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遵义会议的抉择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从而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由于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偏离了客观实际，因此新民主主义时期发生了三次“左”倾错误，其中尤以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起长达四年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最大。

六届五中全会将“左”倾错误推向一个高峰，使党和红军遭受重创。1934年，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离开瑞金，开始长征。在惨痛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重大抉择，大多数人认识到一切按共产国际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指挥行事的道路走不通，要独立自主地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

一、抉择前：周恩来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周恩来在党的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任中央政治局常务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是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作为中共中央实际领导核心，在主管军事工作和组织工作时期，周恩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

(一)思想认识上的转变——从“城市中心”到“乡村中心”

党的六大指出中国共产党要以城市为中心才能长期存在，但同时也强调建立工农红军的重要性，指出“游击战争将成为主要的斗争方式，党必须积极领导”。周恩来在六大后，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认识。1929年，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在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一时期，周恩来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是农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中国革命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红军问题。

1930年4月，周恩来在德共机关报《红旗报》上发表了《写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认为中国革命正在走向新的高潮，明确提出“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这样的观点震惊了奉行“城市中心论”的欧洲共产党。

1930年9月，周恩来在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上作了《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报告》。他指出，“现在中心是在苏维埃区域，不仅党是(有)政权的党，而且有红军、赤卫队，而且是要发展及于全国，所以更要加强组织上的领导。”全会根据周恩来的《组织报告》通过了《组织问题决议案》，规定在全国工作布置的原则首先是加强苏区工作。周恩来在《组织报告》中明确用了“中心”二字，指明其存在的条件，强调“是要发展及于全国”，为此，全国工作布置围绕这个“中心”加强苏区工作。

(二)军事行动中的斗争——抵制和抗争军事冒险主义及教条主义

在“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相继发起武装暴动，周恩来较早察觉到“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在实际工作中认真分析并予以制止。这种努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体现得更为具体。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周恩来和朱德一起担负起领导中央红军的艰巨任务，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大规模的“围剿”。而此时，“左”倾机会主义者并未停止对前方军事指挥的干扰，要求周恩来按他们的军事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来指挥战争，周恩来和朱德一起对此进行了抵制。

临时中央和后方中央局发出占领强敌固守的南城和南丰“作战新计划”，要前方“绝对的”执行。面对这个脱离前方实际的错误指示，周恩来连着三次向后方发电，着重对新计划提出不同意见，坚持前方根据战场实际提出的正确战略主张，并耐心地解释军事辩证法原理，但意见并未被博古采纳。抗争没有取得效果，为维护党内团结，周恩来和朱德一起执行了新计划，同时致电中央提出符合实际的部署意见，强调部署将根据敌情、地形的变化灵活调整。他表示，既要在组织上服从，又要在责任和环境上陈述意见。此后中央未再发出新指示，周恩来和朱德坚持了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三)正确道路上的坚持——宣传并维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周恩来是最早向世界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领导的红军的。他在《写在中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一文中说，“闽西苏区包括八县：龙岩、永定、上杭、汀州等城，为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军所掌握。”1930年7月，周恩来到了莫斯科，他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向斯大林重新阐释了中国革命的特点，介绍了红军的蓬勃发展。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对红军的发展作了进一步阐释。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朱德被选为中央委员。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没有受“左”倾教条主义影响而排斥毛泽东，反而对毛泽东很尊重，特别是在军事指挥方面给予毛泽东很多信任，多次征询毛泽东的意见；始终不同意将毛泽东调离红军指挥岗位，一直让他随东路军行动。

在宁都会议上，中央局前后方成员围绕红军作战方针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后方中央局成员则将矛头指向毛泽东，指责毛泽东“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要免去毛泽东在军内的职务，将毛泽东调回后方。

周恩来不同意，坚持把毛泽东留在前方。对此，他提出，“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周恩来在他所作的会议结论中维护了毛泽东，同时批评了后方中央局成员的过分行为。后方中央局成员也因此指责周恩来作的会议结论是“调和主义”。

周恩来认为，在会议中对毛泽东的批评是温和的，特别是对毛泽东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同时也指出对毛泽东，后方同志过分批评了。但周恩来并不同意说他调和，模糊了斗争战线，未展开斗争局面的看法。他再次为毛泽东作辩护，说宁都会议后去探望毛泽东，毛泽东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并没有不积极的态度，同时也表达出希望临时中央能让毛泽东重回前方参加军事行动指挥的想法。

二、抉择时：周恩来在伟大转折中的重大贡献

遵义会议召开经历了长时间的酝酿过程，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前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折损过半，部队弥漫着埋怨和涣散的情绪，失败的重创让李德的威信丧失殆尽，博古因失败感到不好交代，想开枪自杀被制止。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毅然挑起重担，独立支撑着困难局面。

(一)掌大局定军心——为会议召开奠定基础

周恩来首先整顿部队。他命令各部队检查后抛弃、销毁笨重物资，使部队轻装上阵，成为名副其实的“野战军”。接着，在红军的重大战略行动上，周恩来和多数政治局委员们一起反对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并经过斗争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坚定地支持和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

周恩来深刻认识到，为了党和红军的未来发展，必须找到能够使组织，领导和军事战略方向得到根本转变的时机。在遵义会议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周恩来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些会议上，周恩来态度鲜明地反对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观点，坚决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周恩来的坚定支持下，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渐得到了更多同志的认同和支持。

(二)勇担责明方向——为会议成功提供支撑

遵义会议能成功召开，周恩来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作出召开会议的决定，为召开会议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组织保证。他不仅为会议的召开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而且在会议的筹备、安排和组织等方面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对推动会议进程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15—17日举行，会上，博古作主报告，他以种种客观原因来掩盖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敌人力量的强大。博古的报告使得会场充满埋怨情绪。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打破了会议的僵局，扭转了会议方向。周恩来主动承担了责任，并作自我批评，强调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对博古、李德的错误进行了批评。

周恩来和博古作报告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从主、客观上分别作了检查和检讨，一下子纾解了参会人员的怨气，也活跃了会议的民主氛围。毛泽东随后发言，批评军事路线的错误并分析症结所在。周恩来再次表态，完全赞成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

(三)促团结推贤能——为维护领导核心保驾护航

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全力支持毛泽东成为我党我军的领袖并领导红军今后的军事行动。会议决定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决定“以毛泽东为恩来同志军事上的帮助者”。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遵义会议后，周恩来为维护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作了很多努力。1935年3月10日，张闻天在苟坝主持召开了中共负责人会议，讨论攻打打鼓新场计划，会议有20多人参加，会上大家都赞成打，只有毛泽东不赞成，最终会议还是通过了这一计划。毛泽东负气离场，并于当天晚上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两人谈了一夜。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早上通过再开会说服了大家。此时，毛泽东是周恩来军事上的帮助者，周恩来以党内最高军事指挥者的身份支持毛泽东。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维护还体现于在团结中树立毛泽东的权威。红军到达川、滇、黔交界之地“鸡鸣三省”的庄子时，周恩来同博古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他客观地分析了自己和博古身上存在的不足，认为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他首先分析自己的问题，说领导南昌起义失败，就知道自己不行。接着指出遵义会议上博古的讲话没有检讨军事路线错误，让很多人对其领导方式不满，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游击战、运动战经验足，适合指挥目前的战争。对毛泽东要看大处，要抛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席话开解了博古，让博古做出服从革命事业需要的决定。第二天一早，博古就交出了全部的中央印章和文件。

周恩来为大局着想，从全局出发，勇于担当，敢于斗争，善于团结。他将民主与团结结合起来，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和说服教育的办法，消解了博古等人的思想顾虑，减轻了他们的对立情绪，为纠错指明了正确方向，为化解党内分歧和矛盾，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起到了示范作用。

来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24年第6期

作者：刘震生 左娇娇

编辑：胡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