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人们欲除蒋而后快，毛泽东：为什么不来个一擒一纵？

1936年12月12日，当中国处于民族危亡之际，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件，那就是西安事变。

这是一场不得已而为之的“兵谏”。

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为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几次苦劝不成后，毅然在临潼将蒋介石等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扣押。

随即，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

回顾西安事变的前期历史，其发生绝非偶然。

长征中，蒋介石借“围剿”红军之名，以“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假道伐虢，伺机收编或除掉沿途军阀。在一路追赶中

，

蒋氏将统治触角深入中国西南腹地，一些军阀或实力受损，或如贵州军阀王家烈丧失权力。

蒋要“安内”，如果搞定了红军，剩下该“安”谁，不言自明。红军与各路军阀，虽有根本的冲突，但此时也是唇齿相依。长征途中，各路军阀为不“引火烧身”，频频默契放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红军到达陕北后，左冲右突，竭力巩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此时，日本在华北步步紧逼，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中共站在民族大义的高度，提出在停止内战的旗帜下一致抗日的主张。

1936年5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其为“蒋介石氏”，表明党已从抗日反蒋开始向逼蒋抗日转变。

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又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并私下与张、杨多有联络，阐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之主张。

张、杨本就不愿打内战，因此与红军形成默契，战场上并不真刀真枪地作战。

眼看张学良、杨虎城作战不力，蒋介石亲自到前线督战，而当时背负“不抵抗”骂名的东北军首领张学良，不能“抗日”以雪家恨，眼看自己的军队将在与红军的内战中消亡。

国仇家恨，使张学良

内心备受煎熬

，他与杨虎城多次苦劝蒋氏，说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但是，对于蒋氏集团来说，此时最大的目标，乃是肃清威胁其根本统治的国内势力。

抗日，不是优先选项。

每一次劝谏，张学良等都被严词拒绝。

12月4日，蒋介石再次来到西安部署作战，并对张、杨下达最后通牒：要么剿'共、要么调离。

被“逼上梁山”的张学良，

不得已发动“兵谏”。

话接上文。

事变发生的当天凌晨，住在陕北保安的毛泽东，收到了张学良发来的急电。

电报说，“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收到电报后，毛泽东和中共负责同志们，心里自然是十分激动和兴奋。

贼首被抓，真是大快人心！

然而，如何做出最有利的决定？如何答复张、杨的急电？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历史的大转折的时候，任何一个哪怕微小的决定，都有可能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随后一周的时间里，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两次会议，讨论如何应对西安事变。

毛泽东等上层领导者认为，西安事变发展下去，会有

两种前途

：

第一种前途：

扣留蒋介石及部分将领，置西安于南京的敌对地位，如果处理不当，则极有可能造成新的大规模内战，给中华民族带来新的更大灾难。这是日本侵略者和国内亲日派所乐见的。

第二种前途：

如果处理得当，不仅可以结束内战，又可尽早实现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建立起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及抗日救亡的各党各派殷切期望的。

要力争避免前一种前途，而全力实现后一种前途！

因此，就要尽力促进西安事变以和平方式解决。

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如何处置蒋氏是问题的核心，也是最为棘手的问题。

蒋氏作为最顽固的“内战分子”，不顾民族危亡，坚持内战达10年之久，血债累累，罄竹难书。此时成为“困兽”，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对于如何处置蒋氏，人们议论纷纷。

有的说：“赶快把蒋介石送保安关起来！”

有的则反驳：“关他干什么，宰掉算了！”

还有的主张把蒋介石捆起来游街示众，公开审判……

但是，现在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就要不计较党派私怨，“放虎归山”，还要联合蒋一起抗日。

党内外许多干部群众，在情感上，一时转不过弯来。

又是考验毛泽东的语言智慧的时候了！

毛泽东是宣传大师，为了说服党内外的同志，贯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他运用其炉火纯青的说服艺术。

一次，毛泽东来到红军大学给学员上课，面对台下学员的不解，他引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说道：

“蒋介石罪恶滔天，欠下全国人民无数的血债，大家要求杀他，可以理解，不算过分。不杀他，确实不能平民愤。杀掉蒋介石很容易，有一把刀子一下子就杀了。可是脑壳只有一个，杀了就安不上了。……但是中央主张现在不叫他的脑袋搬家，因为杀了他就没有戏唱了，在目前的形势下，杀了蒋介石，会使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何况杀了他，还会有蒋介石第二、蒋介石第三……中央也不主张把他关起来，而是主张把他放了。过去诸葛亮对孟获还七擒七纵，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

台下人提问道：“如果蒋介石不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主张怎么办？蒋介石其人心狠手毒、毫无信义，放了他，他信守诺言吗？”

毛泽东听后，风趣幽默地说：

“你们看，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打心眼里，蒋介石当然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当然喽，要拉得很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了。西安事变就是这样。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既联合又斗争。”

毛泽东引用七擒孟获的故事来阐述不杀不关蒋介石的道理，比之一般地讲道理，易于为对蒋介石心怀仇恨的干部群众所接受。

为什么呢？此时，蒋介石虽然不是“少数民族首领”，但他是统一战线内部一个主要党派的首领。纵孟获为了安定南中，解除蜀汉后顾之忧，全力北伐曹魏；放蒋是为了安定南京，消除“剿共”内战之灾，逼蒋、联蒋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力抗击日本入侵。

毛泽东靠着深刻的道理，也靠着生动并蕴含哲理的文学故事，很快使干部群众的认识急速地转变，快速地升华，站到了统一战线中来。

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使全国各方面同意了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并很快付诸实施。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扭转的枢纽。”---毛泽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

这件事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

首先要抓住主要矛盾。

要客观分析自己身处的环境，分析自己为事的环境，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把主要矛盾解决了，则其他问题也会更加容易解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内部矛盾迅速转化为对日的民族矛盾，不仅使全民族投入到伟大的抗战之中，而且使红军“虎口脱险”，为最终的胜利积蓄了力量、争取了时间。

其次要有战略思维。

要设定自己的目标，一切当下的行动都要为这个目标服务。比如，当时我党的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那么，除掉蒋氏，对于这个目标有何种益处呢？虽然作为大买办阶级的“首脑”，但没有了他，因为整个阶级还存在，“培养皿”还在，就会培育出千千万万个“首脑”来。留下蒋氏，可以“逼”其调转枪头，为整个民族的利益而战斗，以实现最终的战略目标。

最后做事不能情绪化。

有句话说，不要“恨”你的敌人，那样会让你失去判断能力。随着事情的发展，各种纷杂的情绪会升起，我们能否克服不良的情绪，用理性的思维去思考处理问题的最佳办法，决定了一个人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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