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兵败投降的李陵，居匈奴25年不参与国政，恪守自身信条不还汉

李陵(?～前74年)，字少卿，陇西成纪人，西汉抗匈名将李广之孙，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典型的降将，也是一位大节有亏却获得普遍同情的悲剧英雄人物。李陵出生将门之家，一生主要生活在汉武帝、汉昭帝当政时期。李陵的祖父李广威震匈奴，父亲李当户曾担任武帝的郎官，叔父李淑曾为代郡太守，叔父李敢因战功赐爵关内侯，一门三代在西汉抗击匈奴、保家卫国的战争中均立下过汗马功劳，也为历史留下了一个充满悲情色彩的家族。

祖父李广历仕文景武三朝，少年声名显达，为将骁勇善射，号称“飞将军”，一生纵横沙场半个世纪，历职二千石四十余年，几乎参与了武帝时期反击匈奴的全部重大战役，却每每无缘封侯，最后兵败自杀；叔父李敢壮年封侯，为泄李广身死之愤击伤卫青，最后被霍去病射杀于甘泉宫；待至李陵，又因兵败投降匈奴，致使李氏门败，陇西人皆以之为耻。

李陵青年时因“李氏世将”的身份获得汉武帝关注，先后担任建章监、骑都尉一类的武官，也曾带兵深入匈奴，但更多是屯兵卫胡、教射于边关一带。就战争性质而言，投降前的李陵及其祖、父辈所从事的都是抗击异族侵略、保家卫国的军事活动，是正义的。然而相较李广的“飞将”声名和李敢的封侯业绩，李陵一生在军政舞台上并没有太大建树，如果没有天汉二年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匈奴、李陵自请单独将兵一事，他或许不会那么快走向正面战场，而将更多从事后方军事活动。

李陵一生以天汉二年居延之战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仕宦汉朝，颇得武帝重用，多杀敌报国和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但所任多为后方防守屯卫之职；后期贵仕匈奴，娶单于女，官封右校王，地位仅在单于、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之下，却明显失去了从政的热情，他基本不曾主动参与匈奴国政，身居匈奴二十五年，李陵除征和三年率军对战贰师将军李广利所率汉部外，没有留下参与其他军事活动的记载。

李陵率步兵五千深入浚稽山，面对匈奴数十万大军的围剿，部队支撑了数十日，虽然敌方多次占据高山、上风等有利地势，采取夹击、纵火等战术，但李陵部队均勇敢突围，甚至一度在战场上占据主导地位，使得单于多番产生罢战之心，作为部队的将领，李陵之不屈不挠、智勇有谋、统帅有方。同次战役中，贰师将军李广利领骑三万,杀敌万余，部队死伤两万，相较李陵五千步兵、杀敌万余、生还四百多人的作战情况，可见李陵将才较李广利有过之而无不及。李陵为人极重情义，忠厚仁善，礼遇同僚，又能谦让下士，得士死力，其行为颇有君子风范。李陵素日领兵边关，与朝中同僚较少来往，然言行举止以信义著称，声名极好.

居延之战前的李陵富于理想主义色彩，进当报效君王、退则马革裹尸，行为举止体现了封建社会臣子的本分.但无论投降前后，李陵对武帝偏宠外戚的行为均无议论之辞，且不管是出征前武帝仅派给李陵五千步兵的行为，还是出征后武帝受老将路博德挑拨、强令李陵深入浚稽山的错误命令，李陵都不曾表达不满情绪，反而尽忠职守、唯君命是从，寄希望于忠君报国和军功封侯，这些都表明败降前李陵对武帝是极为尊重的。

居延之战中随着居延战事每况愈下，李陵奋勇杀敌的豪迈情怀逐渐被兵败受缚的感伤情绪替代。管敢投降后，李陵部队受困峡谷、孤立无援、矢尽车弃、伤亡惨重，加上军情外泄，战败已成定局.临降前夜李陵内心虽不乏一战擒单于的豪迈气概，但更多是无力回天的绝望之情，当军吏劝李陵效法浞野侯赵破奴时，他义正言辞地予以拒绝，对于三代将门的李陵来说，他不可能不了解武帝朝汉将频繁投降匈奴、再伺机立功重返汉廷的实例，但李陵的君子人格和儒家礼义思想不允许他这么做，而站在普通人的角度，李陵对即将战败的现实又是不甘和遗憾的，天意作弄，时不我与，当建功立业的豪情远去，兵败投降或战死的道路摆在眼前，李陵满腹怅惘，再待韩延年战死，李陵终降。韩延年之死是李陵投降的一大契机，一则韩延年乃故相韩千秋之子，武帝对韩千秋战死南越心有愧疚，因而对韩延年极为爱护，封他为成安侯，韩之死让李陵自感无颜再见武帝，二则韩之死使李陵原本纠葛的内心突然动摇，与其战死，不如投降苟存性命待他日东山再起一雪前耻，这是李陵选择投降的最重要动机

居延之战后投降后的李陵内心之痛苦可想而知，他一方面自觉愧对君王，有负国家，为老母无辜受牵连深感内疚、自责和担忧，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武帝之宽厚，能体谅他当时的心境，姑且保全家人，待他戴罪立功，获得君王赦免和族人宽恕，再重新回归忠臣孝子的伦理道德体系，这一时期的李陵对武帝是有期待的。

当武帝诛其家人后，李陵的人生陷入了窘境，对于极重家庭的李陵来说，作为忠君基础的亲孝不复存在，他很难再坚守君臣道义，所以他会指责武帝年迈昏庸、法令无常、滥杀无辜，这是立足亲孝一端对君王的批评。既因族人被诛而怨恨武帝，又因武帝的不理解而加倍自悭。始元六年苏武还汉前后，李陵对待苏武的态度也有变化。李陵投降正是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李陵对于自己的投降行径是心有愧疚的，当李陵劝降苏武而不得，又闻苏武“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的忠君之辞时，李陵身负君恩的自我体认被激发。

所以他对苏武是敬重的。李陵拒绝任立政迎归，远在苏武还汉前五年，原因是“丈夫不能再辱”，可苏武还归之际，李陵对苏武的态度中既有敬佩，又有艳羡，他说“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他亦希望自己如苏武般名耀千古，但理想幻灭后便不由自主地对归汉抱有一种犹疑态度，他一方面深恨自己的降敌行为，自感愧对君王、愧对老母，愧对道统，另一方面又固执地将汉王室与武帝当成制造自己悲剧的刽子手，以此来减轻内心的自责感与愧疚感。

从兵败投降、族人被诛到苏武还汉，李陵人生的悲剧意味日益突显。李陵的痛苦在于他内心深处同时有两个自我，一个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贪生怕死、避祸求福的性格弱点，一个是中国人文传统所积淀和培养的良知与道德感，因其力量相当，彼此无法完全克服或压制，所以内心才极度痛苦和矛盾。

兵败辱没将才，投降有负君王国家，族人被诛有违亲孝伦理，不返汉土是为坚守最后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