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赫武功的万历三大征结束后，明军战力为何急转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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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万历十五年》一书的广泛传播，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名声可能不亚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或永乐帝朱棣等明代著名君主。然而，常被人们忽视的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十岁即位，在位四十八年，是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万历一朝历时半个世纪，朱翊钧即位之初，局面堪称大好，“中外又安，海内殷阜”。那么，百年之后，清人修《明史》，为何又言“明亡于万历”呢?

从中兴到萎靡

明朝自中期以来，在内，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社会矛盾愈发尖锐;在外，蒙古军队屡屡寇边。天顺、成化以来，蒙古部落入主河套地区，明廷不得不花费巨资修筑边墙，却依旧难以阻止蒙古军队南下烧杀抢掠。当时间来到万历元年，一切似乎都迎来了转机。

首先是自洪武年间开始困扰明廷的与蒙古部落之间的明蒙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早在嘉靖二十年(1541)，掌握蒙古大半政局的俺答汗就向明廷遣使通贡，却被嘉靖帝拒绝。到了隆庆年间，借着处理俺答汗之孙把汉那吉叛逃之机，明廷与俺答汗实现了和议。隆庆五年(1571)三月，明穆宗册封俺答汗为顺义王，明蒙之间实现了基本和平。万历元年(1573)，朱翊钧幼年即位，朝局则掌握在张居正手中。大权在握的张居正针对明王朝的积弊，锐意改革，行一条鞭法，清丈土地，整修兵备，大明王朝一片欣欣向荣，俨然一派中兴景象。

可惜好景不长，张居正去世后，万历皇帝逐渐疏于朝政。但自万历十年到万历四十八年这三十八年时间里，大明王朝何以就从中兴到滑落至灭亡的边缘呢?

历朝历代，王朝倾覆，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分别是外敌入侵和农民起义。大明王朝也是在后金与明末农民起义的双重打击下走向了灭亡。而这些种子，正是萌发于万历时期。

我们先来看看外敌入侵，也就是为什么在萨尔浒之战中，明军以失败告终，明亡清兴之势骤起。纵观万历朝，明军其实可以称得上是“武功赫赫”。万历初年，戚继光、李成梁">李成梁镇守北境，左翼蒙古(不归属俺答汗统领)和女真诸部皆不是明军对手。万历中期，三大征更是皆以明军获胜告终。然而，尽管在战场上胜多败少，这些军事行动却极大地消耗了明朝的国力。这才使得努尔哈赤“以弱胜强”，在萨尔浒之役痛歼明军。

而万历三大征也将明军的家底，尤其是辽东镇的家底，耗了个干净。万历三十五年(1607)，刑科左给事中曹于汴上奏：

“先年宁夏之役，费饷金几二百万;东倭之役，七百八十余万;播州之役，亦费三百余万。”

三大征，一共消耗了明廷一千二百余万两白银。

到了后金军袭击辽东的万历四十六年(1618)，户部尚书李汝华向朱翊钧陈述国家财政的困难：

“太仓岁入仅三百八十九万，岁出边饷三百八十一万，一应库局内外等用又约四十万，出悖于入。”

所谓太仓，指的是明代户部太仓银库。太仓库本是明英宗设立的户部银库。根据《明史·食货志》记载：

“各直省派剩麦米，十库中绵丝、绢布及马草、盐课、关税，凡折银者，皆入太仓库。籍没家财，变卖田产，追收店钱，援例上纳者，亦皆入焉。专以贮银，故又谓之银库。”

经过孝宗、武宗、世宗三朝不断将太仓银划入内府用于帝王私用，太仓库银数已经大幅下降。到了万历年间，不仅存银耗尽，更是入不敷出。而战争的消耗不仅仅体现在财力的损失上，更关键的还包括粮食资源的大量消耗、兵员的伤亡以及对整体社会生产力的长远影响。

耗尽资源的战争

我们来看看历时最久，耗费最大的万历援朝战争，究竟给明廷造成了怎样的负担。

首先是万历二十年的第一次援朝战争，为了挽救处在灭亡边缘的朝鲜，明军集结了四万大军进入朝鲜(若算上后备军则有近五万)。明廷先是集结了辽东镇一万人、蓟州镇五千人、宣府镇八千人、大同镇八千人、保定镇五千人，以及浙兵三千人入朝，同时还让来自四川等地的精兵万余人作为后备军星夜赶往朝鲜。朝鲜方面在明军入境时曾进行过统计，其按明军数量为四万八千人计算，得出日费粮食七百二十石，而义州存储的粮食不过五万石，也就是仅能支撑六十余日。而根据《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年(1592)十一月己亥条的记载：

“至于义州存贮粮料豆草，及辽阳仓积，可供五万兵马数月之用。”

从明军入朝，到碧蹄馆之战，足足三月有余，这绝非朝鲜所能供给的。援朝明军的粮草，多半来自于明廷，尤其是辽东镇。尽管辽阳仓存有一定量的粮食，但这些原本是为了辽东镇的防御而储备的。为了满足明军在朝鲜的粮草需求，明朝不得不从其他地区调运粮食。最终，通过动用临清仓和德州仓的漕粮，以及从山东等地采购的粮食，明朝才勉强解决了明军的后勤补给问题。

到了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日军再次侵犯朝鲜，明廷调集了更多的军队和物资支援朝鲜，也就对国力造成了更大的负担。第二次征倭，明廷耗尽了辽东的粮食，又从山东等地征粮。还在原先调集山西、北直隶、浙江、四川等处军队的同时，再从广东、湖广等地调集大军援朝。明军仅运粮一项，就花费了四百多万两白银。同时，明军精锐也死伤惨重，而最“惨”的莫过于辽东镇。万历二十六年(1598)，根据东征赞画主事丁应泰的奏报，辽东镇仅在李如梅兄弟麾下就阵亡了两万多人。万历二十七年(1599)，言官言及辽东惨状：

“辽左三面逼虏，蹂躏难支，加以倭奴发难，士马疲露，死伤殆尽。”

万历二十八年(1600)三月，户科都给事中李应策上疏，经过援朝之役，辽东镇堪战的军队只有四万余人，仅是额定兵员的一半了。

东镇的虚弱，都被一旁的努尔哈赤看在眼里。在第二次援朝战争时，努尔哈赤甚至假意要派兵帮助明军，幸亏被明廷拒绝。统一女真各部后，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了后金国，并自称汗。随后，在万历四十六年，他公布对明朝的“七大恨”，以此为由发动了对辽东的军事进攻。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挑战，万历皇帝朱翊钧想要发动反击，却面临着辽东既缺精兵，也无钱粮的状态。

首先，是兵员的不足。辽东镇当时共有军队十一万人，但这十一万人多属老弱，“人鲜精壮”，且士气不振，明廷只能从全国调集精兵入辽支援。其次，是辽东本地的粮饷情况。辽东镇此时能提供的粮食已经非常有限。原本，辽东的粮食可以通过山东半岛的登州、莱州等地，通过海路运输补给。但作为援朝之役明军征粮的主要对象，山东民间其实并不积极，因此明军的粮饷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而从四方集结于东北的大军，每多一日，就要消耗很多粮食。而且当时明军并非同时集结，而是陆续到达辽东，面对这种情况，万历四十七年(1619)正月，兵部尚书黄嘉善称辽东已是“兵马则日调而多，刍饷则日用而少，目今刍秣不继”。在这种后勤条件下，明军必须迅速进兵。如果在粮食吃光之前，战争还没结束，这些从天南海北调集来的明军，说不定就要当场哗变了。

因此，从后勤角度看，萨尔浒之战，必然是要速战速决。只是，明军速则速矣，却并没有充分掌握敌情，其对后金军队的了解远不如努尔哈赤对明军的洞察，最终一败涂地，再也无力消灭后金。明亡清兴，肇始于萨尔浒之战，而萨尔浒之战失败的原因，正是因为万历皇帝在三大征结束后，没有及时恢复明军战力，乃至在战略决战中一败涂地。

皇家挥霍无度

相比外患，内忧更甚。张居正改革的重点就是清丈土地，抑制兼并。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体会明代百姓的那种困苦。

百姓吃了亏，国家也没占到便宜，只是富了那些兼并土地的豪强。而张居正依靠其强大的权力，锐意改革，清丈土地，自然会得罪权贵。如万历五年(1577)，清理直隶被占土地时，就将第九代成国公朱应祯侵占军屯土地千余顷夺还。张居正死后，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再无回寰的余地。

万历皇帝朱翊钧，不仅放任权贵，甚至亲自下场敛财，也就是著名的万历矿税监。朱翊钧自万历二十四年(1596)起，派遣宦官作为矿监税使，分赴各地开矿征税。所到之处，借开矿、征税为名，纠集地方无赖，横索民财。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送入内府之矿税银就达三百万两。此举使得工商凋敝，民不聊生，引起各地大规模市民反抗斗争和部分官员的强烈反对。朱翊钧迫于形势，才于万历三十三年下诏，停止开矿，罢矿监。但税使直到光宗即位，方才废止。那么，朱翊钧如此敛财是为了什么呢?并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满足其私欲。矿监税使所敛的财富，进入的是皇帝内府。

原本，明军的军饷也就只够勉力支撑。三大征后，原本并不丰厚的家底更是雪上加霜，明军处境可想而知。到了万历二十九年，竟然还发生了明军吃死尸的丑闻：

(万历二十九年六月)甲申，命紫荆马、水军士月饷，每岁给本色三月，豆一月，仍以所发临、德仓粮分赈。时巡按御史于永清巡视边关，至马水口公署，二守卒饿甚，割山涧死人肉，且炙而且啖。永清闻其臭秽而得之，为之流涕，遂以上闻，故有是命。

紫荆关位于今保定市，其军士竟然饿到吃尸体，明军之困，可见一斑。

国家与百姓日益艰难，但皇帝和皇子皇孙的好日子可不能受到影响。万历三十三年，户部尚书李汝华言：

“二十七至三十年共进过册立、分封、冠婚、典礼各钱粮共二百五十五万七千二百四十七两，几尽一岁之入以偿之往年婚礼不过十万。潞王用止九万，至福王婚礼进过四十余万。圣母两上徽号前后共四十七万有余，开遐所费香蜡等项又约二十二万，长公主婚礼用至十三万五千两七公主婚礼共折解十万余。”

如此下去，大明的问题自然是越来越大。国库没钱，打仗要钱，计将安出?其实，万历皇帝不是没钱，光是两淮盐引，十年间就收纳了百万白银进入内府。但是面对三百万的军费开支，其却只愿意从内府中拿出十万两。那么军饷从哪里开支呢?万历君臣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再苦一苦百姓”——加派。到了万历四十六年(1618)九月，户部在明两京十三省范围内，除了怕在贵州激起少数民族变乱外，其余地方全部加派地税。就是著名的辽饷，也拉开了明末“三饷”的序幕。

相比剿饷与练饷，辽饷是三饷中征收时间最长的，其数额也是越来越大。这些钱导致国内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后来，崇祯帝朱由检，在面对愈演愈烈的农民起义，则照葫芦画瓢，再次对百姓加派征税。崇祯十年(1637)，明廷为镇压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采兵部尚书杨嗣昌之议，在全国“因粮均赋”。崇祯十二年明廷为镇压农民起义军，以训练边兵为名增加赋税，又每亩增收赋银一分。从事后看，三饷的征派，非但没有挽救大明的危局，反而加速了其灭亡，而始作俑者，正是万历皇帝朱翊钧。

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亲政后，逐步荒废政事，消耗国力而不及时休养生息，使得明王朝的内忧外患陡然加剧。杨嗣昌之父杨鹤在崇祯元年(1628)曾对明思宗言：

“图治之要，在培元气。自大兵大疫，加派频仍，小民之元气伤;辽左、黔、蜀，丧师失律，封疆之元气伤;缙绅搆党，彼此相倾，逆阉乘之，诛锄善类，土大夫之元气伤。”

而这些元气的损耗，均是在万历时期加剧的，“明亡于万历”的说法，应该就是从这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