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魏晋知识分子的苦闷和挣扎

说道魏晋文化，大家会想到什么？是“清谈”还是“玄学”，我想大家始终绕不开的名字就是“竹林七贤”吧，他们几乎成为后世隐居山林的典范人物，而真实的“竹林七贤”真的没有那么洒脱。

魏正始九年（248年），24岁的嵇康带着家眷从都城洛阳来到河内郡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修武一带）寓居。这本是历史长河中很细微的一次人口流动，却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起到了惊天动地的杠杆作用。此举引发的历史光芒贯穿将近两千年的时空，至今让我们炫目不已。

嵇康（224-263），早年丧父且家庭贫困，通过勤奋刻苦的学习，长大后精通文学、玄学、音乐等，成了当时文坛的领袖之一。史载其“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中国的政治体制喜欢将体制外的青年才俊纳入到体制中来，以免他们成为体制的敌人。曹魏朝廷就喜欢上了表里俱佳的嵇康，有意笼络，嵇康很顺利地迎娶了曹操曾孙女（一说孙女）长乐亭主为妻，成了皇亲国戚，官拜中散大夫，后世人称“嵇中散”。应该说，嵇康对于曹魏是感恩的，但嵇康也并不是政治白痴，当时司马氏与曹氏之间的明争暗斗，很多人已经看在眼里，嵇康身居闲职，无法左右国家命运，他不愿和黑暗政治同流合污，只能自我放逐，把目光投向了山阳——在那里，汉献帝退位后在此渡过余生。不久后，嵇康迎来了第一位朋友。

阮籍（210-263），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名门之后——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这位自幼接受儒家正统教育的精英在步入官场后，感受到了当时政治的黑暗，他逐渐学会了明哲保身和谨言慎行。就在当年，曹爽征召阮籍出任自己的参军，要拉他进入曹氏集团。阮籍不愿意被捆绑在任何派系上，便托病辞官归里，来到了山阳。紧接着，七人中最年长的也来了。

山涛（205-283），河内怀县人（今河南武陟），同嵇康一样出身贫寒，但他没有嵇康的运气，苦读诗书的山涛到了40岁才混了个郡主簿。不过其对当时形势的敏锐度是非常高的，他选择了弃官而去。

当时的三人，嵇康最年轻，但凭借其精深的学问、崇高的声誉和皇亲国戚的光环，成了领袖。不久之后阮籍的亲戚也来了。

阮咸（生卒年不详），名声并不在阮籍之下，和叔叔并称“大小阮”。阮咸为人狂放，不拘礼法，尤其弹得一手好琵琶。后世将阮咸弹得琵琶简称为“阮”，直至今日依然（琵琶其实是从西域传到中原的）。在阮咸之后，又来了两人。

向秀（227-272），山涛同乡，早年对于仕途无兴趣，有隐居之志，恰好碰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当然要来凑热闹了。

刘伶（221-300），沛国（今安徽淮北）人，在后世，这位仁兄的名气是最大的，不过不是其文学作品，而是其酒仙的称号。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酒鬼，最擅长喝酒和品酒，还专门写了篇《酒德颂》谈喝酒的好处。评剧《刘伶醉酒》影响颇大，这也是刘伶在后世成名的原因。

最后来的，是个神童。

王戎（234-305），山东琅琊人（今山东临沂），生于名门琅琊王氏，从小聪慧，学问日益精进，善于清谈。但是这些年长者对于王戎是持保留意见的，王戎太年轻了，他根本对这个世界还不了解。

就这样，山阳城外竹林中的7位常客：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时常聚首，畅饮高谈，醉了就卧倒泉边，醒来继续清谈歌唱，所谓“竹林七贤”。看起来，他们是多么的逍遥快活啊，为何他们还有苦闷和挣扎的情绪在呢？其实他们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很多知识分子的情绪。

首先，他们是现实的逃避者，东汉末年，群雄逐鹿。那是个弱肉强食的年代，这七人虽然多数生于三国时期，但政治的残酷性还是让他们深有感触的。从当时的国籍来讲，他们都是曹魏人，曹魏以“九品中正制”为根本建国，这让很多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而身在政治漩涡中的人也无法摆脱政治的桎梏，他们找不到填平鸿沟的方法，又不愿意继续受到残酷现实的压迫，只能选择了逃避，躲进了竹林。竹林七贤的核心嵇康、阮籍和山涛都是如此。

其次，看似“离经叛道”，其实他们是礼制的恪守者。后人谈起竹林七贤，第一印象往往是他们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做派。人们都说竹林七贤“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的确，这七人的观点虽然不同，争吵也不断，但其核心的思想依然是道家哲学。他们的避世，恰恰是因为现实斗争中，这些强权人物不遵守礼制，让众多知识分子失望而造成的。

这七个人在竹林中饮酒、弹琴、对弈，高谈阔论，谈论的话题涉及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如何对待自然等等。这些问题千百年来，一直困扰着知识分子。竹林七贤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包括逃避残酷的现实、保持纯洁自然的心灵、追求自然的生活等等，也都吸引着后来者，让后来者从中汲取了不少思想资源。不管后世怎样评价，他们的思想直至今日依然有着强大的力量。

不过好景不长，很多人认为七人的分崩离析是因为政治观念不同，这当然是其中原因之一，而更重要的，就是外界政治环境的极大改变。

曹魏正始十年（249年），高平陵之变发生。曹氏集团彻底失败，司马氏成了不可撼动的胜利者。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等人陆续走出林子，当官去了；阮籍的思想还是有入世的儒家的根基的，迫于压力也接受了朝廷的征召。嵇康、向秀等人还经常在竹林中聚会，可光景大不如前了。他们之后怎么样了呢？

其实无论是曹魏政权的实际建立者曹操或是篡汉的曹丕，都有知识分子的一面，他们对这些对政权无碍的人还是比较宽容的，但在后来当权的司马氏看来，知识分子聚群清谈是不可接受的。清谈的话语体系是非官方的，行为是反礼教的，竹林清谈的存在就是对权威的无声反抗，对朝廷的藐视。而且竹林清谈影响力越来越大，瓦解他们势在必行。

首当其冲的就是领袖嵇康，他先是拒绝了已经出仕的山涛请他出仕的好意，还写了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山涛，字巨源），言辞非常激烈，后来又插手了好友吕安的家务事，而被官府收押。最终致死嵇康的实际上是钟会，钟会其人颇具才华，但气量狭小，当初主动结交嵇康，却被无视，因而怀恨在心，对嵇康实施了文字狱。当时有太学生三千人，请求赦免嵇康，愿意拜嵇康为师。可这番好意加速了嵇康的死亡。司马氏怎能让这样的人威胁自己呢？公元263年，嵇康被杀。

“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这是嵇康在《幽愤诗》中的最后几句，可惜他再也没有机会实现自己那点卑微的心愿了。

与嵇康绝交的山涛混得不错，其实有种说法就是嵇康与其绝交是为了保护山涛，而山涛也在老友死后一直照顾着嵇康的儿女，可谓仁至义尽。山涛虽然出身贫寒，但在司马氏上台后得到了重用，因为其姑奶奶的女儿就是司马懿正室、后来的宣穆皇后、司马师和司马昭的生母——张春华，他们之间算是远房的表亲，正是有了这个强大的后盾，山涛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才华，后来他坚定的支持司马炎成为世子，这让他在西晋时期，也备受恩宠。难能可贵的是，山涛始终保持了知识分子的高洁，高寿去世。

七贤中最小的王戎也做了高官，不过他深谙处世之道，明哲保身、阿谀求全是他最拿手的，在西晋时期，跟着奢靡之风，开始大量敛财，最高做到了司徒，在八王之乱中去世。

阮籍在政治上作为不多，在官场中游戏人生，时常喝的酩酊大醉，其他官员视为异类。因为他为司马炎写了劝进书，得到了司马炎的保护，自始至终都善待于他，得到了善终。

向秀一直位居闲职，在曹魏和西晋时期，向秀历任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位不干事，领一份薪水，表明姿态而已。他深知官场黑暗，只能闷声不语。

酒仙刘伶算是死得其所，出仕后做到了建威参军的闲职。后来遭到了罢免，终日以酒为伴，最终酗酒而死。

阮咸后来也入仕为官，不过司马炎认为他酗酒成性，所以不予重用，后来任始平太守，无疾而终。

应该说，嵇康之死不仅终结了“竹林七贤”，也终结了魏晋时期知识分子的命运，这些曾经饱读圣贤之书的人，看到了嵇康的下场，难免会想到自身。于是魏晋时期的文化充斥着靡靡之音，大家空谈成性，娱乐至死。后来中华大地又经历了南北朝的大乱世，连士族门阀都遭到了打击，何况是普通的知识分子呢！

当古代残酷的国家机器打断了知识分子的脊梁的时候，还能指望他们关键时刻为国家和民族挺身而出吗？“竹林七贤”的各自命运也恰恰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