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历史,有一个朝代就不得不提,那就是“商朝”。而说到商朝,在人们的印象中,其朝代的最后一位统治者殷纣王,每个人都觉得他残忍、专制、愚昧等等。几乎所有的贬义词都可以用在他身上,因为他不仅贪图美色和昏庸无道,而且还断送了自己的江山,他就是一个千古罪人。而大家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主要还是从历史文献、小说以及电视剧中得出的结论。殷纣王是中国暴君的典型,这似乎已成千古定案。早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就将他的人品列为下下。
在正史、笔记、戏曲、小说中,随处可见殷纣王荒淫残虐的记载。
如“剖孕妇而观其化”,“杀比干而观其心”,“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读之令人毛骨悚然。近年出现的舞剧《凤鸣岐山》,再现了殷纣王的暴君形象。
在人们眼里,殷纣王的暴君形象,主要表现在骄奢淫逸和无情凶残两个方面。他造酒池肉林,筑豪华宫殿,大肆挥霍;他宠幸狐狸精妲己,夜夜笙歌,荒废朝政;他残暴无情,擅杀大臣,用“炮烙”之刑。因而搞得天怒人怨,诸侯造反。牧野一战,全军溃败。殷纣王最后众叛亲离,落得个在摘星楼自焚。
实际上殷纣王又是怎样的呢?在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尚书》中,有一篇周武王伐纣的誓师词叫《牧誓》,那里面列举了殷纣王的三条罪状:
1.听信妇人之言;
2.对祭祀这样的大事不闻不问;
3.对自己的族人亲戚不加重用,反而对那些周边获罪逃亡过来的人予以重任,扰乱了商朝的政治。
这第一条罪状,恐怕就是宠爱妲己了。在《封神演义》里把妲己描写成一个狐狸精,把纣王迷得神魂颠倒,不理朝政,还害死了一批大臣,最后被姜子牙斩首。今天,如果反过来看,妲己肯定是商朝的第一美人,她不但迷倒了殷纣王,而且迷倒了一批大臣。不然,那些大臣怎么尽往后宫里跑?就连道行高深莫测的云中子,也想看看妲己究竟有多美。
殷纣王不但被迷住了,而且还言听计从。那些大臣心里不平衡了,我们这些朝廷栋梁还比不过你这小狐狸精啊?他们因妒生恨,就编出一些妖魔鬼怪要祸害国家的谎言,说自从妲己来了,宫廷的上空总是妖雾弥漫,非要置妲己于死地不可。他们一个个地来兴师问罪,咄咄逼人,最后连退了休的老丞相商容也被他们硬拉回来了。面对大臣们的这种咄咄逼人的阵势,妲己尽想出一些坏主意,让纣王去残害这帮大臣。纣王这样荒淫残暴,这些大臣就天天说他是暴君,并鼓动诸侯造反。诸侯巴不得有这么个机会,实现自己的野心。特别是那个西岐的周文王,秘密训练军队那么多年,就等这个时刻的到来。纣王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在大臣和诸侯们的围攻下,最后的结局只有失败。
殷纣王的第二条罪状,是说他对那些纲常礼义全然不顾,也不相信那些神仙鬼怪,只相信人的力量。这就犯了大忌。古代的人们大多生活在梦里,君主靠梦来愚弄百姓,百姓靠梦来安慰自己。而在人类的童年时代这个梦就更加强烈,几乎每个人都在梦里蒙着一层面纱。殷纣王想撕开这层面纱谈何容易?君王要杀人可以,要挥霍可以,要胡作非为也可以,唯独不能撕破这层面纱。你要撕破这层面纱,上上下下的统治者就会向你扑来。他们的命都可以不要,但这层面纱却要保住。殷纣王逆大势而行,失败是必然的。偏偏那时黄河发大水,沿岸百姓的家园被毁。诸侯们更认为是纣王得罪了上天和神灵。于是,各地诸侯借着天意这个晃子来联合征讨殷纣王。
殷纣王的第三条罪状,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夏朝以来实行“家天下”。君王一家的人,封侯的封侯,进爵的进爵,没有一个闲着的。纣王竟然不重用自己家的内亲,却重用别国逃亡来的罪犯。纣王怎么会糊涂到这个地步?其实,只要仔细想想那时的罪犯是一些怎样的罪犯,就明白纣王的意图何在了。在奴隶社会,奴隶就等于罪犯,他们是没有人身自由的。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他们永远也没有翻身的机会。那些“胸中有丘壑”的奴隶是不甘心做一辈子奴隶的,于是想尽一切办法逃出去,而且还要逃出本国,因为在本国被抓回来就要被割鼻断腿。奴隶主日夜派人看着,想逃出来也决非易事。所以,能逃到别的国家去的奴隶,在智慧、胆略、毅力上都有些过人之处。这些人一旦被重用,便能发出十二分的光和热。殷纣王看中这些人的才能,才予以重任。而那些王室的贵族,殷纣王当然要把他们搁置在一边。这就触怒了那些王亲贵族,他们不但没有得到权力,有时还要受那些原本是奴隶的官员所掣肘。《牧誓》里说的“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指的就是这些从逃犯提拔起来的官员秉公执法,惩治贪赃枉法之徒。那时候的“百姓”指的是达官贵族,平民是连姓也没有的。
不过,在一片骂倒声中,偶而也会听到一两声异音。两千余年前,孔子的学生子贡曾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也许是受到先哲的启示,清人崔述认为纣的罪状只有五条。近人顾颉刚更撰《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指出现在传说的纣恶是层累积叠地发展的,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顾颉刚为此作了详尽的考证,人们由此了解到,妲己的形象,原来得自西汉末年刘向的《列女传》,纣王淫暴,原来出于《封神演义》等小说的艺术加工。于是,传说中的殷纣形象遭到了不小的冲击波。
确实,要为殷纣王翻案,谈何容易,然仍有人愿作一尝试。开始,翻案者是小心翼翼的,认为纣很有才能,在历史上是个值得肯定的人物。你看,《史记·殷本纪》中纣的形象——“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俨然是奴隶主中的英杰。纣曾平定东夷,开拓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促进北方文化向南方的传播,对古代中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发展有一定功劳。
有人提出为纣王彻底翻案,说他对中国社会发展有过重大贡献,其地位在武丁、周武王之上。暴君的帽子是敌对派强加给他的,所谓罪恶的记载,多出于“寓言十九”的战国及以后人们的尽情夸大。有人还认为,要正确评价纣王,应当依据《尚书》,而《尚书》中所提出的六条罪状无一属实,乃周人为达到宣传目的所进行的人身攻击。所谓酗酒,无非殷人本好酒,而纣酒量或许特别大些。所谓不用贵戚旧臣,是以纣王兄微子启为首的反对派,因丧权失势而强加于纣王头上。所谓登用小人,是提拔奴隶小臣为大夫卿相,这正是进步措施。所谓听信妇言,其实是少见多怪。商朝女性活跃,纣王妇可能是与武丁时代的妇好一样的杰出人物。所谓不留心祭祀,乃弥天大谎,出土卜辞证明,帝乙(纣父)、帝辛(纣)时期的祀典最为完备。那么,商朝何以亡于纣?有人认为,殷商覆灭主要有四条原因:(1)殷王族内部爆发了大分裂。帝乙把王位传给了次子纣而不传给长子微子启,朝廷遂分二派。微子启一派不断向纣发起进攻,他们进行了种种卑劣的活动,如造谣中伤、发动内讧、阴谋行刺、卖国求荣,等等;(2)纣王力克东夷后,兵力损耗大半,未及休息训练,即遭意外袭击。(3)大阴谋家周武王乘机起兵伐商。这支军队经过长期准备,强悍而有组织,并有杰出领导;(4)牧野一战,俘虏兵临阵倒戈,动摇分子一哄而散。
更有甚者,有人还为纣王戴上了千古英雄的桂冠。因为他平定东夷,开拓东南,用人唯才,重视俘虏,发扬光大传统文化,积极提倡音乐工艺。这些进步措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
难道纣王果真不是暴君?难道史书记载都虚妄不实?人们开始深思,怀疑、辩驳。
多数人认为,纣王罪状确有其事,翻案文章缺乏依据。(1)纣王酗酒不容否定。纣王时奴隶主们酗酒成风,史料确凿,由此可见整个社会的腐败。事实上,武王伐纣,未举纣王酗酒之罪。纣王酗酒资料,见于周公在事后教育康叔和成王的,何必故意夸大纣的罪状呢?这又怎能说成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2)纣王登用小人亦非虚构。翻案者说费仲“善于理财”,以此证明纣王不是登用小人,而是“用人唯才”。但史实呢?费仲好利,接受周人的美女、九驷等大礼,在纣前为周美言,以致周人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了,纣还熟视无睹。因此,费仲之流恰恰是商朝的内奸。(3)“惟妇言是用”,是周武王列举的纣的第一条罪状,绝非毫无根据。据《尚书》,纣所作所为与妇言有关,而翻案者假设纣王妇是巾帼英雄,显然缺乏依据。(4)不用王族而重用四方罪人,加剧了纣统洽集团的内部矛盾,并造成亡国原因之一。显然,多罪逋逃绝非劳动人民,如何视为进步措施?总而言之,有关纣王暴虐的许多材料,见于周人内部文告,以此为鉴,追求长治久安,不能视此为周人宣传材料,而一笔否定。
反对翻案的人还认为,纣王根本未建立煌煌勋业。据古本《竹书纪年》和《后汉书·东夷传》所载,东夷和夏族很早就有联系。征服东夷时代虽不可考,但至迟始于帝乙时期。纣曾重新征服东夷,武王伐商时东夷复叛,周公和伯懋父等又征服过。可见,征服东夷,既非始于纣,亦非终于纣。进一步说,征服东夷具有侵略性质,何能列为一大功劳,因而不能认为纣王征东夷是开了中国大一统的先河。至于说纣王及纣王以后殷牧野之战因奴隶临阵倒戈,最终导致了商朝的覆灭
人对落后的东南区域传播了文化,同样颇费考订。目前,尚无确凿资料证明殷民族及其同盟国曾发生大规模南迁,这一说法在史实上发生了破绽。进一步说,中国的东南区域在当时亦未必极落后。位于山东地带、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的部族及国家,在纣王之前已享有很高的文化。山东、河南的龙山文化,远在史前,不必说了。湖北、安徽的青铜文化,时间相当于殷代,风格迥异于安阳,而工艺水平很高,决非纣伐东夷后开拓出来的。至于赞扬纣王发扬光大了殷人的传统文化,更加不足为据。因为,有关纣作璇宫、倾宫、鹿台、玉床的传说,正说明纣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不能作为功绩。而从“纣好酒淫乐”的记载,得出“纣王对音乐的提倡与创作”的论断,似乎有些穿凿附会。而从“纣有亿兆夷人”这句话,引出纣王“重视俘虏”的结论,似乎也缺乏史实依据。因为这句话源出《尚书·泰誓》,是周武王伐纣时的誓辞。文中的夷,指纣王统治下的商族人民。总而言之,殷王朝灭亡,具有历史必然性,而纣王荒淫残暴,穷兵黩武,加速了它覆灭的进程。
在探讨纣王历史地位时,还引出了“微子启何许人”的问题。有人认为,微子启并非帝乙的长子,纣的长兄,而是朝中元老。其实,朝廷内形成纣和微子启两大派。《尚书·微子》篇记载,微子感到商朝将亡,想脱离王朝而避祸。悲观失望,怎能说是“造谣中伤”?计划归隐,怎能说是“派人投降”?去国无踪,怎能说是“发动内讧”?
在有关殷纣王是否暴君的论战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对立派双方所使用的史料惊人地接近。看来,在新材料未发掘之前,要解决数千年的悬案,只有对当时的社会状况作进一步研究,对史料详加考订,从而作出实事求是而令人信服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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