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留京苦守一承诺，最后为何沦为汉奸？蒋梦麟：这不是他本意

"把一切损害与侮辱看作浮云",这是对狱中的周作人最贴切的描述。他,是我国著名文学家鲁迅的二弟,这是他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新中国建成之后,

他被抓了起来，根由是他曾在日本人和国民政府手下做官，有多少人知道他做官的始末呢？一句汉奸在他身上扣了多久。

初识作人

抛开历史给周作人的所有评价,他在当时的年代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有识之士。自小读书，启蒙，入学，一步都不落下，他成长的时代，我们国家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被迫打开大门，迎接西方先进文化的半殖民地国家。

我们的学子在那个年代几乎是振兴我们民族唯一的希望，我们需要更先进的技术，需要更先进的科学。

1901年秋天周作人进入南京水师学堂求学,为了更好地学习知识，1906年他奔赴日本留学,此后他又进入东京政法大学和立教大学学习文科,学成后于1911年夏天回国。

他的工作也像他的学业一样顺遂,自回国伊始他从事的每一份工作都受到了高度的认可，1917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开始工作，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里他结识了一生的挚友。

他的从业经历也从一些方面说明了他并不像兄长一样锋芒毕露,要像一把利刃一样剖开这世间腐朽的一切,他总是温和的,会以一种与时间和平相处的方式来温柔而坚定的达到自己的目标。

他的温和并不会软化他对信仰的坚守,从他进入北大执教到爆发运动，只有短短两年时间，就是这两年，他与他的好朋友们干成了这么一件大事，他们把他们所追求的真理，播种在了中国这片土地。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除了历史课本上常提的陈、李、胡、鲁外，还有很多大家并不熟知的，周作人就是其中之一。他参与发起文学研究会,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主持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还是《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

在革命火把燃起的最初时光里，他也曾是拾薪者。他还积极提倡以人道主义为本,坚决反对宣传封建迷信以及一些非人的文学，与同时代很多留洋归来的先进者一样，他们对国外的先进文学思想有所涉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也一样的尊敬和热爱，他们的喜爱，庞杂而不统一，哪一样都舍弃不下。

于是都紧紧攥着.这也和周作人的性格一样，不能和而一统,也会一再坚持.这也是印证了之后他的人生为什么不会一片坦途--对于信奉的，坚持的，不论多难,总会坚持到底。

乱世中做出抉择

战争爆发后，昔日的北平,文化,政治,经济的中心,也早已不复往日盛况,陷入一片混乱。为了保护国家的文化财产，为了保护我们的学者、学子的安危，两者取其轻，最终北京大学决定南迁。这样的情况下,周作人却决定留守北京,众人的劝说最终也没有成功。

再后来就是关于他为日本帝国效力的消息,消息流传开来,人们从震惊,迟疑,不信,到最后接受,惋惜,纷纷痛骂他的汉奸行为，人们不理解为什么当初发起新文化运动的领路人短短时间内就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果真是人心不古吗？

他的诗,他的追求,他的信仰,都曾明明白白书写着这不是他会做的选择,那么,为什么呢?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在回忆录中写过："在抗战爆发初期，北京大学决定南迁之时，他拜托周作人说，你不要走，留下来照顾校园。于是,他果然没有走,后来因他在抗战时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抓起来关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要的东西和钱。记得有一次,法庭取证问我，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这是否属实。我也明确回复证明确有其事。"

从这篇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当初周作人留下,是一个承诺的力量.那是他的校长拜托他照顾那个处于战乱中众人无暇顾及的学校,而他不顾危险留了下来,因为这在他心里是对的事情。至于成为日本人和国民政府的官员,这从字面无可辩驳,只是事情的起因,并没有那么和平。

日本人占领北平之后,大肆宣传构建东亚共荣圈的思想,这一事件的推行需要亲日的中国学者来辅助完成,具有日本留学背景,妻子是日本人并且名声在外的周作人成为上佳之选,日本人便对他进行了谈话,不出意外,周作人拒绝出任官职。紧接着就发生了元旦遇刺。

一个谎称是他学生的人元旦的时候求见周作人,结果一见面就开枪击倒了他，随后日本宪兵队以极快的速度进驻了周宅，对这里进行把控，美其名曰保护。

周作人心知肚明，刺杀不过是日本人对于他不配合的一丝惩戒,他虽然并不畏惧死亡，但是无谓的死亡却是毫无意义,还有违校长的嘱托，他死后学校还能托予谁保护，任职不过是悔一人名声，自己反而还可以保护想保护的东西，总比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反而受制于人更有实际帮助。

思定之后,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来完成承诺,他接受了任职。

在他任职期间，他从未做出残害同胞的事情，而日本人和国民党所看重的也不过是他在文化领域的声望和影响力，他们希望通过他来说服国人接受他们所鼓吹的文化所掩盖的侵略本质。

在其位，谋其职，他要安然地活着，完成嘱托，就要发表一些有违本心的言论，因为这些，他甚至与关系最亲厚的兄长断交了。他的付出却一度不被政府认可。

护佑友人的子女

被口口声声讨伐着,却也被人真诚地感谢过.这源于周作人对李大钊子女的忽悠。

周作人1917年入职北大任文科教授,李大钊1918年任北大图书馆主任.1919年左右,相同的信仰将两人推聚到一起,互相引为知己.同在一个战壕携手参加新文化运动,共同清洗封建传统文化.二人又对俄国革命表现出一致的热情,越来越多的事情将他们二人的理想信念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好景不长,1927年4月6日,周作人得知了李大钊即将被执行死刑的消息,得知国民政府在搜索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他先是嘱托朋友要将友人之子藏好,更是早两个星期之后将其带进城里,让他住在自己家中.此后为他化名杨震,并送日本留学。这段记载得到了李葆华先生的证实。

他对李大钊子女的照顾不止这些。1933年李夫人病故,在周作人的帮助下,其女李星华入孔德学校半工半读。1939年8月,星华带弟弟光华从老家来到北平,周作人安排她在伪北大的会计室做出纳员。1940年星华带光华和一个三岁的孩子去延安,周作人为她预支了薪水,还提供了良民证......

他做的一切事情都未曾声张，都是默默地做着。纵观周作人的一生，他少年留学，醉心文学可也关心时政，学成之后毅然回国，走上以文笔抗争的道路。以笔杆子为武器慢慢与那个封建腐朽的社会周旋，该冲出去的时候从不退缩，该退一步的时候也退回来，大丈夫能屈能伸，毫不作为。

时局动荡却坚守承诺，困守北平。被迫入伪政府为官也成为他"晚节不保"的证明，他并未多加解释，反而利用那一份便利最大程度地救助了挚友的孩子，给了他们活下去并且尽可能好好活着的可能。

他做的事情不多,可是也不少.当时的年代,不适合妄加评论太多,只是一个在狱中尚且能做出几十首小诗来消遣生活的人,他的胸襟不会着迷于那几个官职,应该有比那更深厚的东西值得他去追寻,比如要遵守的诺言,要护住的人,要护住的物。

对他来说,那些损害与侮辱,大概从未进入过他的世界吧,一如浮云,风来即散。

文/盛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