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才是举”到“九品中正”，从魏晋之际的选官之道看统治变化

“唯才是举”最早出自魏晋之际曹操的《求贤令》

“二三子其佐我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含义是不论品德的高低，只论才干，才能卓越之辈，就可以进入朝廷做官。“唯才是举”强调优先以才为选拔原则。

魏文帝曹丕始创“九品官人法”后逐步完善形成“九品中正制”，慢慢地高门大族就掌控了入仕之道，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政治格局。

“唯才是举”强调才华，“九品中正制”则强调品德，才与德的矛盾就贯穿于曹魏与西晋，体现了西晋政治走向的变化。

魏晋之际，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发展，出身孝廉的曹操坚持“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并受到儒家思想的干预

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瞒，虽是太尉曹嵩之子，但是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所以曹操是宦竖之后，当时的人多鄙之，在东汉末年，群雄兼并，曹操懂得才华的重要性，自小便喜爱与名士交往。

二十岁的曹操被州郡举荐为孝廉，前往洛阳做官，身为孝廉出身的曹操，却在掌握政权期间，坚持"荐贤任能，唯才是举"用人方针，但在三国混战期间，曹操受到官僚集团的束缚，不能完全坚持“唯才是举”取才方式。

曹操一共发布三道求贤令，第一次是在公元210年，这是赤壁之战的第二年，曹操颁布求贤令，言辞恳切，诏令中确立了“唯才是举”选才方式。并且完全否定了如果继续用举孝廉的方式选官的话，那么无法开创霸业的说法。

当时的政治环境影响了曹操的政治方针，一方面曹操打败了宿敌袁绍，打败了北方诸侯，基本上统一北方。其中袁绍势力雄厚而且世代公卿，曹操战胜袁绍，这无疑是才能战胜世家的表现。

另一方面赤壁之战曹操战败，碍于江河之险，曹操无力再向吴、蜀讨伐，这时恰好是一个政治饱和期。所以在这一时期，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政治方针，既是对时事的深刻认识，也是对以后魏国发展的高瞻远瞩。

第二次求贤令的颁布是在公元217年，曹操再次颁布求贤令，重申“唯才是举”的标准，曹操认为卑贱之人虽然品德并不高尚，但并不妨碍他们自身成就伟业。

“不仁不孝”的吴起因少时不得志，乡里人轻视、诽谤吴起。吴起愤怒的杀掉他们。对母亲立下誓言，不成功绝不回家。在他的母亲死时，吴起真的没有回家。

在当时，这种行为视为不孝，于是他的老师曾申和他断绝关系。吴起弃儒学兵，最终变法青史留名。

曹操非常赞同管仲的德才观，在建安八年，曹操明确表示贤者居高位，不能尸位素餐。

在魏国建立后，在代汉自立的道路上，大权独揽的曹操已经没有对手，于是曹操颁布了第三道求贤令，这时求贤的目的与标准更加明确清晰。

虽然曹操在起家的过程中，得到了颖川士人集团的支持，但是对于士人并没有实质上的重用，曹操这点与地方豪强并无二致，曹操早年因为卓越的操行、品德和儒学背景被举荐为孝廉，所以曹操无法摆脱儒家的道德观影响，“唯才是举”的政治思想始终无法避免德行的干预。

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的确立，但在实施过程中虽受到了多种方面的影响与制约

魏文帝曹丕继承了父亲曹操的执政思想，肯定才能的重要性，黄初元年，魏文帝颁布诏令公开求才，黄初二年公元221年，魏文帝再次颁布诏令言:“求才于仕，不拘户口”。

魏文帝力求突破汉代选才框架束缚，突出才能的优先地位，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以及黄初四年夏，魏文帝认为有才的人，不拘年龄，设立五经博士和太学。加强国家对儒学的建设和指导。

魏文帝曹丕即位后，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其中最可圈可点的就是一些选官制度的复辟。就像“九品官人法”和“乡评和考绩”制度，但是朝臣也有反对改革，认为背弃了儒学传统。

但是这无疑是曹丕在代汉自立建立曹魏政权的妥协，借助世家大族的力量，帮助曹丕称帝。

（一）九品官人法

魏文帝曹丕命尚书陈群根据现在的朝政局势，创立一种选官制度，陈群于是创立了“九品官人法”，“九品官人法”实际上是“察举制”的另一表现形式。

“九品官人法”的内容是，在各个州郡选择有见识、有名望、有眼光识人善用的官员任“中正”，查访评定州郡人士的品德才华等级，等级有九种，分别是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与下下，吏部将这九等作为授官的依据。

魏文帝、魏明帝当政时，“九品官人法”得以贯彻，曹芳时，权臣司马懿当政，再在各州郡加置大中正，所以有大、小中正的区别。

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制度后来演变成只在名门望族中选拔官员，以至于后来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到了隋朝时“九品官人法”制度被废除。

（二）乡评与考绩制度

随着“九品官人法”的实施，乡评与考绩制度应运而生，乡评考的是品德高低，考绩指的是实际才能。在魏明帝时期，社会风向转变为批评曹操过分注重“唯才是举”导致社会道德低下，文人纷纷要求魏文帝确立选举的道德标准，认为道德比才干更重要。

（三）群臣对恢复旧制的不满与批判

魏国的朝臣认为因为恢复旧制才使得政治腐败，恢复曹操时期的“唯才是举”的策略并不可取，朝廷应该加强儒学教育，重塑社会道德标准。

其中夏侯玄的言论抒发了西晋废除“九品中正制”的心声。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懿集团急于为政权披上合法性外衣，大肆批判曹爽集团骄横奢侈，对曹魏政权贬低道德标准不满的文人，趁机批判“九品中正制”。

选官制度最终由“唯才是举”变为“九品中正制”，在众多意见的议论之下，九品中正制在“才”与“德”之间搭建平衡的桥梁

新建立的西晋王朝继承了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并且让司徒府主持典选，使之加强中央集权，架空地方权力，力求在香评清议与考校政绩中达到平衡。

晋武帝泰始四年，晋武帝颁布诏令，确立了优先选择以德为标准的选才原则。

但是关于九品中正制废立，西晋朝堂上的讨论络绎不绝。其中最有名的议论是尚书左仆射刘毅的“八损说”，明确指出“魏立九品，权时之制”，认为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使得政治混乱

“立政者，以官才为本，官才有三难，而兴替之所由也。人物难知，一也；爱憎难防，二也；情伪难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

刘毅的结论说明了当代文人渴望以道德标准价值回归的信念，但是乡评和考校制度存在明显弊端，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在“才”与“德”之间找到平衡点。

但是也有主张废除九品中正制恢复乡评制度的人，认为

“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诚非经国不刊之法也。”

恢复汉代乡评土断制度，但是西晋通过占田法确立了庄园经济。世家大族掌握州郡的话语权，恢复乡评土断政策，只能使得地主阶层与农民阶级矛盾日益加重，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所以这种政治思想并未得到西晋统治者的认同。

也有大部分文人要求废除九品中正制，恢复曹魏初年的唯才是举，认为吴起虽然不孝不义，母死不归，杀妻求官，但是威能振诸侯，赞颂吴起政治策略与才华。这无疑是曹操的“唯才是举”的重申，并且说

“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惟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

这也表现了曹魏与西晋官僚政治制度还存在着巨大活力，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还未达到顶峰。

西晋王朝是九品中正制建立、完善的关键时期，但是朝臣始终不放弃废止九品中正制的努力，西晋在安抚朝臣与文人的同时又坚决实施九品中正制，这说明了西晋政治统治妥协性与双重性。

新晋升为皇族司马氏在维护氏族特权的前提下，努力保障自己的皇族特权，为了保证官僚政治与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选贤举能，确立以才为优先选择的选官制度。

所以可以看出，曹魏虽然坚持“唯才是举”的选才方式。但是并未放弃道德化的坚持，在“唯才是举”原则下，有限度的恢复汉朝的选拔制度，加强了儒学的道德化教育。魏文帝的“九品中正制”更是努力地在“才”与“德”之间搭建平衡的桥梁。

西晋继承了曹魏的选官制度，确立了九品中正制，但是在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时人对九品中正制的废立不尽一致，曲折的反映了西晋朝堂上政治的变化。

参考历史文献：

《晋书·段灼传》

《李重传》

《求贤令》

《刘毅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