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抗战前期,蒋介石对日作战确实非常坚决,但在几次大型会战失利之后,他又开始想走对日妥协之路。恰好日本也因为后力不足进攻受阻,于是蒋介石又把目光对准了延安,甚至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
然而,即便在外有国民党封锁,内有日军不断轰炸的情况下,毛主席等人仍然指挥前方不屈地进行对日作战,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反倒退斗争,对后方的边区的各项建设,丝毫没有松懈。
1935年11月,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
1937年5月,西北办事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府。
国共合作后改名为边区政府,实行中共领导的新型民主政治体制。
边区内,一切抗日人民都享有言论、岀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及思想、信仰之自由,并实行不分阶级、党派、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的普遍、直接的民主选举。
政权由三个系统组成:
一是民意机关,即边区、县、乡三级参议会;二是行政机关,即边区、县、乡三级政府;三是司法机关,即边区高等法院、分区设高等法院分庭、县法院。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举行,选举高岗为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并选举成立了新边区政府和边区高等法院,林伯渠任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
各级参议会、政府的组成均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人士各占1/3。
政权机构完善后,陕甘宁边区和后方建设步入正轨。
在延安最艰苦的环境中,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把生产与教育列为后方建设的两大任务。后者是小学教师出身的毛主席大力促进的。
毛主席一直没忘记少年儿童和部队战士的教育和文化问题。而这次引起他关注教育问题的,有趣的是,是他一次在路边偶遇两个看毛主席的小八路。
1939年5月26日,毛主席从杨家岭到抗日军政大学去参加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并作报告。
当他坐着美国总统罗斯福赠送给延安的那辆黑色汽车快到抗大校务部门前时,两个小八路急匆匆地跑过来,准备在路边看毛主席。
尽管可能有特务潜藏,但毛主席在延安外出,除带一个警卫班外,没有别的警卫,也不搞什么清道、回避,更没人去驱赶路边的老百姓,因此,无论是谁,只要想,都很容易接近毛主席。此刻,这两名小战士在路边等着就是为了看毛主席。
汽车门打开了,毛主席走下车,看见两个小鬼走了过来,见他们想看看自己的样子,也不回避,反而迎着他们而来。
走近了,毛主席首先和蔼地和他们打招呼,问道:“小同志,你们多大了?”
两名战士确实很小很小。小个儿叫刘长贵,旁边个儿大点的叫安定宝。刘长贵立即回答说:“我14岁,他15岁。”
“你们年纪这么小,为什么要参加革命?”毛主席饶有兴趣地问。
刘长贵和安定宝齐声回答:“为了打日本鬼子,解放全中国。”
毛主席满意地点了点头,接着又问他们道:“你们跑来看我,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您是毛主席!”
毛主席笑着说:“不对!我不叫毛主席,我叫毛泽东。”然后,关切地问起哥俩儿:“你们念过书吗?”
刘长贵和安定宝都低下了头,红着脸轻轻地回答说:“没有。”
毛主席弯下腰,在自己手心上把毛泽东几个字写了一遍,耐心地边写边教毛字怎么写,泽字怎么写,东字怎么写,教完问他们:“记住了没有?”
两个小八路回答说:“记住了。”
在毛主席教字的一刹那,在场的新华社摄影记者石少华见状,灵机一动,“咔嗒”,按下照相机快门,摄下了一张珍贵的镜头。
教完了字儿,毛主席便和两名小八路告别了,迈步向抗大校务部走去。
这一张照片,就是后来的
毛主席在延安和两个小八路亲切谈话。
许多人看到照片时,都以为刘长贵和安定宝是延安放哨的儿童团员。其实不然。两人是正规军,地地道道的八路,且是从山西远道而来延安的八路军正式战士。
两人虽然年龄小,但参军和来延安都是有故事的。哥俩儿是同乡,都是山西寿阳胡家岩乡南沟村人,出身都很苦。刘长贵外号叫黑牛,6岁丧母,和父兄三人相依为命。11岁那年,村里来了两个年轻的外乡人住在他家。
他们晚上和村里最穷最苦的乡亲开会、很快就把穷汉子们发动起来了,实行减租减息,不久还拉起了80多人的队伍。
两个月后,队伍就要开拔了,个子还不及枪高的刘长贵闻讯赶去,嚷着要参军。结果,队长还真的批准了。
1937年4月18日,他穿上列宁装,成了一名小八路。部队开拔后,被编入贺龙师长麾下的八路军第120师。由于年纪太小,刘长贵只好给师属第714团第3营营长尤好阳当通讯员。
安定宝长刘长贵一岁,本来在家里放羊,由于好友刘长贵的引领,没过多久,他也扔掉放羊鞭,跑去参加八路军入了伍。于是,哥俩儿都参加了八路军。
在百团大战前夕,第120师为了提高作战能力,进行整编。
他们因为年龄太小,结果和500多名老、弱、小被精简下来,然后渡过黄河、穿越封锁线,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1938年元月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在延安,刘长贵进了抗大校务部管理科当通讯员,安定宝则给东北干部队队长、张学良之弟
当通讯员。
抗大每个月都有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洛甫等中央领导来作报告。
刘长贵因为在管理科,每次都要参加报告会会场布置,摆桌子、铺台布、端水杯。他虽是通讯员,却经常见到毛、朱、刘、周等人。
安定宝却没这么好的机会,一次忍不住羡慕地对刘长贵说:“等毛主席再来的时候,你带我也去看看。”
这次刘长贵布置抗大三周年纪念大会会场时,获知毛主席要来,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安定宝。
于是,安定宝连夜跑下山,准备看毛主席。可他没有资格去参加大会。哥俩儿商量一下,决定在毛主席去抗大经过刘长贵住处的路上看他。
早饭后,哥俩儿就站在窑洞前,对大路那头翘首以盼。当毛主席的汽车终于扬尘而来时,安定宝的愿望就要成为现实了,哥俩儿十分兴奋,相互看了一眼,喜不自胜。
当汽车行驶经过窑洞前时,两人不顾一切地跑上去。车停了,毛主席钻出车子,发现了他们,还和他们说话,教他们认字。这让两人高兴得不得了。
事后,哥俩儿好几日都睡不着,处于兴奋之中。
毛主席自然不知小哥俩儿的这番心思。然而,路遇两个小八路,两人都不识字,这个问题再次立即引起了他的极大注意。在此之前,他就已发现了这个问题。
1月28日,在延安发表演讲中,他就说过:
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他还说: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毛主席要下大力气解决这件事了。
抗大纪念大会结束没几日,毛主席特地把中宣部负责人凯丰、徐特立和边区政府的同志一起请到了窑洞,做什么呢?不是如何去教会刘长贵和安定宝识字,而是与他们商量具体如何搞好八路军和边区儿童的教育问题。
“延安要办学校,边区要办学校,”毛主席说,“我们不仅要解决战士们不识字的问题,边区孩子也要我们去教育,要教他们识字,让他们学文化。”
他从两名战士需要识字,推及到所有战士们需要识字,从战士们需要识字,想到了所有的边区孩子,决定要去办学校,且从延安推延到整个边区,这就是他胸怀大众的大思路、高远的工作方法。
“陕甘宁边区原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知识分子凤毛麟角,文盲占全区人口的98%以上。全区二十几个县,旧有小学不过120所。”林伯渠说,“边区建立以后,小学教育迅速发展。1937年秋有小学545所,1938年秋增至733所,但是,还是远远不够。”
这些办学成绩应该说是巨大的,毛主席看到了,但还是不满足地说:
我们党在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学会了打仗,学会了战争。在政治、军事这两门上我们比较会,当然还有毛病,但对这两门比较熟悉一些。至于对经济、文化这两门,就不大熟悉。我们也搞过经济,因为不搞经济,仗也没有办法打。要能够打仗,首先要有饭吃,过去能够打仗,也是因为搞过一点经济。过去中央苏区也搞过文化,比如有海军舞,在座的同志也有看过的,也有识字组,办过报,办过学校,但不能说全党都学会了,因此也不是很有成绩。
接着他说:“边区文盲很多,文化教育不搞好,边区也不能巩固,就是巩固了也不会有发展、提高。”
在毛主席的倡议下,这次会议决定加快边区兴办小学的进度,大力推进国民教育。
为了解决孩子们读书不方便的问题,边区政府开始在各地兴办小学。1940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制定了《义务教育条例》,以法条的形式规定:
不论贫富,凡学龄儿童,一律入学,否则予以处罚。
同年,又颁布《陕甘宁边区实施普及教育暂行条例》,规定:
7岁至13岁儿童均应一律就学,读毕小学课程。
谁知开始效果却很不理想。谁也没料到这样为民利民的规定居然不受老百姓们欢迎。为什么?
原来老乡们都很苦,多数人拿不出学费。发现问题后,边区政府只好规定应入学的儿童,家长不送其入学者,应先向家长进行说服教育;经说服教育无效者,由当地政府强制执行。
毛主席获知这些情况,认为这种方法还是带有强制性有些不好,便主张办一些义务小学,为拿不岀钱的穷人孩子提供免费的教育。
可义务小学办起来,免费教育了,还是没多少学生来。
边区政府下去一调查,原来,一些学生读书要走好几十里路,若去寄宿,得交寄宿粮食,很多农民觉得有负担。
群众还是不欢迎。怎么办?一日,毛主席与秘书胡乔木谈话,谈及到这个让人困惑的问题。
胡乔木建议说:“还是村办为好。”
毛主席觉得这个主意好,又和中宣部副部长徐特立等人商量,将办教育的方针改为:“学校要村办才好”——由各个村自己建立村办小学,方便孩子们就近上学。
这样,那些农家孩子们不仅可以一面读书,还可以一面帮家里做事。毛主席等人办学校的难题应该解决了吧!
孰知孩子们还是不太愿意来读书。还有什么问题呢?毛主席派人调查,孩子们反映说听不懂先生讲的课。一次,毛主席遇到杨家岭一个教员,问他:“你讲的课人家懂不懂?”
“听是听不大懂,但还是要讲。”教员回答说。
毛主席告诉说:“我们共产党要学会一个办法,就是人家不听就不讲了。”
随后,他又和林伯渠、凯丰、徐特立等人开会商量这个问题。他说:
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现在我看要有一个制度,叫做三七开。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
这么做,一般教员也不一定知道如何去办。为此,他们决定编写一个《文化课本》以供教员们规范使用,免得教学让学生听不懂,顾此失彼。
在延安缺衣少食的艰苦环境中,凯丰、徐特立、范文澜等人边工作,边业余编写陕甘宁边区编印的《文化课本》。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课本终于编写成了,共三十课。
其中,涉及毛主席的有三课:
第一课《毛主席同志的实际精神》,这是徐特立用自己亲身经历的几件事,论述毛主席的工作作风。第二课《三湾改编》,是谭政的回忆文章,讲的是红军初创时的历史。第二十四课是《毛主席同志在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主要论述目前总的政治任务是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及实行三民主义与三三制等问题的。
但是,课文内容并不全是赤色,涉及最多的,也不是毛主席的事和文章,而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
里面前后有四篇课文涉及他,分别是:
第七课《最后一课》,为法国作家都德的名作,由胡适翻译。第十九课《新生活》,是胡适在《新生活杂志》创刊号发表的为呼应蒋介石所倡导的新生活运动而作的文章。第二十课是胡适写作的《黄梨洲论学生运动》。第二十一课是《送胡适博士赴美》,作者为邹韬奋。
对此,后来有人说:胡适身影频频岀现,不仅可见其当时的影响,也可以看岀当年共产党人并不因人废言,胸襟是何等的宽广。
课本编写完成后,送到了毛主席那里。1942年1月17日,毛主席应邀欣然写了序:
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
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有大批精明忠实但缺乏文化基础的干部,将来也必然还会有大批这类干部,他们急切需要解决文化基础问题,但课本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现在文化课本出版了,这是一大胜利,这是凯丰、徐特立、范文澜诸同志的功劳。
不管课本内容还须随时改正缺点,推陈出新,但有了这个课本,就打开了学习文化的大门。文化课本的出版,是广大干部的福音,我相信,我们大群的干部会以极大的热忱来欢迎这个课本的。
春季开学后,这个《文化课本》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学习教材,在各个学校推广。经过好几年的努力,边区学校终于办起来,并且有声有色了。
但毛主席并没满足于此。对边区的教育,他有一个庞大的计划。1944年3月,他在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
就是说边区35万户,140万人,10年之内消灭全部文盲。一天识一个字,一年365天识365个字,10年识3650个字。10年又可以分作两个五年计划,一个五年计划识2000字左右,如果能够识2000字,就接近消灭文盲了。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140万人在5年之内都可以看《边区群众报》。即使再推延五年,10年之内人人都可以看《边区群众报》,也可以。
我们共产党是以有雄心著称的,在10年之内,我们要使老百姓人人都可以看《边区群众报》,有三分之一的人能看《解放日报》。
毛主席不仅推行义务教育,而且还要在10年之内把边区140万人口全扫肓,这是一个多大的雄心和蓝图!
蒋介石都没这个气魄。尽管后来他和党中央离开了陕北,但通过历次扫盲运动,到1954年时,他的这个预想基本获得实现。
毛主席路遇两个小八路的故事本就如此结束了,孰知远远没有终止,照片的故事继续演绎。
首先,摄影师石少华把抢拍的照片冲洗出来后,送给毛主席一张。这清新的画面让毛主席也很喜欢,特地装进相框,挂在自己的窑洞里。
两位年少的主人公刘长贵和安定宝对此并不知情。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初,安定宝和300多名东北干部队战士随队长张学思潜回东北去做地下工作。
张学思化装成商人,带着小伙计安定宝,行至河北承德章子县附近时,80多人被叛徒出卖被捕。张学思最终脱险。而其他人大多数牺牲。与张学思如影随形的通讯员安定宝不知下落。
1945年抗战胜利后,18岁的刘长贵随抗大政治部开赴东北。
他先在杨靖宇支队独立2师4团,不久编入辽东军区独立4师,后成为第四野战军的一名战士。
1951年,他又随部赴朝抗美,在战斗中光荣负伤。归国后,在辽南的康复医院任职。
1954年,经人牵线搭桥,他结识了辽宁海城县百货商店收款员王秀姿。次年两人结婚,他随后转业到海城丝绸厂工作。
1956年,刘长贵到辽阳工农干部速成中学学习,意外遇见在抗大时铺挨铺的战友孙友志。
孙友志兴奋地说:“你和毛主席合照的那张照片登在《人民画报》上啦!”
他先是不相信,见到《人民画报》才信以为真,爱不释手。后来,孙友志托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弄到一张一尺二寸的黑白照,做了一个别致的相框镶好,送给刘长贵作纪念。
在此期间,拍摄此照片的新华社记者石少华一直在苦苦寻觅这两位小八路。
由于当时只是路边偶遇,不知姓啥名啥,无从查起,没有收获。
1964年,一次毛主席接见文艺界的同志,对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石少华说:“你拍的照片都很好。”并告诉他这张照片和
毛主席在延安和杨家岭农民亲切谈话两幅照片
是他最喜欢的照片。接着,他又问石少华:“你知道那两个小八路是谁吗?找到了他们没有?”
“怎么也找不到。”石少华回答。
但毛主席的询问,更使得石少华去继续寻找,可还是没有丝毫结果,不知两位小八路是“何方来去无踪的神仙”。
而被寻找的对象——刘长贵将这幅珍贵照片一直藏在自己的皮箱底下。
1973年,他在一次指导民兵实战训练时,意外被炸药包震聋了右耳、伤了右臂、震坏了右眼……当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王杰”。
虽是功臣,他没有居功自傲,伤愈后照旧住在海城狭小的工人住宅区。
1975年海城发生地震,他和全家搬进简易房,住了十多年,组织上多次给他调房都被婉拒。他默默无闻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着。
1986年,石少华因事来到辽宁丹东市,偶尔谈及照片之事,有人告诉他说:“照片上的那个小八路刘长贵就在海城。”
几十年来,很多小八路来认照片,没有一个是。石少华早由失望转而失去兴趣。知情人只好转告刘长贵。刘长贵闻讯,立即带着妻子赶去丹东。
接待他的人将信将疑,请他谈谈当时拍摄照片的情景。
刘长贵说:“只记得记者身旁还站着几个扛摄影机拍纪录片的苏联人,他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儿,挺高的鼻梁,不知他为谁。”不料,就是这个细节,让石少华连连称是。
于是,在丹东锦江宾馆,47年后,两位老人噙泪相见。石少华激动地说:“我一直在找你,你过得好啊!……你可知道另一个小八路在哪里?”
刘长贵摇了摇头。
因为安定宝至今没有音讯,下落不明。
一张照片,引出一则近半个世纪的故事;当年路边的一次谈话,引起毛主席对边区教育的关注,从而下决心改变边区教育状况,要去扫肓,一件事两个侧面都耐人寻味。有人说,伟大的人物总是在微小的细节中发现大的问题,并且改变许多人的命运。此言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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