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小青评《翠微却顾集》丨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职业缘故，笔者特别被书中几位具有编辑人生的中华书局前辈所感动。

“‘二十四史’点校责任编辑第一人”：宋云彬

据《宋云彬日记》（中华书局2016年版），1958年2月，宋云彬拟《编纂〈史记集注〉计划（初稿）》，交当时浙江省委书记江华（28日），并寄友人征求意见（3月4、5日）。正如徐著所言：“正是这份《史记集注》计划，直接促成了宋云彬的进京。”当年7月11日，宋云彬先生的日记：“白（省统战部处长）谓中央统战部有信来，促余赴北京，有愈快愈好之语。问以要我赴北京作何事，则语焉不详，但谓据彼了解，恐系中华书局请参加整理古书工作。”9月13日，宋云彬先生迁京，15日即“赴中华书局看金灿然”，16日“上午七时一刻，赴中华书局上工”。徐俊对《宋云彬日记》及相关史料钩沉与梳理，让我们清晰了解到：“《史记》点校本成稿过程非常复杂，由贺次君初点，顾颉刚复点，宋云彬过录重点，聂崇岐外审，凝聚了四位先生的辛勤劳作和智慧学识。”这其中，徐俊对宋云彬先生的工作，更是着力用笔，提出了“‘二十四史’点校责任编辑第一人”，“我们从档案资料中，顾颉刚先生、王伯祥先生、宋云彬先生日记和书信中，去了解、理解他们所做的工作，宋云彬先生以右派分子的‘戴罪之身’每个月都要写思想汇报，检讨自己、改造自己，上午劈柴炼钢，下午晚上标点《史记》，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史记》的编辑和出版，其思想压力和工作强度可想而知”。《宋云彬日记》中，这样的记载还有很多，如：“下午政治学习。晚照例应学习历史，余仍标点《史记》”（1958年12月10日）、“下午奉陪开会，晚上补作标点《史记》工作”（1958年12月12日）、“星期应休息，但余照常点校《史记》”（1959年1月11日）等。自1959年4月完成《史记》点校后，日记中，又有许多看校样、勘误、点校《后汉书》，以及编辑《晋书》《南齐书》《陈书》《梁书》的记载，1960年5月26日，还写了一篇《关于〈史记〉标点错误的检讨》（见《宋云彬文集》第二卷，313页，中华书局2015年版），最后一条相关日记，是1966年5月5日，“上午照常工作，整理《梁书》校勘记”。此时政治形势日趋紧张，7月间即有《金灿然帮宋云彬搞反攻倒算》《宋云彬休想滑脱》等大字报（1966年8日、13日）。据宋云彬先生孙辈记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年祖父69岁，‘摘帽右派’身份的祖父再次被批判、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身体和精神上所受的摧残，使他几乎崩溃。1966年8月一天的晚上，造反派到家里抄家，将书籍字画撕扯扔得满地，让两位老人跪搓板，冷热水交替冲头，说祖父是‘反动学术权威’、‘大右派’。”（宋京毅、宋京其《永远的怀念》，见《宋云彬日记》附录）《顾颉刚日记》（中华书局2011年版）也有相关记载：“宋云彬五七年定为右派，嗣后任中华书局编辑，未闻其有大过，而此次运动中，局方同人竟将其夫妇褫上下衣，痛打一次。”（1967年2月14日）其实，同年8月，顾颉刚先生也被贴出《把反动史学权威顾颉刚揪出来》大字报，“列诸罪状”，并“戴纸帽”，“拉入游行队伍”（《顾颉刚日记》1966年8月13、22日）。

由宋云彬先生日记，我们可知，自其1958年到中华书局，至1966年被剥夺工作权利，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为“二十四史”点校整理，工作到最后一刻，所以徐俊说：“称之‘二十四史’点校责任编辑第一人，当之无愧。”

“有着传统士大夫理想、修养和文人情怀”的“爱国民主人士、文史学家、编辑家”宋云彬先生，在生命的最后，躺在病榻上，跟家人说：“心中有三扇门紧闭着打不开”，并“带着这三扇打不开的门离开了”（见《永远的怀念》），不免让人唏嘘。

“一位不在编的临时编辑”：王仲闻

2009年，随着一部数十万字的《全宋词审稿笔记》出版，王仲闻先生的名字被大家关注，其对《全宋词》的贡献，由此被更多人所认识，有学者概括到：“细阅《笔记》，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王先生为《全宋词》所作的卓越贡献。这具体体现在对词作的辑补与校正、词人小传的补撰与修改、书稿内容体例的调整与编次等方面。”（潘明福《〈全宋词审稿笔记〉的学术价值》，《文学遗产》2011年第6期）王仲闻、唐圭璋两位先生对学术的执着与交往，为后来人所敬仰，如今已成为学术佳话。《笔记》书末，附有沈玉成先生《自称“宋朝人”的王仲闻先生》和作为《却顾集》开篇的《王仲闻：一位不应该被忘却的学者》，让我们对这位命运多舛的学人，以及其参与《全宋词》修订工作前前后后，有了更多了解，让几近被历史淹没的人，又回到了现实中来。

所幸的是时代在进步，沈玉成先生1986年的文章提出：“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向中华书局诸执事提一个衷心的希望，王仲闻先生的署名当时既经商定，现在拨乱反正已近十年，以后如果重版《全宋词》，应该恢复这历史的真实。”又过了十多年，1999年，《全宋词》简体本出版，这个愿望得以实现。徐俊说：“这次简体本的署名，可以说是还了历史一个真实。”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个“私愿”：“但愿这份凝聚了王仲闻先生学识和劳动的珍贵的审读加工记录有机会整理出版。”徐俊的文章写于1999年，十年后，《全宋词审稿笔记》由中华书局出版。据悉，《王仲闻文存》也在整理之中。纸寿千年，王仲闻先生的名字不再会被遗忘。

“一生作嫁，却安之若素，甘之如饴”：周振甫

与前两位先生不同，周振甫先生二十一岁到开明书店做校对、七十八岁从中华书局退休，几乎一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却顾集》收录有关周先生的文章四篇，“春雨润物细无声”，是徐俊的切身感受，“周先生是一个典型的谦谦君子，不善言辞，但和蔼可亲”。由于作者与周先生有同事和交往经历，文章所记，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往事，除了让人读来十分亲切，更能如同作者一样，感受到前辈“一种内在的职业品格”。

应该感谢徐俊整理这几份“审稿意见”，让钱、周交往，成为当代学术、出版史上珍贵的遗产档案。

读徐俊记录的这几段历史，我们能真切感受到老一辈学者对文化坚守的情结。像宋云彬、王仲闻、周振甫先生等许多老一代编辑、出版人，他们经历过时代风云动荡、政治格局变化、新旧文化碰撞，但无论处兴亡交替之际、命运顺逆之境，都能坦然处之，坚持做着为文化续命的工作，这一切，或许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已根植于他们的内心深处。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