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术资助孙策东渡去平定江东的真实原因，其人生最大败笔不是之一

“次日，策入见袁术，哭拜曰：‘父仇不能报，今母舅吴景，又为扬州刺史刘繇所逼；策老母家小，皆在曲阿，必将被害。策敢借雄兵数千，渡江救难省亲。恐明公不信，有亡父遗下玉玺，权为质当。’术闻有玉玺，取而视之，大喜曰：‘吾非要你玉玺，今且权留在此。我借兵三千、马五百匹与你。平定之后，可速回来。你职位卑微，难掌大权。我表你为折冲校尉、殄寇将军，克日领兵便行。’策拜谢，遂引军马，带领朱治、吕范、旧将程普、黄盖、韩当等，择日起兵。”

这是小说第十五回《太史慈酣斗小霸王·孙伯符大战严白虎》中的一段，说的是孙策以传国玉玺为质，向袁术借兵东渡的故事。

孙策东渡这件事在历史上非常有名，一般认为正是孙策东渡的正确指导方针奠定了东吴的基础。但是这件事在历史上和小说中的起因过程却大相径庭，主要其实是集中在孙策有没有以传国玉玺为质这件事情上。

据《三国志孙策传》记载“先是，刘繇为扬州刺史，州旧治寿春。寿春，术已据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时吴景尚在丹杨，策从兄贲又为丹扬都尉，繇至，皆迫逐之。景、贲退舍历阳。繇遣樊能、于麋东屯横江津，张英屯当利口，以距术。术自用故吏琅邪惠衢为扬州刺史，更以景为督军中郎将，与贲共将兵击英等，连年不克。策乃说术，乞助景等平定江东。术表策为折冲校尉，行殄寇将军，兵财千余，骑数十匹，宾客愿从者数百人。”

这是在史书中孙策东渡起因的一段记载，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孙策并没有将玉玺献给袁术为质的行为，而只是简单的对袁术说想要去协助吴景平定江东，袁术就答应了。袁术不但答应了孙策让他去平定江东，还给孙坚加了官职和军衔，并且又给了孙坚一千多人马以及军资财物。

以我们现在人的想法，袁术这样轻易的就派遣已经拥有兵权的孙策去江东，其实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做其实是增加了孙策崛起的风险。而且在之前袁术一直是有防备孙策崛起的这种心态的，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给孙策任何实质性的官职。可是这一次袁术为什么如此的草率呢？难道是发生了什么让袁术改变对孙策看法的事件吗？

按着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说法，袁术是因为得到了孙策“权为质当”的传国玉玺才改变对孙策的态度的。那么事情的真相果真是这样吗？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孙策的手里到底有没有传国玉玺？传国玉玺的来龙去脉到底又是什么？

所谓传国玉玺，最早的史书记载是出自班固的《汉书》中。

据《汉书元后传》记载“初，汉高祖入咸阳至霸上，秦王子婴降于轵道，奉上始皇玺。及高祖诛项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玺，世世传受，号曰汉传国玺，以孺子未立，玺臧长乐宫。”

这里的“元后”就是汉元帝刘奭的皇后孝元皇后王政君，她是历史上有名的长寿皇后，亲历两朝（西汉和新）五帝（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新帝王莽），一路从皇后，皇太后一直做到太皇太后，共领后宫在位六十一年，活了八十四岁。

在王莽篡汉的时候曾经让王舜去向孝元皇后王政君索要汉传国玺，结果遭到王政君的一顿大骂。不过时事已然如此，再加上王政君年事已高，不愿意凭生事端，于是就取出传国玺摔在地上，算是交给了王舜。在后世传说中传国玉玺在王政君的这一摔中被摔掉了一角，后来王莽以金镶上了这一角。王舜得到传国玉玺之后，当然是要呈献给王莽，史书记载“莽大说，乃为太后置酒未央宫渐台，大纵众乐”。

据《史记正义》引用崔浩的一段话说“李斯磨和璧作之，汉诸帝世传服之，谓‘传国玺’。”

也就是说，传国玉玺是秦朝时秦始皇下令让李斯用和氏璧磨制而成的一方玉玺，后来汉高祖刘邦入咸阳城的时候，这方玉玺自然为刘邦所得，后来便成为了汉朝皇帝的世代相传的最高权力的象征。

那么，传国玉玺是如何与孙策发生关系的呢？

原来，据《韦曜吴书》记载“坚入洛，扫除汉宗庙，祠以太牢。坚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莫有敢汲。坚令人入井，探得汉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圜四寸，上纽交五龙，上一角缺。初，黄门张让等作乱，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玺者以投井中。”

也就是说，在孙坚讨伐董卓并将其逼退入关中之后，孙坚率领军队进驻到洛阳，然后他将被董卓盗掘的陵寝，毁坏的宗庙进行了一番简单的修缮，并且以太牢之礼进行了祭祀。当时孙坚的部队驻扎在洛阳城南的甄官井旁边，在早上的时候井中突然冒出了五颜六色的光气，大家都非常的惊异害怕，谁也不敢去打水。于是孙坚就下令军士下入井中去一探究竟，结果就打捞上来了传国玉玺。原来，在当年十常侍之乱的时候，黄门张让等人劫持汉少帝刘辨和当时的陈留王刘协逃出皇宫，掌管玉玺的官员就把玉玺投进了井中。

按着《三国演义》小说中的逻辑，从这时候起孙坚就藏匿了传国玉玺，也就代表着他有了君临天下的野心。后来孙坚去世，玉玺自然就落入到孙策的手里。再后来孙策为了能够从袁术手里借兵去平定江东，就将传国玉玺质押给了袁术。

这种说法表面上看的确是可以成立，也解决了袁术草率的借兵给孙策去平定江东的原因。

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讨伐董卓时期的孙坚始终是属于袁术的藩属部队，虽然他的状态是有一些雇佣兵的性质，可是作为雇主袁术来说一定还是可以掌握孙坚的一切动向的。更何况孙坚得到传国玉玺这件事是属于公开的事实，无论如何都是隐瞒不了的。孙坚从洛阳撤兵返回南阳见到袁术的时候，这件事一定要给出一个交代。假如当时孙坚藏匿了传国玉玺，那也就等于是直接要与袁术翻脸反目成仇了，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阳城争夺战以及孙坚攻打荆州之战了。

所以可以肯定，如果孙坚在洛阳真的得到了传国玉玺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在见到袁术的第一时间献给袁术。而且在一本叫做《山阳公载记》的书中也给出了确切的记载。

据记载

《山阳公载记》是晋朝著作郎乐资编撰的一部记录汉灵帝、汉献帝两朝逸闻趣事的书籍。虽然这本书并不能被准确的定性为史书，不过其中关于袁术夺得传国玉玺的记载却被后世所接受，尤其是在范晔的《后汉书》中，完全接受了《山阳公载记》中的这种观点。我们先来看一下《山阳公载记》和《后汉书》中关于这件事情的记载：

《山阳公载记》：“袁术将僣号，闻坚得传国玺，乃拘坚夫人而夺之”

《后汉书袁术传》：“又闻孙坚得传国玺，遂拘坚妻夺之”。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后汉书袁术传》和《山阳公载记》中的这段记载基本相同。大概就是说，袁术听说了孙坚得到传国玉玺的消息后，就派人将孙坚的夫人吴氏抓了起来，以此来要挟孙坚，好让他交出传国玉玺。

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按着《三国志》中孙坚传和周瑜传中的说法，孙坚兴义兵讨伐董卓的时候，孙策和母亲以及家人为了躲避战乱，已经搬家到了舒县。袁术应该并没有机会抓住孙坚的妻子、孙策的母亲吴氏。所以个人猜想，袁术的这种“遂拘坚妻”的行为，应该是属于一种还在计划中的行为并没有具体实施，或者是恐吓般的行为，并不是真的就将孙坚的妻子抓了起来。袁术只不过是有这种想法，并进行了舆论上的宣扬，以此来威慑孙坚，促使其交出传国玉玺。

不过，不管袁术抓没抓孙坚的妻子吴氏，孙坚应该都会讲传国玉玺交给袁术，最终孙坚也的确是将传国玉玺交给了袁术。对于当时的孙坚来说，传国玉玺不具有任何的意义，留在身边只能是祸患无穷。

所以，既然孙坚早在去世以前就已经将传国玉玺交给了袁术，那么当孙策向袁术借兵东渡的时候，也就不可能存在以传国玉玺为质当的这种做法了。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玉玺。

可是，既然孙策手上没有传国玉玺，也就不可能出现以传国玉玺为质的事情，那么孙策又是如何说服袁术借给自己兵马的呢？自诩精明的袁术这一次为什么偏偏就做出了纵虎归山的事情来呢？他当时的脑回路究竟是怎样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在《三国志》和《后汉书》中均没有任何的记载。不过，在裴松之注释《三国志孙策传》的时候，所引用的《江表传》中的记载或许可以算是具有可能性的标准答案。

据《江表传》记载“策说术云：‘家有旧恩在东，愿助舅讨横江；横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万兵，以佐明使君匡济汉室。’术知其恨，而以刘繇据曲阿，王朗在会稽，谓策未必能定，故许之。”

这段记载的中心很明显就是孙策说服袁术的话和袁术当时允许孙策渡江的真实想法。

也就是说，孙策是从两个方面展开说服袁术的语言策略的。一个就是摆出自己舅舅吴景被刘繇迫逐的事实，另一个就是能够为袁术招募来三万兵马的诱饵。当时的袁术四处用兵，的确是非常的需要兵源。不过只凭这些还不足以让袁术动心。

真正让袁术动心的应该是可以借此摆脱自己所处的两难境地。

朝廷任命的扬州刺史刘繇，在曲阿和丹阳郡的军事存在，等于是在自己与江东之间建立了一道屏障，基本算是切断了自己与江东的联系。

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显然是威胁到了自己的后方。可是当时袁术正在徐州的东南部与刘备相持，很难抽出过多的兵力去支援惠衢和吴景、孙贲。所以当时孙策的这种提议其实是正中了袁术的下怀，他正在苦于没有人手去支援江东战场。不过，当然，袁术并不是希望孙策能够顺利的平定江东，因为这样会增加孙策脱离自己的风险。他所希望的，应该是孙策能够在江东与刘繇、王朗继续相持不下甚至是继续陷入鏖战，等自己搞定了徐州刘备，再回过头来亲自处理江东的问题。

而且，从这段《江表传》中“术知其恨，而以刘繇据曲阿，王朗在会稽，谓策未必能定，故许之”的记载来看，袁术也的确并不认为孙策会是刘繇和王朗的对手。所以也就答应了孙策东渡的请求。

那么，孙策东渡以后，江东的局势是否如袁术所料想的那样去发展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