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张学良被毒品困扰去上海，杜月笙只用一招就让其终生戒毒

来源：历史知识网

一、

1922年

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率领4个师、约12万人的兵力，分兵两路沿津浦、

京汉铁路

向

吴佩孚为首的

直军发起进攻。

两军在长辛店等地展开激战。结果奉军大败

，唯有张学良与郭松龄指挥的奉军第三混成旅，在霸县战斗和山海关阻击战中取胜，成为了奉军惟一得胜的部队。

郭松龄是奉天东陵区人，他比张学良大18岁。

郭松龄是个喜欢动脑，爱琢磨的人。他从小就喜欢读书，先后在董汉儒先生开设的书院和奉天陆军小学堂学习。1906年，郭松龄被选入奉天陆军速成学堂学习。在那里接触到民主革命的思想。

郭松龄后毕业后参军，担任盛京将军衙门卫队哨长。不久，他考入中国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北京讲武堂教官。1917年，孙中山组建护法军政府，郭松龄投奔孙中山，被委任为广东省警卫军营长，后转任韶关讲武堂教官。

后来，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后，郭松龄返回奉天，被张作霖任命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战术教官。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张学良。

郭松龄的革命思想使19岁的张学良入迷，两人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后来，经张学良的推荐，郭松龄被张作霖委任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1921年，张作霖又委任郭松龄为第八旅旅长，与张学良领导的第三旅组成司令部。

此后，张学良与郭松龄师生的感情更加密切。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学良与郭松龄担任第三军的正副军长，与姜登选、韩麟春为正副军长的第一军作为奉军的主力，击溃直军并获得胜利。

但偶然发生的一件事，使郭松龄与张作霖分裂。

1925年10月初，张作霖派郭松龄作为奉军的代表去日本观操。

郭松龄在与日本参谋本部一位官员交谈中，偶然得知张作霖与日本签订了一项由日方供给奉军军火的密约。

此事激起，一向痛恨小日本的郭松龄义愤填膺，他认为张作霖以个人的权力，出卖国家。于是，郭松龄回国后，就起兵反对张作霖。

当时，张学良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而郭松龄一意孤行，抱着必死的信念与张作霖抗衡，后来郭松龄兵败被杀。

张学良本来要去救郭松龄，但来迟了一步。郭松龄在

新民县一个农家的菜窑里被奉军逮捕后已经在次日被枪杀了。

张学良得知痛苦万分，他非常抑郁，为了缓解身心上的疲惫，张学良就开始抽鸦片来麻醉自己，当时由于量不大，并没有形成毒瘾，可渐渐地却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特别是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后，给张学良带来了又一沉重的打击，加上东北三省沦陷，这种种的事件都使他的心理难以承受，于是毒瘾越来越大。

1928年的夏天，张学良决意戒除毒瘾。但是由于吸了太久，所以戒毒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这时奉军第四方面军军团长杨宇霆每次来大帅府都看到张学良精神萎靡，鼻涕流出的样子，认为这个少帅已经废了，为了把持东北军政大权，让张学良成为傀儡。

杨宇霆假装热心向张学良推荐了一种日本进口的注射药，说这种药对戒除鸦片特别有效有特，张学良一听很是高兴。

于是，经杨宇霆介绍后，张学良就命私人医生马扬武立即去购买这种特效药物，令其为自己注射戒毒。

可谁知这种日本进口的药物里面含有大量的海洛因，属于一种以毒攻毒的西药，张学良注射了一段时间之后，虽然放下了鸦片烟枪，但却再也离不开注射针了。因为，海洛因

是阿片毒品系列中的精制品。它对人类的身心健康危害极大，长期注射海洛因可使人格解体、心理变态和寿命缩减，尤其对神经系统伤害最为明显。

虽然，最初海洛因被用做戒除吗啡毒瘾的药物，但后来发现它具有比吗啡更强的药物依赖性，即成瘾性更强。而且是鸦片类药物中发病最高、危害最大的一种。

但是，张学良并不知道他的危害，每日都靠这种针剂注射戒毒，一日不打针就痛苦难熬，打上针后立刻精神百倍。

很快，张学良就对这种奇怪的针剂起了疑心，便命人把针剂拿到西医医院去化验，结果证明，这种使人上瘾的药水是比鸦片更厉害的一种毒品

海洛因

。

张学良如梦初醒，连呼上当。立即派人去找那个日本私人医生，可是这名医生在情报部门安排下早已经回日本了。

于是，张学良非常痛恨杨宇霆，怀疑是他是受日本人从中指使让自己陷入吸毒不能自拔，从而帮助日本人操纵东三省的大权。

此时，张学良毒瘾日渐加重，他已无心处理公务，加上杨宇霆以元老自居，在东北重大问题上经常代替他表态，企图左右东北政局，处处箝制自己，于是对其产生了杀机。

1929年1月10日晚，已经操纵东北大权的杨宇霆和黑龙江省长常荫槐研究后，决定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只需到大帅府找橡皮图章的张学良说一声即可。

因为，杨宇霆认为自己已经把控住了这位少帅的三寸，现在张学良已经成为无可救药的瘾君子，随时可以废掉他。不过时机还没成熟，得等日本人的计划制定后，他便可取而代之。

所以，杨宇霆和常荫槐二人有说有笑来到大帅府，逼迫张学良在任命常荫槐为东北铁路督办的便笺上签字。

其实，张学良虽然陷入吸毒的深渊中，可是，他头脑特别清醒，他知道如果不先下手为强，势必遭殃。于是，张学良痛下决心，他早已暗中布置卫队，只要杨宇霆和常荫槐一来

大青楼会客厅

就将其击毙。

聪明过人的杨宇霆压根就没有防备

，所以他和

常荫槐一进会客厅，

突然，

早已埋伏的卫队冲出举枪齐射，将杨、常二人处决于“老虎厅”。

杨宇霆死后，这样又过了一年，张学良虽然已经吸毒深重，但在毒品不缺的情况下，他还能勉强处理公务务，可到了

1931年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已经彻底被毒品摧毁了。

他在痛苦中发表声明谴责日本人的声明，可是，在举行会议上，人们在视频中看到的张学良是两眼无神、面黄肌瘦、精神萎靡、中气不足，没有半点少帅的精气神。

更为社会各界义愤填膺的是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采取不抵抗的政策，这备受国人的谴责，不久热河沦陷，张学良不得不引咎辞职。

1932年3月张学良下野后，就带着夫人于凤至、女秘书赵四小姐来到了上海。当时美国人端纳见到张学良时，看到他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就在觉得“这个人已经病入膏肓，对他自己和国家来说，都毫无价值了。

此时的张学良全身遍布针眼，肌肤坚硬，有的地方连针都打不进去了，他不到20分钟就要注射一次吗啡，而且用量很大，他每天要注射吗啡400支之多。

这时，在上海恒社担任理事长的杜月笙得知张学良一行将抵达上海，于是就把他在福煦路181号的一家已关闭的赌场装饰一新，请张学良入住。

二、

杜月笙和张学良并无深交，但他知道现在张学良正是人生低谷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应该拉他一把，他将来肯定不会忘记自己的。

杜月笙虽然是个帮会头子，但很爱国。他当时以“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为宗旨，广收门徒，向社会各方面伸展势力，积极支持抗日力量。

杜月笙把张学良一家安顿好之后，没想到这天，他的手下保镖一清早发现在张学良住的福煦路181号的大门口放着一颗定时炸弹。

这名保镖吓坏了，急忙找拆弹专家把炸弹的引信被拆除了，发现安和炸弹绑在一起的还有一封信。

他打开信一看，上面说：“请张学良这个卖国贼即日离开上海，否则，第二颗炸弹送来，定叫他粉身碎骨。”

保镖急忙把炸弹和信送给杜月笙。杜月笙看后，又惊又怒。

他觉得在上海这块地盘上还没有人敢有这样的行为，这不是对他的公开挑战么？张学良来上海，是由自己负责出面招待的，上海尽人皆知。再说，这炸弹要是真响了，伤了张学良，我杜月笙今后在上海滩还能混下去吗？

杜月笙想到这立即着手调查，他手眼通天，没费多大力，很快查清这件事是斧头帮头子王亚樵干的。

于是，杜月笙就叫来手下人顾嘉棠，让他去见王亚樵，给他二个钱花钱免灾算了。

可是，顾嘉棠见到王亚樵后，王亚樵冷笑着对顾嘉棠说：“我此举是为了国家民族大义，这钱我是分文不取的，你回去请杜先生转告张学良，要么他马上回到东北去重整兵马，向日本人开战；如果不战，就以自杀的方式来谢国人；如果既不愿意战，也不想死，就请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交出来购买军火给关外的义勇军。以上三条，张学良必须选其一，否则，我的第二颗炸弹就要扔出来了。”

顾嘉棠一看只好收起金钱回去向杜月笙禀报。

杜月笙听了，微微一笑，就让顾嘉棠再去转告王亚樵说：“张学良来上海是为了戒毒的，如果他有罪，国家自有法律。你在上海私自采取行动，张学良是我的客人，我有责任保护他的安全。我觉得，我们之间不必要有任何无意义的牺牲。”

此前，王亚樵不知道张学良是个瘾君子，顾嘉棠把杜月笙的话跟他一说，他想了想，觉得在上海滩，如果与杜月笙撕破脸公开抗衡，是得不偿失的。

于是，王亚樵就对顾嘉棠说：“既然是杜先生的面子，那我就放宽一点，请张学良限期离开上海。不然，拼了我这条命，我也要弄死他。”

顾嘉棠转回来又向杜月笙汇报，杜月笙这才放了心。就让顾嘉棠拿着十万大洋再去告诉王亚樵说：“你放心吧，张学良在蒋委员长的教诲下已经振作起来，洗心革面了。他现在正在请美籍医生米勒帮着戒毒。戒毒完成后，最多不出一个月，他就要出洋考察。”

王亚樵听了顾嘉棠的话后，收到十万大洋，就只好对张学良的戒毒采取了观望的态度。

三，

杜月笙安抚好王亚樵后就来看望张学良，一进门，他就见张学良躺在床上扎吗啡，两只胳膊确青全是针眼。

张学良的毒瘾如此之大，就连老烟枪杜月笙见了都为之骇然。

于是他坐在床前，就把自己是怎样力戒鸦片，如今毒瘾已经消去，身体恢复健康的经历讲给张学良听，希望他能够下决心戒除毒瘾。

张学良听后很受启发，于是当面向杜月笙保证要戒掉毒瘾。

可是，张学良的毒瘾太深了，平均每15至20分钟就得注射一针，想戒断，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