿的秘诀就是心里敞亮，为此他还嘲笑过另外一个嘴硬的中将战犯黄维：“我特赦出来后，廖运周也参加了我们的宴会。黄维一见他，鼓起两只眼睛，不跟他说话。我说：‘现在看起来，我们是错误的。他们有他们的道理，恩恩怨怨不要总记在心里，付之一笑就对了嘛。黄维说：‘你付之一笑，我笑不了。’天下多少事，都是转眼间，跟做了一个大梦一样。黄维比我大三岁，他死了十几年了，我这个人还在。”

黄维享年比文强少，但他也算个长寿老人：1989年3月20日，黄维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文强生于1907年，病逝于2001年10月22日。这两位老人嘴硬了半辈子，却都成了长寿老人，看起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生活和医疗条件，在当年也是相当不错。

黄维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中回忆：“三年困难时期，我们还不困难，我们照样吃，感觉是感觉到了，那时猪肉吃得少了。我们自己还喂猪喂鸡，生活没受到什么影响。粮食虽然也定量，每月四十五斤，但是亏空了另外可以报销，等于不定量。有些年轻的很能吃，我那时也很能吃，大馒头一顿要吃四个。”

为老蒋卖命时落下的一身旧病在功德林痊愈，吃饱喝足的黄维有了精神头：“那时我对学习非常抵触，常常说些挑衅性的怪话或做些挑衅性的动作。功德林里的人，无论管理员或同犯，都认为我最顽固，事实也确实如此。”

沈醉在回忆录中也措辞提到黄维怼人不分场合，甚至口不择言，为此原军统局电讯处少将副处长、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情报处（第二处）少将处长董益三还打过他耳光。

黄维跟文强都很嘴硬，所以这两个中将都是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而头铁的两个中将，则是1959年第一批特赦：这两个中将头铁到真的敢对自己的脑袋下家伙，而且居然还都没死。

说到头铁，看过大决战电影电视剧的读者诸君，肯定会想到文强的上级、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他被俘后两次自杀，用石头（也有说是砖头，可能是一次用石头，一次用砖头）把自己打得头破血流。

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机要参谋的苏荣在《我负责看管战俘杜聿明》一文中回忆：“他死意已决，就在卫兵离开之后不久，杜聿明找到一块石头，猛击自己的头部，血流得蛮多的，满脸都是血。”

杜聿明自己也承认，他在被俘前“凶顽气又来了”，拔出手枪手枪对着自己的脑袋就要扣动扳机，结果被副官抢去了。

同样用手枪对着脑袋，却被手下阻止的，还有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这个宋希濂头铁脖子硬，被俘后进了白公馆也不老实：当时有记者要给他照相，他拼命挣扎还破口大骂，记者刚要按快门，他就用力地把头扭开，最后只好一左一右站了两个记者，他往哪边扭头，哪边的记者就按快门，这样才勉强拍下了他的一张“正脸”。

特赦后的宋希濂回忆此事还忍不住哈哈大笑：“有这个事……当时我思想上很反感，心想你们把我抓来也难以活命了，还照什么相？如果报上一登，人家看到我们这些人的狼狈样子，昔日的声威岂不荡然无存？要死也要死个骨气，决不能丢这个脸！于是，我把心一横，准备捣乱。待解放军干部举起相机，对好镜头，就要按动快门时，我突然转身扭过头去。如此反复了四五次，气得那位干部因完不成任务而捶胸顿足！”

宋希濂就这样梗着脖子进了白公馆，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回忆：“他在重庆的几年中，谁都不敢惹他。”

在重庆羁押期间，跟宋希濂在一起的还有王陵基、徐远举、周养浩、沈醉，这些人都不敢惹宋希濂，可见其头铁程度，连战犯中唯一的上将和一大帮少将特务，也都要让他三分。

头铁的杜聿明享年七十七岁，宋希濂享年八十六岁；嘴硬的黄维享年八十五岁，文强被享年九十四岁，这四位虽然行事风格大不相同，但在当年，却都算得上长寿老人，

为什么头铁两个中将的第一批特赦、两个嘴硬的中将最后一批特赦，读者诸君是否从中悟出了一些处世的道理和人生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