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辅政格局被打破后萧道成两次平定叛乱在建康建立中枢地位

萧道成入朝后经褚渊引荐，迁为右卫将军，得以参决机要。但从军事上看：按《宋书》卷40《百官志下》右卫将军下辖于领军将军，执掌宿卫营兵的武官，承担保卫宫城的任务，卫尉一职执掌宫门卫兵，可以说此时萧道成开始执掌禁卫兵，却并不能做到完全掌控。

萧道成虽然有青徐集团的支持，又可以参与中枢决策，但此时不光有沈攸之和蔡兴宗两位既有一定军事实力又有政治声望的强藩，还有张永、刘勔等军事将领，所以，并不能凸显萧道成的优势。

从政治上看：内朝中褚渊、袁粲出身高门士族，刘秉是刘宋宗室，他们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又有王道隆等人牵制，萧道成刚刚进入内朝，还来不及拉拢收聚人脉，也没有功绩可以凸显能力和地位，能够参决朝事还是经过褚渊援引。

所以，萧道成在入朝后，个人优势并不明显，还需要提高地位和声望，等待契机，使地位更上一层楼。在明帝安排的辅政格局一步一步被破坏，以及几次宗室叛乱使得军事将领凋零，萧道成得以利用军功契机逐渐成为刘宋政局的核心人物。

一、明帝辅政格局被打破

明帝驾崩之前给年幼的后废帝安排了一个他自己认为相对可靠的顾命大臣集团，分别由朝臣、恩幸、藩镇三部分组成。他们之间形成相互制衡的格局，外藩垂拱、制约内朝，内朝辅政者辅佐天子掌政却无力左右朝廷，内廷恩幸集团制约外藩。这样的三角权力模式构成本足以保幼主无逼迫之虞，但明帝所倚侍的恩幸王道隆等人货赂公行，首先打破了蔡兴宗和沈攸之的制衡之态，使沈攸之势力扩大。

泰豫元年，王道隆鉴于蔡兴宗为人“强正”，不欲蔡兴宗就任荆州刺史，拥兵上游“以兴宗为中书监，更以沈攸之为都督荆、襄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关于其中委曲，《宋书》卷74《沈攸之传》有言，当时巴西李承明叛，执太守张澹，造成地方混乱。

原荆州刺史刘景素被征，蔡兴宗新除荆州刺史，还未到任，仓促之际，直接遣沈攸之行荆州事。沈攸之至荆州时，逢李承明事平，便以沈攸之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镇西将军、荆州刺史。

王道隆等人利用这次机会，先以沈攸之于危机时行荆州事，再正式任命，达到排斥蔡兴宗的目的，破坏了沈攸之与蔡兴宗相制约的格局。而且沈攸之出刺荆州时，“择郢州士马、器仗精者，多以自随。”

到官后，又以讨蛮为由，大肆招兵买马，制造器械船舰，养马至两千余匹，加重赋税，充盈府库，盘剥商旅资财，专断独行，威福由己。荆、郢之间的制衡被打破之后，沈攸之的势力得到了急速壮大。

荆、郢之间制衡被打破，沈攸之在荆州势力扩张与王道隆等恩幸联合，使得明帝辅政布局受到严重破坏，为萧道成的崛起在客观上创造了契机。

二、平定刘休范叛乱

元徽二年，桂阳王刘休范在寻阳起兵，进攻建康。刘休范之反，直接导致了刘宋末年政局的混乱，使得萧道成在平叛中真正崛起，大大提高了其个人声望，内朝辅臣无实际权力的局面打破，即演变为权臣专政的形势。

刘休范，宋文帝第十三子。资质平庸，缺乏才能，明帝晚年大肆诛杀诸弟，刘休范能躲过一劫，全因其为人行事庸劣。刘休范起兵进犯的直接原因是对明帝晚年辅政格局的不满，“休范自谓尊亲莫二，应入为宰辅，既不如志，怨愤颇甚。”不过，在休范举兵之前，朝野就已经对其有反叛之心有所知悉，并能有所防备，“朝廷知其有异志，亦阴为之备。”

所以，面对刘休范的进攻，内朝和外藩都能够同仇敌忾、保持一致。沈攸之派遣部伍东下，接受郢州刺史晋熙王刘燮的节度。虽然荆州军队没有来得及直接参与军事攻讨，但沈攸之的态度立场，对整个战争具有不能忽视的影响。

刘休范举兵之前，想要策反沈攸之，沈攸之拒不受书，并主动遣军主孙同、沈怀奥行军驰下，接受郢州刺史晋熙王刘燮的节度。朝中恩幸王道隆、阮佃夫等掌握实权，亲自干预军事指挥权，造成了战争前期的失利以及领军将军刘勔的死亡。

萧道成在刘勔死后，顺利接管禁卫军的兵权，其个人声望在这场平叛之后大大提高、政治地位也得到迅速上升。恩幸王道隆死于叛军，也给萧道成入主中央决策机构减少了障碍。

再者，萧道成在战争中表现出超于常人的判断力和决断力，如听闻刘休范反，其他人皆无所言，唯有萧道成能冷静分析局势并积极布置军力应对。在新亭、白下等关键地屯兵，又加重兵力防守宫城、东府、石头城。只要做好这些冲突之地的防守，刘休范孤军无援，自然瓦解。借着沈攸之势力的震慑作用和萧道成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通过此战萧道成在内朝树立了权威，史云：“以平南将军萧道成为领军，南兖州刺史，留卫建康，与袁粲、褚渊、刘秉更日入直决事，号为四贵。”萧道成迁中领军，掌握了禁卫兵权，按《宋书》卷40《百官志下》领军将军执掌内军，也就是总领禁卫军，保卫宫城，掌握内朝兵权。

三、平定刘景素叛乱

平定刘休范叛乱，建康中枢局面暂时稳定下来，但苍梧王暴虐行径越发严重，君臣猜忌，由此造成刘景素起兵。苍梧王凶悖日甚，朝臣中一些人倾向于南徐州刺史刘景素。但杨运长、阮佃夫等独揽朝政，恐刘景素得政后，自己失去权力，遂深恨刘景素。

刘景素自知祸已招身，私下与僚属谋议起事，并往来建康结交拉拢才力之士，得到冠军将军黄回、游击将军高道庆、长水校尉郭兰之、羽林监垣袛祖等的回应。他们还打算拉拢萧道成，劝其：“因帝夜出，执帝迎景素，道成不从。”

萧道成此时已经成为刘宋政局的核心人物，开始掌握实权，而且拥立一个年长的帝王对萧道成的利益本身也是一种威胁。在刘景素起兵后，萧道成又担负起平叛责任，平叛胜利，使萧道成的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张。

元徽四年秋七月，刘景素于京口起兵。朝廷派骁骑将军任农夫、领军将军黄回、左军将军李安民等讨平。萧道成知黄回不与自己同道，恐黄回临阵叛敌，加派南豫州刺史段佛荣为督统，使其与李安民共同监视黄回，以防有变。

萧道成自己屯兵玄武湖，使萧赜坐镇东府，布局有条不紊，合理地预防了本生异心的黄回背叛，使平复叛乱的难度降低。刘景素叛乱的平定进一步稳固了萧道成在元徽政局中的主导地位。

在刘休范、刘景素这两场军事政治动乱中，收益最大的是萧道成。前者使得其进一步进入内廷中枢中心，并成为核心人物；后者使得萧道成的军事实力和影响力进一步加强，进一步稳固了其在中央政权决策中的地位。萧道成的地位就在这一次打破和两次平叛的过程中逐步确立。

从萧道成一步步崛起的经过可以看出刘宋皇室内部的自相残杀，给了萧道成崛起的契机。如泰始二年刘彧与刘子勋之间的皇权之争所引发的一系列战争，使得萧道成有了出镇淮阴的机会，从而能够与青徐集团接轨；元徽二年刘休范自寻阳起兵，争夺建康皇权，给了萧道成在中枢核心阶层脱颖而出的机会；元徽四年刘景素殚于被后废帝无辜杀害，于京口起兵事件，给了萧道成确立中枢核心地位的机会。

刘宋皇室内部的三次骨肉相残，一次次削弱皇权根本，更加剧刘宋后期的政局动荡，同时，给萧道成的力量崛起、壮大、稳固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总结

萧道成经营淮阴，成为当时举足轻重的势力，受到中央的猜忌防备。切实而言，萧道成的称帝之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当时军事政治局势驱逼激发的，如宋明帝的猜忌、后废帝的威胁逼迫等。

萧道成之所以能够从众多将领中脱颖而出，主观上是萧道成个人能力突出、善于笼络青徐人物，客观上是明帝与刘子勋争夺皇位之时，并无其他军事力量可以信赖，明帝与萧道成青徐集团的结合是客观因素作用的结果。

最后，明帝成为皇位之争的胜利者，而萧道成也借着这个宝贵契机扩大军事实力和影响力，并取得政治上的极大优势。但随着客观形势发展宋明帝对萧道成防范之心日重，萧道成不得不予以应对，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其帝王之心，如萧道成凭借几次平乱之功，有意识地邀取人心，最终取代刘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