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万年前的阿舍利手斧何以见证早期人类文化交融？

皮洛遗址发现了数量丰富、形态规整、技术成熟的手斧和薄刃斧，是目前在东亚发现的最典型的阿舍利晚期阶段的文化遗存，也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产品，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莫维斯线”论战画上了休止符。

“皮洛遗址发现了数量丰富、形态规整、技术成熟的手斧和薄刃斧，是目前在东亚发现的最典型的阿舍利晚期阶段的文化遗存，也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产品，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莫维斯线’论战画上休止符，串联起东西方阿舍利文化传播带，对认识亚欧大陆东西侧远古人群的迁徙和文化交流具有特殊意义。”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研究室主任、皮洛遗址考古项目执行领队郑喆轩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皮洛遗址的发现，为揭示早期人类征服青藏高原高海拔极端环境的历史过程提供了实物证据。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作为地处青藏高原的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皮洛遗址的发现有何重要意义？

郑喆轩：皮洛遗址是目前青藏高原发现面积最大、遗存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它的发现实现了川西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零的突破。遗址平均海拔3750米，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年代至少在距今13万年以前，如此规模巨大的单体旧石器时代遗址比较罕见。在已发掘的200平方米范围内，已出土上万件石制品，并发现了7个连续的文化层。整体而言，皮洛遗址是一处时空位置特殊、规模宏大、地层保存完好、文化序列清楚、遗物遗迹丰富、技术特色鲜明、多种文化因素叠加的罕见超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皮洛遗址发掘现场。受访者供图

尤为重要的是，皮洛遗址发现了数量丰富、形态规整、技术成熟的手斧和薄刃斧，是目前在东亚发现的最典型的阿舍利晚期阶段的文化遗存，也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产品，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莫维斯线”论战画上了休止符，串联起东西方的阿舍利文化传播带，对认识亚欧大陆东西侧远古人群的迁徙和文化交流具有特殊意义。

皮洛遗址阿舍利工具组合。受访者供图

同时，皮洛遗址完整保留、系统展示了“简单石核石片组合—阿舍利技术体系—小石片石器体系”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过程，也为揭示早期人类征服青藏高原高海拔极端环境的历史过程提供了实物证据。

中新社记者：皮洛遗址发现的完整阿舍利技术遗存何以攻破“莫维斯线”假说？

郑喆轩：“阿舍利”是旧石器文化中的一种技术模式，距今约170万年至10万年间，因最早发现于法国的圣阿舍尔而得名。最典型的阿舍利技术体系主要是手斧、薄刃斧、手镐的组合，其对称性、工整性，以及对精美度的追求和技术的实施，体现出早期人类对技术的认知、掌握甚至审美能力，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标准化加工的重型工具，代表了早期人类进化到直立人时期石器加工制作的最高技术水平。

20世纪40年代，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哈拉姆·莫维斯提出旧大陆旧石器时代早期存在着东、西方两个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区的假说，两个文化区域之间的界线，大致经过印度半岛北部呈西北东南走向，这一界限被称为“莫维斯线”。该假说认为在旧石器时代，该线以西的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是早期人类文化的先进地区，是以阿舍利手斧为代表，能掌握先进工具制造技术的先进文化圈；而位于“莫维斯线”以东的中国等地区，是以制造简单的砍砸器传统为特征的“文化滞后的边缘地区”，缺少手斧等较为精细的石器技术。

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中国及朝鲜半岛所在的东亚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阿舍利遗存，但国际学界有观点认为此类石器只能称作“似阿舍利技术”。而皮洛遗址发现的典型阿舍利遗存填补了该技术体系的关键空白区和缺环，连接起印巴次大陆、中国直至朝鲜半岛的阿舍利文化传播带，对认识远古人群迁徙和文化传播交流具有特殊价值与意义，彻底攻破“莫维斯线”假说。

皮洛遗址采集阿舍利遗存。受访者供图

实际上，旧石器时代的技术无所谓先进落后，早期人类在适应自然的过程中，会选择最适应环境、适合自身的工具使用。不论手斧还是砍砸器，只要能够保障人群的生存、发展、繁衍，就是最适合的工具，区分先进落后本就是伪命题。

中新社记者：皮洛遗址位于海拔3750米的青藏高原，它的发现对研究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历史进程起到了何种关键作用？

郑喆轩：直到前些年，国际学术界还普遍认为人类征服青藏高原是在农业革命后，即约1万年前。因为在此前的认知中，条件恶劣的青藏高原对于生产力相当低下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太具挑战性。近年来，中科院、兰州大学等单位的研究成果将早期人类登上青藏高原的时间向前推进至19万年前左右。

皮洛遗址远景。

目前的发掘成果揭露出皮洛遗址拥有7个连续的文化层，完整保留、系统展示了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过程，包含至少三种不同的石器工业体系，初步光释光测年结果显示，遗址上部地层的年代不晚于距今13万年，首次建立了中国西南地区连贯、具有标志性的旧石器时代特定时段的文化序列。

皮洛遗址地层及部分遗物。中新社发国家文物局供图

此前的研究成果更倾向于认为早期人类在旧石器时代就算能够登上青藏高原，也是一种随机、偶发的情况，不可能长时间生存。皮洛遗址连续文化层的发现则表明早期人类在约十万年的时间里反复在此处活动，这为研究早期人类征服青藏高原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同时，多种不同的石器技术体系汇聚此地，表明早期人类运用了多种方式适应青藏高原的极端环境，他们对自然的认知能力、适应能力和生存策略的灵活程度都超乎以往想象。

中新社记者：皮洛遗址发现的阿舍利技术遗存何以见证早期人类文化交融？

郑喆轩：皮洛遗址出土的简单石核石片组合，和中国华南地区的早期人类关联非常强，所代表的人群可能就是从华南地区登上青藏高原；而对阿舍利技术传播线路的研究表明皮洛遗址的阿舍利技术遗存很可能与印巴次大陆有互动；小石片石器和小型两面器在皮洛遗址的出现，也显示出与中国北方的关联。

皮洛遗址遗物三期变化过程。受访者供图

皮洛遗址所处的青藏高原位于东西方交流的十字路口，上述发现结合其特殊地理位置，可以证明旧石器时代，至少青藏高原东缘，不是一片不毛之地、文化荒漠，而是一个文化交流汇聚之地，人群规模、文化丰富程度、文化交流频率都超出过去人们的认知。

实际上，在旧石器时代，世界无所谓国家、民族，人群迁徙是多向、复杂的，早期人类通过不断迁徙、交流、融合、进化，更好地生存在共同的家园——地球上，也不断推动人类继续发展，才逐渐形成了现在的我们。追溯至几百万年前，人类都是同根同源的，皮洛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受访者简介：

中新社记者王磊摄

郑喆轩，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旧石器研究室主任、皮洛遗址考古项目执行领队，本科和研究生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长期工作于田野考古发掘第一线。