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看史料才知道：1975年黄维特赦后，为啥还想要把抓到的军统特务都砍头？

1975年3月19日，原蒋军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和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一同特赦。

黄维对战犯改造政策是十分感激的，他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中感慨：“当我拿着特赦通知书回到自己的房间时，禁不住热泪盈眶，失声痛哭。假如我仍旧在旧军队里，得了病就得离职回家。我黄某人的家底并不算厚，经济力量毕竟有限，即使典当一空，恐怕也未必能支付得起医治十年的那一笔数量可观的医疗费用。”

功德林救了黄维的命，这一点他到什么时候都念念不忘，他同时念念不忘的，还有那些在被俘前与他“共事”、被俘后与他“同学”的军统特务，他1975年特赦后还在发狠：“如果我是共产党，抓住了军统特务，就把他们统统砍掉脑袋！”

黄维在蒋军高层中有“书呆子”之称，他的老部下、同属“土木系”的十八军军长杨伯涛一直说黄维打仗外行，第十军军长覃道善因为奉黄维之命在逃跑时使用毒气弹，还差点丢命——覃道善一开始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后又改为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并于1961年与廖耀湘、林伟俦、韩浚等人在第三批特赦。

黄维与杨伯涛、覃道善的恩怨纠葛，直到先后辞世也没有解开，孰是孰非，各说各的理，连当事人也争执不下，咱们也没必要揪住不放，还是来看看黄维为什么如此仇恨军统特务，甚至想砍特务们的脑袋。

我们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看到，徐远举和周养浩这两个少将特务经常找黄维的麻烦，在真实的历史中，情况其实更糟：原军统局电讯处少将副处长、第十五绥靖区情报处长董益三在功德林还打过黄维的耳光呢。

被特务挤兑甚至殴打，还真不是黄维仇恨特务，甚至想把特务统统砍头的根本原因，在双堆集被俘之前，黄维跟军统特务就冰火不同炉，以至于特赦之后也不能释怀，所以跟同为文史专员的文强（文强也曾是军统少数几个中将之一）和沈醉的关系还算凑合，但对董益三却是恨意难消，在回忆录中还详细描述了董益三如何对他动手。

与王耀武、杜聿明、宋希濂、沈醉等第一二批特赦人员要到京郊农场熟悉一年社会环境不同，文强和沈醉是直接进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当了专员，而且黄维的工资，跟已经是政协委员的杜聿明、宋希濂一样，都是二百元。

1975年的二百元能买什么，笔者不知道，笔者九十年代初上班的时候，基本工资好像也才六十多元，杂七杂八加上，也就三百元左右，据前辈回忆，一个小学教师，在七十年代也能凭三十六元月薪养活一大家人。

黄维在感激的同时，又想起了那些特务：“过去旧社会对待犯人是什么样子？国民党对待共产党是什么样子？这些是大家都知道的。在国民党的监牢里，是不管犯人的死活的，死了活该！”

军统监狱灭绝人性，黄埔出身的黄维当然看着也很不顺眼，但这还真不是他要砍特务脑袋的主要原因。

哈工大毕业后进入全国政协“落实统战政策办公室”工作的王景春因为是“陈赓的学生”，所以黄维跟他格外亲近，两个忘年交有时候还会开一些玩笑。

有一次黄维对着王景春“显摆”：“我二十岁当团长，二十四岁当旅长，二十七岁当师长，三十四岁当军长。我当十二兵团司令时，年仅四十四岁。可以说是飞黄腾达。说我曾经很反动，可以！我能接受，但说我是笨蛋、是草包，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一不是笨蛋，二不是草包。”

王景春跟“师叔（黄维比陈赓小一年零一天）”熟不拘礼，也顺口开玩笑：“您别吹了！在淮海战役时，您被解放军打得全军覆没。”

黄维给“师侄”讲了一大堆理由，最后一拍脑袋想起来了：“当时还有个很具体的情况，是我被俘后才知道的，就是我的通讯副官是地下党。当时，我的行动命令一发出，解放军就知道了，我的部队一举一动，解放军那里了如指掌，其原因就是我的通讯副官给报信儿。”

这就是黄维痛恨军统特务的原因之一：这帮狗特务只知道窝里横，捞钱都是“行家”，搞情报比狗屎还臭！

黄维告诉王景春：“国民党内坏人很多，共产党恨他们，我也恨他们，骂他们。比如像戴笠、毛人凤等，这些家伙总是在背地里整人、杀人。有本事战场上见，明刀真枪地干，背后打黑枪、杀人算不得英雄。”

在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担任过近二十年小组秘书的汪东林回忆，黄维不但痛恨军统特务，顺带还对戴笠的“同乡”也有成见：“江山在浙江地处偏僻，比较穷，但解放前出了几个大名人！戴笠、毛人凤、毛森，都是特务头子！我个人在国民党时代也算是军界的上层人物了，但我从来反对蒋介石重用军统搞种种特务手段，可因为蒋介石喜欢他们，谁也反对不了。在戴笠红得发紫时，我就远离他们，也不让我下边的人同军统的人打交道！”

黄维跟汪东林关系也不错，但他得知汪东林也是江山人之后，还是问了一个比较古怪的问题：“戴笠从老家招了许多青年学生当了特务，你们家有人吃军统这碗饭的吗？”

听黄维的意思，如果汪东林有亲属当了特务，他就不愿意跟汪东林交朋友了。汪东林实事求是地告诉黄维：“我父亲是徽商、开店的，没有人吃军统饭。解放初期我在江山老家读中学，江山抓住的小特务，我亲眼所见枪毙了不少。”

黄维大为欣慰，也有一点遗憾：“我要是共产党，抓住他们就砍脑袋！这帮家伙手段卑劣恶毒，不但残杀共产党，还杀害其他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人！我们这些军人也曾反共，但我们是在公开战场上，明对明、枪对枪，犯的是战争罪！我一直认为，我们军人在战场上，与军统那一套手段是有区别的！”

黄维虽然倔强，但也不是不肯服输，起码他对陈赓这位老同学是十分佩服的：“我一个机械化兵团全军覆没，我这个兵团司令负重大责任，但蒋介石总指挥责任更大！不过我的对手是陈赓兵团，他是我黄埔一期同学，在黄埔军校他就赫赫有名，比我强，败在陈赓手里，我服……这个人很能干，能打仗，是员武将，难得的人才，他救过蒋介石的命，校长对他十分器重。”

是非恩怨分明的黄维对击败自己的陈赓心服口服，却对自己同一阵营的军统特务恨之入骨，这就很有意思了，读者诸君看了上面的回忆录，肯定也能发现黄维恨特务的三个理由，或者说三个原因，这些理由和原因，还真跟董益三在战犯管理所打过黄维无关。

前一段时间有人拿“美国南北战争无战犯”说事儿，反对者的批驳都没说到点子上，其实只要问一句，就能把那家伙怼得哑口无言：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有白公馆、渣滓洞、息烽集中营吗？

军统特务对手无寸铁的被捕者滥用酷刑并进行大屠杀，放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是严重犯罪，难怪连黄维也想把他们统统砍头：其一，军统特务残暴；其二，军统特务无能；其三，军统特务贪婪。

许多被俘蒋军将领都不愿意搭理同在一个管理所的特务，黄维说得比较直白，但却也不无道理，读者诸君对徐远举和周养浩等人的罪行，肯定也都有所了解，于是咱们最后的问题就出来了：黄维特赦后还念念不忘要把军统特务统统砍脑袋，除了咱们总结的这三点，是不是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黄维在内战中使用毒气，和徐远举周养浩等人在监狱和集中营的罪行相比，哪一类更不可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