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少将投诚，对军管会代表低语：我1924年就入党了

前言

1949年的一天，台湾一学生中午放学后正在吃饭，突然有人出现将他抱走，塞进一辆早已等候多时的汽车里。

随后，那辆汽车风驰电掣般开往基隆港。

就在那名学生被安排登上返沪船只后，一辆轿车在船只启动之际飞驰而来，

陈诚夫人从车上跳下来，朝着船上不断挥手，大喊道：

“不要走！危险！”

那名学生究竟是何身份，为何会惊动陈诚夫人？最终结局如何呢？

年幼种下反帝救国思想

那名学生名叫汪仲远，他登上返沪船只之所以惊动陈诚夫人，是因为他父亲的身份。

他的父亲名叫汪维恒，是国民党少将。

1896年，汪维恒出生于浙江省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五岁的时候，汪维恒的父亲救助了一名受伤的义和团小头目在家养伤。

期间，这个义和团的小头目给年幼的汪维恒讲了很多关于清政府腐败无能、义和团反清、反列强的故事。

自此，

反帝救国的思想，铭刻在了汪维恒的心里。

22岁的时候，为了接受维新思想，汪维恒远离家乡，辞去小学教员的工作，到上海法文翻译学校求学。

一年后，他投笔从戎，来到北京军需军官学校学习。后来，他又被派往浙江，并在这里

结识了共产党人张秋人，从张秋人那里，他了解到了革命思想。

1924年，汪维恒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

组织上派汪维恒加入国民党。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组织上调汪维恒到家乡诸暨县担任县委组织部长。

在诸暨县委积极准备发动暴动之际，由于出现意外，导致暴动计划暴露，组织上立即决定，让相关负责人撤离。

按照县委书记金城的指示，

汪维恒前往南京打入国民党军需界，等待组织上派人与他联系。汪维恒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十多年。

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很多地下党人被捕、被杀，亦或是远走他乡。这个特殊时期，一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或者就无法证明身份。

因此，汪维恒只能按兵不动，默默等待。

来到南京后，汪维恒找到了之前军需军官学校的经理处长，时任国民党中央军校经理处长陈良。

在陈良的介绍下，汪维恒进入了国民党军需署经理法规研究所学习了3个月。

随后，

汪维恒就被派往中央军校总部、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担任少校军需科长。

期间，由于汪维恒为人正直、清廉，工作能力出众，在军中声望逐渐提高。

后来，陈良还将他推荐给了胡宗南。

胡宗南也非常欣赏这位能力出众、作风优良的军需军官。

随即让他与自己转战河南等地，建立后勤基地。

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这些年，汪维恒一边等待组织上的联络，一边利用职务之便，对地下党员进行救助、转移。

一直到10多年后，南京地下党负责人偶然得知，刚刚走马上任的国民党军政部联勤总部技术委员会副署长叫汪维恒。

陈修良觉得这个名字有些熟悉，经过仔细回忆，

陈修良想到自己曾在中共诸暨县委旧名册中见过这个名字。

那么，此“汪维恒”是彼“汪维恒”吗？这两人究竟是否是同一人？

随后，陈修良派人对此进行查证。查证结果显示，此时在国民党混得风生水起的这个汪维恒，就是曾经的共产党人。

陈修良大喜，立即派人去试探汪维恒的态度。

于是，经过李克农的首肯，中共南京谍报机关派出史永去找汪维恒。

史永问汪维恒：

“你是否愿意为党做事？”

此时，汪维恒并不知道史永不清楚自己是受命潜伏，还以为是党组织派人联系他了。

于是，汪维恒也没有多说什么，当即表示愿意。至此，汪维恒重新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接下来，汪维恒毫不犹豫地将国民党的相关情报，悉数交给南京市委。

看到延安方面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番号人数，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疑惑不已：

“怎么搞的？延安掌握的信息为何比我们还要翔实？”

与此同时，为了更多更深入地了解掌握胡宗南部队军事力量的各种情况和动态，为我党革命工作，汪维恒还花费大力气来办军需培训班。

1938年左右，胡宗南部迫切需要大量经理人员。

于是，汪维恒向胡宗南建议，在学校成立一个短期经理训练班。胡宗南同意了这个提议。

很快，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军需实习班诞生，汪维恒兼任班主任。

看到汪维恒如此强大的组织能力，时任七分校教育处长何奇曾和汪维恒开玩笑说：

“你真有办法，你选的是个金刚钻的班子。”

为了培养好人才，汪维恒特别提出：

现在贪污遍地，风气很坏，学生出去，一手拿钱，一手拿物，倘不打点底子，出去就很危险。要搜集历史上民族英雄，爱民官吏，清廉操守、道德高尚的古圣先贤写成讲话教材，讲授给学生听，并明文订入正式授课时间，由学生分组讨论，所有教官均须出席指导，然后再将讨论情况进行总结，在全班升旗时讲解。

另外，还要考察学生接受的反映与思想倾向。

由此，逐渐形成了军需实习班的独特学风。

期间，汪维恒住在西安，每星期来一次或两次学校。

这个班办了两期，毕业学生一千余人，大部成为汪维恒领导的军需工业和军需部门的骨干。

这些学生出去后，未发现大的贪污问题，成为汪维恒得心应手的部下。

汪维恒此举既解决了胡宗南的需要，还与学生建立了师生关系，密切联系，为革命工作做好铺垫。

1942年，蒋介石秘密策划剿共。胡宗南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准备对八路军控制的陕甘宁边区发动袭击。

危急之下，汪维恒立即赶往重庆，将他掌握的国民党的情况，详细汇报给周恩来等人。

有了汪维恒提供的情报，蒋介石的企图被八路军发现，

蒋介石也因此不敢贸然行动，国共破裂因此延缓。

抗日战争结束后，已经出任南京联勤总部副司令兼经理署副署长的汪维恒，将他所掌握的几乎所有重要战役，以及国民党军队调动、武器弹药等情报，全部传送给党中央。

不过，虽然汪维恒能力出众，很受胡宗南重视，但在国民党内却没有继续高升。因为他太过正直、清廉。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一些高官自诩功劳大，居功自傲，以权谋利，贪污之风在国民党内盛行。

作为国民党军需界的重要人物，

汪维恒难以容忍这样的风气。在反贪污斗争中，他得罪了不少国民党高官。

其中就包括蒋纬国。

一次，汪维恒接到消息称，国民党34集团军某师虚报军饷，汪维恒怒不可遏，立即下令查扣。

经过调查，汪维恒发现，是胡宗南部队一个师长挪用军饷做生意，自制劣质军鞋滥竽充数。

士兵在前线冲锋陷阵，随时可能丢掉性命，却连最基本的军鞋质量都无法保证，这让汪维恒气愤不已。

但是，汪维恒没想到，犯错的那位师长还没受到惩罚，

蒋纬国就与那个师长串通一气，利用自己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密保蒋介石，反咬汪维恒一口。

蒋介石听信了蒋纬国的话，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撤职查办汪维恒。

好在，关键时刻，蒋介石的嫡系大将何应钦及时出面阻止，劝说蒋介石应该先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再做决定。

于是，蒋介石立即叫来汪维恒与那位师长以及军需主任，调查情况。

见到蒋介石后，汪维恒将此事详细汇报，并呈上相关账册。

在证据面前，蒋介石不得不承认自己错怪了汪维恒

，随即取消对汪维恒的彻查令，转而查处那名师长。

汪维恒不仅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更甚。在他掌管西北五省军需供应期间，每逢过年过节，家门口都是车水马龙，

送礼人员络绎不绝，但汪维恒都一一拒绝。

当然，对于收礼，汪维恒也有破例的情况。

比如，

一次白崇禧派人来送礼，汪维恒罕见收下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觉得白崇禧并非蒋介石嫡系，担心军需物资遭到克扣，汪维恒收下白崇禧的礼物，是为了让其安心。

尤其是当时白崇禧的部队在抗日一线，稳住他是非常重要的。

曙光在前，远赴台湾

1948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逃往台湾是大势所趋。潜伏了20来年的汪维恒，眼看曙光就在眼前，却突然接到陈诚的命令：

前往台湾出任台湾第十补给区少将副司令兼任供应局局长，为国民党退守台湾做后勤供应准备。

汪维恒很清楚，此时前往台湾意味着什么，他很有可能和家人一辈子都回不来了。

但是，考虑到自己前往台湾，能够给组织上提供关于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的军事部署、武器配备、后勤基地等军事动向，

他毅然决定不计个人得失，为党的事业做出必要牺牲。

就这样，汪维恒与家人先后前往台湾。

初到台湾，他们被安排住进一栋非常豪华的日式花园平房。但很快，汪维恒就带着家人搬出豪宅，住进了一栋分立式日式平房。新住宅的质量与结构，都比之前的那套房子差很多。

对此，年幼的孩子非常不理解。后来他们才知道，父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新住所环境幽静，有一条隐没在树荫中的小路连接着通向市区的大路，这对他的工作有好处。

另外，

由于孩子们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为了避免子女的无心之过可能招来的灭顶之灾，他把自己的居所同我们的分了开来。

在台湾期间，汪维恒一边传递情报，一边等待组织上的密令，准备随时返回大陆。

终于在1949年的春天，汪维恒接到一封密信，

是组织上要求他立即撤离台湾，返回上海迎接解放。

看完信后，汪维恒既高兴又发愁。因为，当时的他，没有合适的理由返回大陆。

没多久，台湾省供应局宣告解散，汪维恒的上司陈诚也因病住院，

汪维恒便给陈诚打电话，借口自己老母患病，要回大陆看望。

陈诚劝说汪维恒不要“冒险行事”，但汪维恒并没有听。为了避免外界怀疑，汪维恒独自回到大陆，家人都留在台湾。

回到上海后，汪维恒在老上司陈良的推荐下，出任驻沪淞沪区补给区副司令的同时，兼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银行董事长。

随后，

汪维恒利用职务之便，自行开始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

在残留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准备顽抗之际，汪维恒劝说老上司陈良“勿做败局的殉葬人！”陈良听从了汪维恒的劝说，没有给国民党人拨款修筑防御工事。

另外，汪维恒对阻止资金外流、保存上海市府各局的档案、账册，也做出重要贡献，为稳定上海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49年5月，汪维恒以“投诚”的形式，率人与共产党人进行交接。

期间，他对军管会代表顾准低语：“我1924就入党了！顾准惊讶不已，立即向潘汉年求证。确定无疑后，

顾准激动的握住汪维恒的手，连说两句

：“太好了！”

而汪维恒并没有忘记台湾的家人，组织上也没有忘记。关于他们家人撤离台湾的准备工作，早已做好，只等一声令下便会执行。

只是，汪维恒的子女们并不知道这一切。

于是，就发生了文章开头那一幕。汪仲远被塞进汽车后，才发现母亲、兄长、姐姐等人都已在车内。

最终，他们一家有惊无险回到上海。

新中国成立后，汪维恒先后出任税务局长、地政局长及房地产管理局局长。

虽然一直在与钱权打交道，但是，汪维恒始终不忘初心，从未为己谋私。

面对组织上给他们一家分配的洋房，汪维恒果断拒绝。后来，组织上又给他们分配了一个180平米的公寓，汪维恒再次拒绝：

“我要这么大房子干什么？”

最终，他选了一个88平米的公寓，带着一家老小搬了进去。

对于家人，汪维恒也严格要求，不搞特殊。他的女儿从小体弱多病，因为心脏病还开过刀。

结婚以后，一家三代四口人挤在一个缺少光照，用木板隔开的两间底层内。

有人劝说让汪维恒照顾一下女儿，为了她的健康着想，应该给她安排一个阳光充足的房子，汪维恒始终没有答应。

不论什么时候，不论身处多高的位置，汪维恒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

一次，上海一位文化界的名人已经有了一套公寓，但因为结婚，他又申请了一套花园洋房。

对此，上海市房地局的领导非常为难。汪维恒知道后，立即否决了此事。他说

：“要多为普通百姓想一想！”

1971年1月30日，汪维恒去世，终年75岁，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